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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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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自洋务运动至五四之后，曾大量译介了西
方文化作品，特别是五四前后介绍的西方思想学说，对当时的社会曾发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上看，这些西方文化的引进主要执行的是近
代化过程的“文化启蒙”的功能。这种启蒙，既有价值意义，又有认识
意义，就是既打击了旧的意识形态、传播了新的价值观念，又使国人得
以了解近代西方社会的结构与面貌。
五十年代之后，大量人力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取得了
相当的成绩，中文世界有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作品。但另一方面，
研究与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工作却受到了相当限制。受意识形态的影
响，研究译介的重点是前马克思主义文化，即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有关而
为其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而到了文革意识形态极左化的时代，西方学术的译介几乎完全停止。在
改革开放前的30 年，现代（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的介绍、研究所受影响
最大，因为，在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西
方文化传统的反叛，而且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发展，从而，马克
思以后的现代西方文化多被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表现，其价
值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批判的素材。
当文革结束的时候，不仅以前西方文化的译作因打上“资”、“修”
的字号已久违于世，连“内部参考，仅供批判”的资料也难得一见。与
现代西方哲学的接触已中断了几十年，学界对它们没有研究，图书馆几
乎找不到可研究的材料，更不用说对晚近的西方学术思潮作出介绍和评
述。青年一代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现代西方社
会发展状况和面貌的了解一片空白。而学者本身的理论准备和素养不
足，旧的意识形态染就的批判模式及心态尚未改变。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起的时候，学术界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走向隔绝已久的世界的。从那样
一个基础到15 年后今天的学术状况（尽管中间历经种种曲折），变化之
大之快，有目共睹。
中国大陆15 年来的发展是以“改革”、“开放”为其口号和象征的。
“改革”比较适用于人为设计的制度变迁，而“开放”更适合于文化要
素的引进。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政府的政策主导和制约之下，经济体系
的制度变革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引进，正好构成了15 年来社会文化发展的
主要行程。
随着1978 年正规高等教育的全面恢复，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了
《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现代外国哲学》等集刊，
出版了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1980），开始组织
和陆续出版《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八卷），内容包括从古希腊到二
十世纪中叶的九十多位哲学家。高等院校出版了几部欧洲哲学史和现代
西方哲学史的教材。八十年代初作论文的研究生，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
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领域，学术研究开始全面恢复。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
代初在西方哲学领域发表的论文、著作、译作的数量的增长和变化，可
参看附表。
八十年代初与西方哲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可以举出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古典哲学研究的复兴首当其冲。
一方面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决定将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三百
余种分辑汇印，在资料上大大缓和了研究的需要，仅1981 年和1982 年
两年便印出100 种，其中哲学类占30 种。另一方面，在后文革时代的理
论中出现了“回到康德”的提法。这意味着，文革的失败是起于对马克
思的误解，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就须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始。而回到康
德又必然意味着回到整个西方近代文化。
其次，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即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始
跃动。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介研究与前苏联及东欧
哲学的交流为开始，对“异化”理论及东欧注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颇盛一时，除了呼应同一时期的政治改革要求外，也为以后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准备了基础。
复次，与回到康德和重视早年马克思两个潮流同时，科学主义思潮
昂军突起。前两个潮流在基点上，都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通过
重新理解和诠释，转换传统的意识形态。而在后文革时代最早迎来的“科
学的春天”覆盖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地位的肯定下，“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由自然科学的理论而被自觉地哲学化，以
科学的姿态抨击既有的陈旧哲学体系。虽然三论的倡导者也仍然以“发
展、补充马克思主义”为保护，但对僵硬的教条主义确实形成了有力的
挑战；三论所提供的一整套概念框架，对“喜新厌旧”的青年学者尤有
吸引力。它所带动的科学主义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了八十年
代前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
应当指出，以上所说的思潮的发生，虽然是以西方文化的研究为其
表现方式，但其根源，都来自于文革失败后的全社会的反思，而不是这
些西方文化自身所独立推动的。1978 年的实践讨论，是完全发自中国大
陆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范围内的一种理论活动，但
它对“解放思想”、促进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它的出现，乃
是文革结束后全体人民对那一段历史进行反思的一部分。正是在反思文
革、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之下，伤痕文学普遍出现，透过以往文化记忆中
的人道主义资料，以文学的笔法开展了对专制政治压抑人性的批判。因
此，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上人们对既有的文化模式提出的异议，还不是
由于接受了新的西方文化资料所引发，而是根源于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经
验。
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上，西方文化资料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所起的
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伤痕文学所借助的资料主要来自以往的欧
洲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和俄国文学传统的人道主义，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
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则显示出，这一时期思想理论界对既有意识形态提出
的改革要求已开始利用新的外来文化资料，只是囿于时代的限制和学者
自己的理论准备，在当时只能利用与马克思主义有亲缘关系的资源，它
们既与当时学者的理论结构相接近，合法性也较多。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思潮，不是当时体制结构变动的直
接反映，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刚刚在少部分地区开始，还不可能对文化
思潮有任何影响。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和上述文化思潮的
发生，都是直接根源于“文革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全民对摆脱由这种失
败造成的悲剧和困境的渴望。而如果就当时的文化思潮来看，这些思潮
的指向，都不是直接针对社会结构的总体变革，毋宁是直接或间接呼唤
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意识形态的改良。应当指出，新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
正统意识形态的挑战最强，其主要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而
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家。然而，这种努力，即批判现行政治体制和
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转向，引起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
管的强烈反击，最终被遏止。事实上，在改革的初期便企图以文化的力
量消解既有政治体制或急速转换意识形态，既无可能，也不合理。经验
表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调动和配置，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在
市场尚未发育的情况下，过早地促进政治转型，不一定有利。
二
当新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强调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遭到阻滞的时侯，科学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科
学主义思潮反映为对三论、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分析哲学、逻
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分析的浓厚兴趣，科学方法论的话语大举入侵人
文社会科学，脱胎于各种科学理论的模式被急切地运用于从历史到文学
的领域。另一方面，波普的证伪说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普里高津的耗
散学说引起了广泛注意，对传统的真理观和封闭的理论体系造成了挑
战。
科学主义的流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科学
性”的观念，以至任何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承认包括马克思主义自己
在内的一切哲学都必将随着科学的重大发现而改变。“科学”与“实践”
甚至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用来清除极左派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和价值基础。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比较僵硬的意识形态控制之
下，“科学性”为上述种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具体形态都提供了某种合法
性。事实上，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来对既有的教条主义体系提出异议
在当时确实是最方便又最合法的方式。
如果说“科学”精神的张扬在七十年代末是与当时政治上所谓“拨
乱反正”相配合的话，那么，从八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科学主义
已明显区别于正统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潮。知识界的知识分子
把科学主义思潮看成是寻求新的思想发展的重要出路和批评僵化的意识
形态的重要方式。应运而生的“走向未来”丛书不仅是这一科学主义思
潮的产物，而且是它的代表，对推进这一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学术思潮与一般的在社会发生影响的文化思潮分别来看，前
述三种思潮主要是在学术界或是在知识界产生影响，而就一般社会文化
思潮来看，存在主义及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文学及
青年大学生中颇有影响。这显然是由于存在主义关注的自由、价值、选
择对心灵敏感的文学青年特别契合，而尼采对传统的反叛也很适合青年
厌恶、反抗传统的心理。社会文化思潮的启蒙意义与学术思潮有所不同，
学术思潮更多的是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所形成的潮流，不一定能在社会
各个层面保持影响，而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则不一定能反映学
术的正确理解，但反映了某种价值心态的普遍变化。而启蒙就其意义而
言，既包括政治意识的进步，也包括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在改革的过
程中，它所需要的启蒙不仅应有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意识，而且为
了改变在单一计划体制与国有产权下人的被动性，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
个人、主体、自由的内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价值。
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无论在西方文化或中国文化方面都已开始编辑大
部头的丛书，但“走向未来”仍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丛书现象”的滥觞。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及商务持续不断地出版的单本
西方文化译作）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对西方学术
研究的推动很大，但未造成一种文化思潮。而“走向未来”一开始就设
计为以大学生为对象，挟“科学”之余威，以促进边缘学科发展为口号，
采用编译的形式，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开了风气。对青年学者和大学
生影响甚大，开始造就了一股文化思潮。
如果以1985 年作为“文化热”的开始标志，大陆有关非马克思主义
的西方文化的研究因文化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可以说发生了后文
革时代以来包括西方文化研究在内的学术思潮的第一次转向。这个转向
简言之，即从“科学”精神向“文化”意识的转向，也就是从科学主义
向人文主义的转向。1985 年，北京一些学院知识分子成立了“文化：中
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1986 年，藉北京三联书店独立经营之
机，一举向社会推出大型“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者
收入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后者收入篇幅较小的
名著及有代表性的二手介绍著作。在短短2 年间，即出版了上百种西方
文化的译作，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十分巨大，有力地推动了以文化比较
和文化反思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如果不是后来的突发事件使得“文
化：中国与世界”的译著文库出版停止，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将有
更大的贡献）。
与“走向未来”的科学主义背景明显不同的是，“文化：中国与世
界”是人文精神取向的，这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西方学术引进的方向，
而且在更深意义上代表了两种对“现代性”的了解。事实上，从“科学”
到“文化”的转向，几乎可以说是有必然性的。三论在后文革早期对既
有哲学体系的挑战，主要是在所谓“辩证法”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领域，
后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也主要在消解独断论、倡扬多元开放的真理观
方面发挥作用，而科学主义在本体、价值、终极关怀乃至历史传统、文
化建构方面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化”一辞以
其对人生、历史、社会、文化的巨大涵盖力，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无
所不在的精灵，取得了超前的影响力。它完全改变了科学主义思潮影响
之下人文研究“一直无家可归的状态”，为人文研究夺回了自己的阵地，
甘阳的话颇有代表性：“确实，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必须把自然科学的
认识供在哲学祭坛的中央？自然科学认识的这种地位是‘合法’的吗？
哲学尤其是认识论主要地甚至唯一地只是研究数理科学知识的性质与条
件，这种预设前提本身受到过‘批判’的考察吗？它又能经受得起严肃
的‘批判’吗？”当然，这种集中在现代西方学术的人文精神的养成，
非一朝一夕之功，是自八十年代初大批青年学者在老一辈指点之下潜心
投入的结果。
在“文化：中国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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