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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4-中国人三书-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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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
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商业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商业本身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将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随便哪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但是，假设它们懂得交换，并且狗群在一个大城市里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特性产生什么样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往往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的情形，与当初完全不同。当然，这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贸易。有句话说得很贴切：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
看看非洲大陆，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当地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带去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能说明，商业并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要比上面的内容丰富得多。在他们看来，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需要西方的科学，需要梅杜斯先生所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当它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之后了，我们的祖先还在丛林中寻找食物，中国人试着烹好过地球上所有可以吃的东西，这样的文明又怎样进行改革呢？文化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它是自私的。就像在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就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对这一现象不加以控制的话，谁能保证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呢？
毫无疑问，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中国需要各种科学来开发它们潜在的资源。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点认识会更加清楚。但是中国的道德状况，就一定能够通过掌握科学就得到改善吗？怎么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呢？与现代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是化学，但是，在中国广泛传播化学知识就能使中国人获得新生吗？难道就不会有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吗？按照中国人的现有性格，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化学药品也没能加以控制，人们能指望过上安全的日子吗？
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是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有人认为，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它的全部需要。他们觉得，美好的新中国的明显标志，就是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讯中枢的电话与电报。
或许这就是张之洞在呈递修铁路的奏折时，脑子里还未成型的想法。在奏折里，他断言铁路将会消除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比如水手的偷盗行为”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到底能否消除道德上的邪恶呢？雇员、老板的诚实就可以通过铁路来得到保证吗？难道我们没有读过《伊利城之章》吗？书中整段的国际铁路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找不到“该负责的人”。物质文明究竟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经过长期协调，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呢？将投票箱引入中国，就能使中国建立共和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吗？如果中国没有创造出西方那样的条件，它就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即不可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这些条件是关于道德的，而不是物质的。
中国人为什么不在内地城市设立“租界”，学习香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经验呢？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变革发生，他们不能忍受“租界”的设立。在过去的近三分之一世纪里，中国人亲眼看到了中国海关实行正规管理的成效，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肯在其他地方实行同样的管理方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道德上，他们对抽税这样的纳税方法难以接受。英国目前的水平也是他们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人格与良心的斗争才实现的。不可能像克虏伯大炮架起来就可以发射一样，中国人是无法立即接受这些，并实行这一切的。
就像裘力斯·凯撒在不列颠登陆或威廉大帝入侵的历史一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培养人格和良心的动力诞生于基督教，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并且，它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它们也会变得日益枝叶繁茂。
让我们听一下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的话吧：“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如同以色列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希腊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现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致使品行反倒成了普通的家常事。因不注重品行，辉煌的希腊在地球上消失了，毕竟人类还是需要品行、沉静、人格……同时，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知识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犹太人非凡的正义。”
想要使中国革新，就必须从根源上寻找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原因。要使其人格净化，就必须在实践中推崇做人的良心，而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整日被囚禁在宫里。正如现代哲学的一位领导者所说的：“铅的本能炼不出金的品行。”公正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东西，中国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1）
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和气度，这就是一种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体现。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都是由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构成的，看似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与其他的国家或民族比起来，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个国家或民族，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所独有的特征。
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也有其自己的民族性，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文弱和保守。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的文弱保守性，早已广为人知，现在加以系统地提出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说。
纵观历史，以事实为基础，中国人的这一民族特征，展现得更加清楚明了。
热爱和平（上）
中国人爱好和平，反对武力，这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恰是中国人文弱的表现。这种品格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下面几点找到答案。
一、中国人在本质上就有文弱性。
二、各朝各代的封建统治思想里，大都是主张和平和睦的。
首先从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和其弟子子贡的一段谈话来分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列出了三个条件，即：足食、足兵、民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财政、军备和人们的信用。子贡又问：如果在这三者当中非得去掉一个时，能去除什么？孔子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军备。子贡追问：若只能留下一个，那财政和信用应当怎样取舍呢？孔子略加思索回答说：去财政。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用第一，财政其次，军备后之，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讲信用，没有信用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但是孔子并不是轻视军备，他自己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并非强调文弱，只是相比之下得出信用第一的结论。
但是孟子等人的思想就向文弱靠近了，不仅主张“仁者无敌”，还讲“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加注释），在他们的观点里，认为“武器无用”，曾处处流露着若施仁义，军备就不值一提的信念。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家大多有轻视军备的倾向，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如此，相对在孔子前后出现的老子、墨子等人极端的和平思想，儒家学说在轻视军备这点上弊端还是较少的。老子“不争”和墨子“兼爱”的主张，都认为军备无用、战争停止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众多，受到这种学说影响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盛行厌恶战争的情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中国人长于利害算计，很早就明白：小到纠纷，大到战争，这些事不但伴随着风险，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由此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尽量避免纠纷和战争。
事实也不尽如此，中国塞外的少数民族就曾打破过这种习惯，且不论其得失，功难补劳却是一种遗憾。对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而言，以利禄怀柔北狄，消弭侵犯北方边境的势力，不与之开战的政策才是利益所在。
可是在这之前的中国人却未必有这样怯懦，尤其是在汉代，竟有“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的说法，兵力的强弱可见一斑。在《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也记载着许多豪杰式的人物：荆轲、聂政、傅介子、段会宗、陈汤、班超等。可是由于算计主义、妥协主义在后世历代的积聚，渐渐消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骨气，最终造就了今天怯懦的中国人。
提起中国人的文弱，简要来说，就是作为一个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团体，也不喜欢诉诸战争。中国人所谓的争斗，多是指口头上的争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在中国的学校、政府机关等群集的场所，一定有“禁止喧哗”的警告牌。其实，中国人做的只是口头上的争斗喧哗，决不会使用武力。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从未见过中国人在一处扭打的场面。即使是非常激烈的争吵，也决不动手。偶尔有一次见有人打架，站在旁边观看，也不由让人急得难以忍受。
中国人的争斗多是动口不动手，很自然也就不喜欢流血战争。中国的“武”字是由“止戈”二字组成的会意字，所以，“武”并非是指使用武器（戈），而是不用武器的意思。《左传》中有“武禁暴戢兵”的句子，《易经》也宣称“神武不杀”，武的精髓正在“不杀”二字，滥施暴力者是不能称之为武的。制止暴力分子滥用武力才是“武”的本意所在。
中国从唐代开始设立武庙。人们把周的军师太公望视为军神，推崇其作为武庙的始祖，就像文庙尊孔子为圣人一样。以后，历代的名将也都被引入、供奉于武庙。然而，北宋的宋太宗参拜武庙时，曾指着秦朝白起的灵位说，这个人坑杀了数十万的降兵，违背了“武”的精神，没有资格供奉在这里，应该将其逐出武庙。宋太宗的话与前面“神武不杀”对照来看，“武”的本意就更加清楚了。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与楚国在泓河附近进行一场交战。宋襄公的部下建议趁楚军渡河时发起进攻，宋襄公未予准许，认为君子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全部登岸，在整队布阵的时候，部下又建议趁机出兵，宋襄公命令按兵不动，说礼仪不可违。待敌军准备就绪，才光明正大地开战，而宋襄公最终战败，自己也身负重伤而丧命。这就是所谓的“宋襄公之仁”，也成了留给后世的一个笑柄。但《公羊传》里讲到“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可见当时对宋襄公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纵然战败也不失礼仪的君子。
在中国的文学里，崇尚武力的作品也是很少的。与其相反，厌恶兵役、诉说征战之苦的作品却相当的多。早在《诗经》中就有提到，后世的诗文中这一倾向愈加明显。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2）
东汉的陈琳曾作《饮马长城窟行》诗写道：
生儿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唐代大诗人杜甫《兵车行》这样描述：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因为在长年战乱中，男子不得不服兵役，所以人们不希望生养男子而想要女子，以免于受劳役之苦。另一方面来看，认为生养男子反倒不如生养女子更好些，就很直接地表达了人们计较利害的思想。
杜甫在《兵车行》中也描写了出征士兵与家人惜别的场景：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在我看来，牵衣扯袖、撕心裂肺般的哭泣不是太没骨气了吗？
唐代王翰的《凉州词》曰：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中虽颇有洒脱之气，但对于出征的军人应有的心态来说，还相差太远。李白的《战城商》、李华的《吊古战场》，诗文中表现的也都是对战争的厌恶、痛恨。
古人诗中表现战乱之苦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新丰折臂翁》。这首诗叙述的是一位居住在新丰的断了右臂的老人的故事。老人在24岁的时候，被征派到云南服兵役，出于对战争的憎恨，也为了免除兵役之苦，在途中趁夜深时自己将右臂折断，成为了不具备服役条件的人，被放还故乡。而今老人已80岁了，断臂虽经常疼痛，甚至痛得彻夜难眠，可看到昔日被征往云南的人，没有一个人再回来，都成了异域的孤魂，他乡的野鬼，断臂老人感叹自己的一生，也算是相当幸福了。
此臂折来六十年，……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
这首乐府诗虽然是为了劝诫统治者慎耀边功而作，不也太过激了吗？事实上，白居易所记之事，决不是虚构的，而确有其事。在正史里有明确的记载，从隋末到唐代战乱年间，当时的青年将折伤自己的手足，称之为福手、福足，以此逃避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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