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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愉悦-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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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冤枉父亲，他从没带过女人到棚子里来，事实上，也不会有哪个女人沾他的边。可他总是个男人啊，渐渐地，在我们小小的年纪，也知道了一些男人的事……大姐后来劳教三年，跟着我又出事，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说不清，我也不想去说了……
这些女子的婚姻关系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无幸福可言，有的不正统，有的没得到正式许可。奚兰那曾坐过牢的丈夫最后同她离了婚。晓晓还没到合法结婚的年龄，就住到男朋友家去了（家里的活都是她干），怀孕后做了人流，眼看着男朋友找了别的女人，最后将她赶出家门。大秀让妹妹小秀分享她的丈夫，后来她母亲介绍她卖淫，那男人就起诉离婚，这样他可以正式娶小秀。淑红把积蓄和贞操都给了一个没能耐的赌徒，甚至为他去偷窃，因此坐了牢。后来她开了服装店，生意虽然还可以，但觉得感情空虚，终于在一个女介绍人的诱使下，开始卖淫赚钱。阿屏卖淫至16岁后，洗手不干，跟了个泥瓦匠，后来又跟了另一个泥瓦匠，后来的那个给前面的500元了结（都是不领结婚证的）。喜妹的丈夫因病丢了工作，又不能种地，她便同一连串男人睡觉，换回钱和东西。她丈夫不愿意了，她便想打离婚；奇怪的是，虽然他俩根本没有领过结婚证，当地政府却不准他们离婚。后来他看到这样挺来钱，也就当了“叉杆”（靠妓女卖淫收入生活），甚至还出面同嫖客谈价钱。一个个故事中层层堆砌着这样的细节，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地段在很大程度上一派混沌，法制和道德规范根本管不到那里。
第十章 改革者性描写和色情想像（2）
然而，官方一旦来管，也不见得总是什么好事。曾经做过卖淫女的吴明洗手后开了个饭馆，但没有卫生许可证。她提着烟酒水果去见管发卫生许可证的干部孔某，孔感到兴趣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她进贡的东西。只要他要，她便同他睡觉，就这样她可以不受干扰地经营饭馆，只是他仍然不肯给她发许可证，也许是为了保证能继续占有她。当她发现不但个体老板和做生意的喜欢性，就连国家干部也不例外的时候，便决定去找税务局的头头，但还没来得及找，就因先前卖淫事发被抓了。孔企图阻止她被捕，气急败坏地给她带信，警告她不准暴露他俩的关系，并说如她定罪判刑，他一定会给她补偿经济损失。吴明进来后不知那姓孔的怎样了，但庞瑞垠的叙述明白无误地说明，贪官们是经常享用妓女性服务的嫖客。他采访的好几个人都自称我们“这号人”，入了另册的还不是做官的想把她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庞瑞垠的作品中，娼妓是政治混乱、个人悲剧、经济动荡以及不稳定的、往往很腐败的官场的受害者。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救赎：妓女和自己的子女的关系。被关押的好几个女人都表示后悔，说自己没有给孩子做好样子，现在不能天天见到孩子心里很难过。庞瑞垠以吴明母子见面的令人心碎的场面结束了她的故事。喜妹则因做了母亲而高兴，当她生下孩子后，“像每一个做母亲的，她感到难以言喻的欢欣和满足。”庞的意思是，这些女人与她们的孩子之间的“天然”感情联系有可能使她们脱离受害的境地。相信家庭纽带具有救赎的力量，这同过去的年代里改革者的提法是一致的：从“希望之门”的志士到50年代的共产党，都提倡通过家庭拯救妓女。庞瑞垠在他的叙述中穿插了不少高调的文绉绉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希望。他说，正如维纳斯在漫长的岁月中从色情女神转化为邪恶精神、最后转化为爱神一样，卖淫业最后也会变的。但是，小报却不同。小报像报告文学一样兼有新闻报道和虚构文学的特征，但小报文章的作者却没有说教的口气。小报文字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例如，法制报在讲述同罪犯斗争的说教故事时，塞进了侵犯和报复的血腥描写；学院和政府办的出版社拼命想赚钱，也印行绘声绘色描写卖淫嫖娼和暗中卖淫行业的书籍。因此，我们很想下断语说，出版社是什么好卖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性及其载体女人被商品化了。然而，承认色情文字有经济意义，却也引发了有关色情经济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什么类型的写卖淫嫖娼问题的作品有色情吸引力？这些故事怎样吸引人？下面的分析主要取自商欣仁在1993年以通俗杂志开本发表的《来自扫黄前线的报告》。这是个厚实的例子，典型地代表了刚出现的“小报”品种如何把握通行的露骨描写的限度，并偶尔又会超出限度。商欣仁使用的是“色情”或“黄色”出版物一词（pornography），但我很少在本书的讨论中使用，即便用，也只限于中文中出现该词的情况。虽然在希腊语中，pornography的本意是“写妓女的作品”，但是中文里的几个对应的词，如“黄色”、“淫书”等，却并不含有这层意思（其实现代英语中pornography也没有这层意思）。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制售“黄色”物品和卖淫嫖娼同属“六害”，而“黄色”的含义仍很模糊，就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也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一样。（斯图尔特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看到的时候会认出它来。”）但是，我们毕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谈问题。在中国，表现性欲和性行为的书文、图片和物品等大多已被编码为“外国”的（通常指西方的）东西，而且与中国前途的讨论密不可分，它们关系到中国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应向外部世界吸收什么的问题。政府斥之为“淫秽”物品的，通常是非法制售的西方和香港的录像带，私下流传的描写性行为的书籍，还有一些在西方归入“色情作品”类（erotica）或甚至是“艺术”类而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的书刊物品，当然这些是否遭禁要视具体的政治时机而定。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中，“黄色”物品的范围扩大了，指一切包含露骨的性描写的东西，而不一定要和外国有什么关系；但同时，性描写的容许度仍不断受到强烈的质疑，而现代性论辩的调门高低对性描写的讨论有很大影响。例如，1993年末，围绕着贾平凹那部粗制滥造的小说《废都》，中国的文学界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小说的中年男主人公有一长串的床上女伴（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妓女）。政府禁了此书，但却反而使它在越来越管不住的文学市场上销量见涨。在北美，有许多问题带动了关于色情出版物的争论，使之跌宕起伏或令人感到困惑，诸如权力、欲念、社会性别定位问题，又如色情艺术还是淫秽品，平淡无奇的性行为还是受虐施虐的性行为、针对女性的暴行、性幻想与行动的关系等等。但是，有关《废都》的争论以及其他的争论并未触及这些争端。其他问题，例如在中国十分重要的书报审查制度，也因中国不曾经历过第一修正案那样的辩论，所以其操作环境也迥然不同。考虑到北美和中国的语境差异甚大，值得专门作比较研究，故在分析有关娼妓问题的文本时，为谨慎起见，还是不采用不严格的或常识性意义上的“色情”（或“淫秽”）一词为好。不管怎样，正如下面的讨论所指出的，卖淫嫖娼题材的通俗读物一般都不含有露骨的性描写。从叙事结构看，通俗故事都有一定的套路。如商欣仁的标题所示，通俗出版物起的名字往往就表明其遵纪守法、同罪恶势不两立的立场；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插入表态性言论，如走向现代化、建设国家、加强法制等等。商欣仁那篇《来自打击卖淫嫖娼前线的实录》开头一段就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社会的丑恶现象——卖淫嫖娼也从国门外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腐化着“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体魄。在结尾的段落中，他引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关于打击卖淫嫖娼的声明，并号召全民动员起来，更好地加强法制。这类书的结语提供了应怎样读书内故事的语境，至少说明决意在公众领域扫除黄毒的政府官员希望人们怎样看待这些故事。商欣仁在故事的开头结尾加上警世劝善的话，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样人家就不能指责他打着扫黄的旗号贩黄毒了。然而夹在一头一尾之间的故事，却通过详细描述对妓女的施暴行为传达出另一种警世意味。商欣仁在开始时简短地讲了三则故事。某县城关的杨小姐有非同寻常的旺盛性欲（作者有时说这是生理上的超常，有时说是心理或精神的疾病），后来为满足性欲当了娼妓。有一次，她嫌某嫖客不“过瘾”，发了几句牢骚，没想他“乘着酒性，竟将半斤装的酒瓶塞入其下体，顿时血流如注”。她经手术处理后，被收容管教，丈夫也同她离了婚。接着是一个姓魏的女人的故事。一天夜里，两个男人将她丢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后逃逸。魏公开地、毫不知耻地“操卖皮肉”，竟对朋友说一年之内要挣10万元。一天夜里，她遇到的两个“性虐狂”，坚持要对她“前后夹攻”，她禁不住加价的诱惑就答应了，结果“肛门撕裂、鲜血殷殷”。第三个故事讲一个姓邱的上海无业女子，因长相平平，做妓女后拉不到什么客人。别的妓女告诉她应“扬长避短”。于是她“敲掉了本就残缺不全的门牙，专门为某些出高价寻求变态享受的男人进行特殊服务”，甚至得了性病、“尖锐湿疣长在了嘴角上”，仍继续接客。
第十章 改革者性描写和色情想像（3）
这些故事中没有性行为本身的露骨描写，而是直白地写出性行为造成的损害，前两例是性虐待，后一例是性病的传播。杨被写成腐化堕落的女人，因为她的性欲太强，旺盛的性要求又导致她的惨剧。魏被写成腐化堕落的女人，因为她要钱不要脸，最后落得悲惨下场。邱则没等嫖客伤害她就先敲掉了自己的门牙，于是读者看到了一个丑陋的、令人厌恶的妖婆，她极其活跃地从事性工作，用她那张染了性病的嘴巴无情地吸吮着毫无警觉的男人的精力。这些故事吸引读者不是因为唤起了愉悦之情，而是因为描写了女人支离破碎的身体：女人的肉体被亵渎、被冒犯了（三个故事讲了三种伤残的口子），尽管她们本身在做着亵渎、冒犯行为规范的事情。第三个故事中还含有对中国男子颇为明显的警告意味：如果沉迷于花钱买性，那他们的活力很可能被抽干、被毒化。商欣仁在开头时讲到了打开国门后的情况，现在回过去看看那段话很有意义。这不只是装门面、应付书报检查的话。这段文章还突出了一条已经守不住疆土的疆界：
大开国门，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行动。但西方社会的丑恶现象——卖淫嫖娼也从国门外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已被消灭的性病又重新渗进人们的生活。沉渣残孽的泛起，给人们的正常生活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传统的美德从这里开始沦丧、堕落。
商欣仁的文字制造出肉体受侵扰和国界受侵扰两者之间的共振效应。外国的东西通过非正规途径进来了，带来了痛苦和疾病；被破门而入者（女人、国家）却被欲望迷了眼，心甘情愿地合作共谋，让自己受到侵犯。同时，女人也被表现为危险的形象，女人威胁到男人/国家的肌体完整和生命力。包装在浓缩形式中的（tabloid［通俗小报］原本的意思就是浓缩的东西）是一帖双重配制：妓女/国家作为受到（西方）侵害的受害者；妓女作为男性/国家的危害者。双重的忧虑通过在文字层面调度妓女的身体得以表达。放在开头的这几则小故事显然为了刺激、撩拨、警告读者（或许还能让在报摊上随便翻看的路人心动，买下这本书）。但接下去商欣仁就不再提作为受害者的女人了，而专讲第二种情形，即男人（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受到性堕落女人的腐蚀、污染和欺骗。如果女人成了暴力的牺牲品，那也是自找的。下面的故事中，男人的情形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成了软弱可欺的人，没一个精明能干的。其中有民国时期阿木林故事的老调重弹：一些以前没有嫖过的男人，不懂得找妓女有哪些规矩。姓牟的到了舞厅，出了好多洋相后才明白了“操作程序和规矩”：客人必须先到柜台付10元介绍费，才能挑中意的服务员伴舞；下舞池后，必须给10元，女的才同男的贴胸跳舞，照此一个个10元加上去，她才逐步升级，从贴脸、贴腹到贴胯。经理告诉牟，如果合乎手续，想要另外的服务，女人是愿意的；事实上，没有生意的服务员还找经理闹，因为不赚外快的话，她们干一个晚上还不够买一杯咖啡。看来，从民国到现在，舞厅业没有多少变化，但是作者并没有多说服务员的低报酬。她们的经济需要不是主要的，要害在于她们自愿卖淫。
第十章 改革者性描写和色情想像（4）
除了缺乏嫖娼经验的土包子，另一类经常出现的男性形象是受到骚扰的、正派的政府官员或企业的管理人员。这种人在为现代化而工作，或者在捍卫国家的纯洁，但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受到了妓女的滋扰。一个工厂的厂长带着助手到沿海某地谈生意，妓女整夜打电话进来，还自己上门，拿了他们的烟就抽，还声称她们的服务很便宜，厂长给闹得一夜不得睡觉，第二天只能换旅馆。还有一位纪委书记赵某到南方某市出差，走进了一家发廊，洗完头被叫到后面去冲洗，没想到洗头小姐居然抚摸起他来，还问他要不要“特殊服务”。赵猛然觉悟，原来这地方不是发廊，他当即双手捂住羞处，正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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