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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4-中国人三书-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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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不愿意服兵役，视当兵是件丢脸的事，不得不说是这种风气的沿袭。
举例来说，在唐代，当时军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一家人中若有个当兵的，别人不用说，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会看不起他。热衷于文官科举考试的人很多，而对军人武举考试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
唐代的兵役制度与日本的很相似，用来守卫京城的士兵都是从地方上挑选出来的，称为“卫士”或“侍官”。可是在当时，人们争吵恶言相加时，便骂对方是“侍官”。其意义基本相当于日本称为“贱民”或者“隐亡”（火葬场焚尸工）之类的人。可见中国当时军人的地位，低下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如果认为军人的地位低下的状况仅限于唐代，那就错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共有的现象。中国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好的铁不会打成钉，有用的人决不应入伍当兵。还有类似的一句话是“铁到了钉，人到了兵”，是说人当了兵就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了。由此推断，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视士兵如同乞丐。
军人被视为那样卑下的职业，在这样的中国社会中，出现勇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翻开历史史书，又记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事实到底是怎样呢？
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开始征伐高丽。当时领兵的是有名的大将李勣，据说唐太宗也亲临辽东，以督三军，对高丽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没用多长时间，李勣率领的大军就攻下了辽东许多城池，即将兵临高丽都城平壤。在这时，大军碰到一处坚固无比的要塞——安市城，此城是前往平壤的必经之地之一，现位于奉天省盖平县的东北处。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3）
唐太宗知此情况后，对李勣说，我听说安市城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而且守城的将领智谋非凡，孙子兵法所说的“城有所不攻”，这座城池就在此列吧。如果我们发兵直接攻打此城，恐怕对于最重要的平壤城的攻破不利。李勣对唐太宗所言不以为然，认为要是因为安市城难以攻下，就放任不顾，军威将会大受损伤。但是若攻下了这个要塞，那么我军将士气大振、所向披靡，所以，他主张一定要先把安市拿下。
唐太宗虽然心里有所顾虑，但是碍于李勣作为统帅的威严，还是点头同意了：“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就这样，攻陷安市的责任全部落在了李勣身上。李率领军队接连不断地向安市发起了猛攻，但天不遂人愿，大将李勣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也没能攻下此城。天气转冷开始下雪，由于战事旷日持久，粮食也匮乏起来，唐朝大军只好放弃攻城，凄惨地撤退回国。
说起唐太宗，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三代以后的明君。但是安市的失败，虽然责任不在于他，却给他一生赫赫战功带来了污点。反对唐太宗的建议，力主攻打安市城的李勣难辞其咎。
李勣作为一个将领，就要明白自己言责、职责的重大，认识到这点，他要做的就只能是竭尽全力攻下安市，绝无后路。即使最终没有成功，那么，他也应该醒悟到该一死谢罪。而不是为免死罪，在极力争辩说“吾不关焉”，得以度过余生。李勣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很难让人恭维。
天正十五年（1587年），日本的丰臣秀吉攻伐九州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当时敌对方丰前的秋月种宝的军队得到岛津方面的帮助，得以固守在岩石城内，静待丰臣秀吉的进攻。
岩石城是有名的险要之地，守城的将领熊谷越中又是一员猛将，考虑到这种情况，丰臣秀吉决定不攻此城，而计划让蒲生氏乡领兵监控牵制岩石城守军，自己则带兵前进。
听了丰臣秀吉的计划后，蒲生氏乡强烈反对，坚决请求攻下岩石城。丰臣秀吉并没有轻易应允他的请求，在蒲生氏乡再三强求下，丰臣秀吉才勉强答应了。于是，蒲生氏乡抱着不攻下此城就切腹自杀的决心，向坚固的岩石城发起了勇猛的攻势，仅在一天之内就取得了胜利。丰臣秀吉的军威也因此大振，很快就平定了九州。
安市城和岩石城的情况或者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攻城时如果李勣抱着和蒲生氏乡一样的决心，或许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这是毋庸怀疑的。虽然大唐将军李勣的名望远在日本武士蒲生氏乡之上，但是在看重自己责任这一点上，却是远远不及的。
热爱和平（下）
中国人一般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以兵役为苦，厌恶战争。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灿烂的文明，自古以华夏自居，将四周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示他们未加教化，并加以排斥，虽然如此，但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决不对他们以兵力相加。中国人对蛮夷的大原则就是“辉德不观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当然不可否认，这一原则有理想化的倾向，但是实施起来的效果是很令人怀疑的。
中国北方的塞外民族，不从事农耕生产，以掠夺杀戮为业，被视为野蛮的民族。不管中国是多么热爱和平，他们都毫不留情地以武力相加。像殷代的獯鬻，周代的猃狁，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的突厥、回纥，宋时的契丹、女真、蒙古等都是如此。
但是，对于这些北狄的侵略，中国人并不愿以武力相抵抗。虽然有时也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付他们，但更多的时候是赠以金帛讨他们的欢心，用来缓和其掠夺的势头，这是历代当权者惯用的策略。1911年秋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在讨伐满清的战斗檄文中，有着如此愤慨的措辞：“汉人实耕，满奴食之。汉人实织，满奴衣之。”
这种情况并不只限于清朝。中国自古以来就被北狄认为是宝藏金库。南北朝末期的突厥王——他钵可汗就曾经说过：“但使我在南两儿（北齐及北周）常孝，何忧于贫。”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北狄的君主都有着他钵可汗这样的用心，那就是以武力的方式胁迫汉人，进奉金帛以享荣华富贵。
当然，中国也曾有征伐北狄的豪杰式帝王出现，像秦始皇、汉武帝。但是在民间，人们却对他们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批判他们使用武力，任意发动侵略战争。同样，在国内人们也不太欢迎在异域建功归来的军人们。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4）
在西汉的时候，一位名叫陈汤的西域副校尉，袭击并且杀死了匈奴的郅支单于，这无疑除去了汉朝的一大心病，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汉朝天子知道后，欲加赏于他。但是，当时有名的儒者丞相匡衡却认为，陈汤的这种做法违背了用兵先制，没有经过天子的许可就擅自行动（当时陈汤远在西域，遇到紧急情况，做事不可能全都等天子许可）。如果赏赐他，那么以后就会有许多人以此为榜样争相效仿，如此以来，塞外的祸事定会不断。最终陈汤没有得到任何犒赏。虽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陈汤尽管建立如此大的功勋，其晚年还是陷入了悲凉的境地。
还有一个例子，唐玄宗在位时，有一位叫赫灵筌的大将军。当时突厥可汗默啜称雄塞北，经常入侵唐朝的领地，赫灵筌杀了默啜，取了他的首级，并将默啜的首级献给朝廷，以期自己的功劳能得到奖赏。但是当时的宰相宋壕却认为，如果为此给赫灵筌以厚赏，恐怕将来会在年少气盛的天子面前夸耀自己的边功，权衡之后，就没有犒赏其功。赫灵筌听说后，心中十分的不平和失望，过于伤心痛哭导致吐血而亡。
中国人具有的文弱的特点，很早就为国外人知道。曾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曾说过：“蛮子（中国南方人）如果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种族，他们会很轻易地征服全世界。但是各位也不用杞人忧天，事实上，这些南中国人只是精明的商人，伶俐的工匠，而一点也不具备当兵打仗的资格。”另外，清朝初期曾在中国传教的西班牙人纳波雷托也说：“中国人善于做学问、经商、制作精美的古董，却不会打仗。”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黄祸论”——即黄种人渐渐会压倒白种人的论调（这种说法从甲午战争前开始，到日俄战争后进一步流行，到现在依然是世界的一大问题），其实是很没有根据的。当然，所谓的“黄祸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相当复杂。但是如果“黄祸论”就只限于战争方面，而且“黄祸论”的主人公又仅限于中国人的话，这种观点毋庸置疑是荒诞不经的。
在过去的1500年的历史中，确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亚洲人曾经入侵欧洲，给白人带来沉重的压迫。这些历史有：公元五世纪匈奴侵入欧洲，十三世纪蒙古人侵入欧洲，十五世纪土耳其也开始向欧洲入侵。但是不能将这些野蛮的塞外民族与文弱的中国人一视同仁，那是完全错误的。
纵观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曾经与许多国家交过战，如果再加上义和团事件，中国几乎和世界上所有的强国都交过手。但是对中国而言，这些战争中有许多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和角度来看，这些战争都是诸国列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
1907年，在荷兰召开了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讨论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是否要先通知对方这个问题时，出席会议的中国委员讲道：发动战争之前先告诉对方，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应战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中国，从来没有交战的意思，但总是被诸国强迫加入战争。不仅如此，今后我国也不打算轻易地应战，即使是接到了别国发动战争的通告。对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也应该制订必要的规定和程序。
中国委员的话一说完，引来满场的哄笑。这些话虽然是可笑，但是他所说的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然而他们并不好战。比起那些强悍好战的民族来，他们的个性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当今社会是民族竞争、武力征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很容易沦为时代的牺牲品。
尤其是曾受过列强欺辱的中国人，如果仍然保持其文弱之风，而且若这种文弱又不是以高远的理想为基点，再不加以改变，其前途实在令人堪忧。所以，中国人的文弱气质，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一大阻碍。
《东洋史说苑》崇尚祖先（1）
崇尚祖先（上）
中国人不仅具有文弱的特点，而且还有保守性。中国人保守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点分析出来。
一、中国人天生的气质就有保守性。
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其灿烂文化就远远高于四周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向来就以本国的文明自负，认为自己的文明是独有的，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并且去尽力维持、保存这种文明。可以说这种习惯造成了中国人的保守。
三、儒教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思想就是尚古保守的。
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先王的著述者、古代的讴歌者。他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一味保守的人，在好古的同时也不忘当前，“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后来的儒者，大多走进了思想保守的囚笼。如儒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七篇中，满是保守尚古的味道。他讲：“尊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中国的各种学说都或多或少有着保守主义的倾向，并不只限于儒教。“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这是庄子对当时学者状态的评说。虽然不是在责难儒家的保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作为最有势力的一个学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思想一直笼罩着中国人。
造成中国人保守性的原因或者不止于此，这里就不再做详细阐述，现在回到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上来，即分析研究中国人的保守及其影响。
在西晋武帝时，都城设在洛阳，靠近黄河，居住在河北的百姓前往洛阳，不仅不方便也有危险，他们必须在孟津渡口横渡黄河，但是黄河水流湍急，渡船常常被打翻。这时候，有一个叫杜预的名士向武帝献策：可以在黄河上用船搭建一座舟桥来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听后，征询大臣们对这个办法的意见，但大臣们说：“殷周所都，历代圣贤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以古代圣贤从没有架舟桥渡黄河为由表示反对。杜预弃群臣的意见于不顾，做了古代圣贤也没有做过的事，在黄河上架起一座舟桥，造福了一方百姓，也显示出了他的果敢与智慧。
在西汉孝武帝时，曾一度饱受匈奴屡屡侵扰之苦。当时有个叫延年的齐人，他上书孝武帝，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策略：将黄河水道北移，让它从中国和匈奴的边界流入东海，这样一来可以使中国免受水灾，二来匈奴不善于水战，也可以防止他们的入侵。但是，即使像孝武帝这样豪杰式的人物，也脱离不了尊古保守的思想：“（黄）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做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意思是说，圣人大禹所定的黄河水道，我们不能轻易地更改。延年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这不是主要的，而是这种不被采用的理由实在是很可笑。
孝武帝之后大约一百年的孝成帝时代，为了防范黄河水泛滥，有人提出修筑堤防的议案，但很快被搁置了下来，因为“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防堤壅塞之文”这样的说法占了上风。这里的经义是指《书经·禹贡》篇“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之文。虽然治水患的关键是在于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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