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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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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朝一夕之功，是自八十年代初大批青年学者在老一辈指点之下潜心
投入的结果。
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示范下，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一股西方
学术翻译的大潮，在哲学、宗教、文化人类学、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
主义、社会科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以及在“当代学
术”、“西方学术”、“现代文化”等不同名义下的丛书和译丛遍地开
花。其中比较大型的有“二十世纪文库”，译著的出版亦已近百种。与
“文化：中国与世界”不同，其他各种丛书、译丛在1989 年之后仍然继
续到九十年代。这些翻译的质量当然参差不齐，但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所起的和所可能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仅
从西方学术的研究来说，西方哲学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各个时期、
流派、人物、思潮现在多已有人专门研究，与八十年代以前，已不可同
日而语。
三
马克思曾指出，当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即生产
组织的结构与类型，发生变化之后，立基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
文化、宗教等的随之变化也就产生了。这一观点若转换成社会学语言来
了解，就是社会制度的变迁最终会导致或必然决定伴随着文化观念或价
值的变迁。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制
度结构与文化思潮间的关联与互动非机械地、单向地由社会制度一方来
决定，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变迁的发生也可以是因文化观念所带动或文化
思潮的变化所引起，包括外来文化思想的激发所引起。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般被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的起点。此后
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八十年代为第一期，九十年代以后（严格说
从1992 年起）为第二期。第一期是后文革时代现代化工程的启动期，第
二期为运行期。文化活动的重点，与第一期相对应的是“动员”，其性
质为启蒙；与第二期相对应的是“操作”，其性质为建设。这两个时期
的不同特点是和各个时期的制度结构及文化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
于这个原因，我们在九十年代，迎来了学术思潮的第二次转向，即从“人
文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移。
如果说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取代了“科学”的主宰地位，英美的
科学主义思潮让位给了欧陆的人文思潮的话，九十年代对西方文化的研
究热点，却由欧陆的人文学悄悄地转向了英美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思想。
本来，在从马克思回向德国古典哲学时，一直沿着理性主义的路子走，
这一方面是因为欧陆的古典哲学在大陆的研究向有基础，另一方面，欧
陆古典的思辩的深刻性对出身哲学的人有莫大吸引力，从这样一个路子
下延，便到了胡塞尔、海德格。职此之故，八十年代的西方文化研究中，
现象学、存在主义最为显学。但进入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西方思想的学
者发现，崇尚革命的意识形态，谋求总体解决的思想方向，改变人性的
乐观看法，乃至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无不与欧陆理性主义思想有关。
而另一方面，英美的经验主义路子，不求总体解决，注重经验性的归纳
和积累，尽量消解意识形态的兴奋，寻求改良，在市民社会上下功夫，
以及个人主义的归趋，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境况。于是就有了扬弃法国
式的“民主与科学”、提倡英美的“自由与秩序”的提法，对洛克与马
克思的区别、哈耶克对卢梭的批判的重视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迅速向实学——社会科学
倾斜，开始形成一种学术的思潮。本来，“二十世纪文库”便与“文化：
中国与世界”不同，主要以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为主，加上“走向
未来”本来也有向社会科学发展的意图，又由于八十年代中期一度兴起
的“韦伯热”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方面已经有了基础，
因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学术思潮，与以前不同，不再是以大量翻译为
推进形式，而是以研究成果（论文）为表现。与八十年代相同的是，学
术思潮的推动和形成，一定要学术形式（如丛书或刊物）与学术团体相
结合。在八十年代，丛书峰起，而其所以只有“未来”与“文化”推动
了思潮的形成（不论是文化思潮还是学术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
两者都有一个知识精英的群体作为基础。从这一点说，九十年代这一正
在发展的学术思潮，可举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作为代表，该刊的宗
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注
重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把相当的力量投向与中国现代化实
际运作过程相关的问题研究。它的问题取向与对规范的强调，也显示出
从“启蒙”到“建设”的转变。
四
总起来说，文化引进的活动，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式。
15 年来文化思潮的大多“事件性”的发展都是知识分子为了参与改革、
推进改革，以文化的形式所发动的。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
中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基本如此。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缓慢地进
行，它本身还不能在短期内影响文化思潮，文化思潮多是知识分子利用
外来文化资源进行的主动活动，用以推进政治、经济的改革。这种以呼
唤改革和批判传统为内容的文化运动及文化思潮，其性质不能不是以启
蒙为特征的为改革服务的文化动员。然而，社会结构的变化达到一定程
度后，会以各种方式对文化思潮发生影响，九十年代的变化一方面与89
事件后的历史条件有关，启蒙的呼喊自身也必须深入为具体的研究，更
主要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不可逆转，使得政治或意
识形态戏剧性地剧变的可能性日益减小，日益壮大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的
变化，不再要求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运动为其鸣锣开道，它所要求的是
更多地对操作层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发达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各部门，将
在中国现代化的巨大经验过程中被移植和试用，哲学和人文的研究将回
到自己的学术领地或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其批判的功能。
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行程看，文化思潮与社会存在是有密
切关联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化思潮是与当时政治体系和意识
形态的改革要求相呼应的；八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深入需要一种更加广泛
的社会动员，而不是初期的政治呐喊，于是有了文化热的大潮；九十年
代以后的改革的争论更多是在运行和操作方面，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应
运而行。另一方面，15 年来，文化思潮的兴起，与社会的关联方式逐渐
变化，早期的文化思潮，与政治运作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从当时的新马
思潮贴近政治中心领域可见一斑，以后的文化思潮，其发起和指向与政
治拉开了距离，九十年代的文化思潮更是落脚在社会，而不着眼于国家、
党、意识形态了。
以上讨论表明，在文化思潮与社会变迁中，西方文化的引进和研究，
其主要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是：呼应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求，解放人的主体
意识，促进消解僵硬的教条的意识形态，养育适应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念，
推进学术研究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从而参与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因
此，1979 年以来的文化思潮，既不是同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反映，
也不是以特定的社会结构变迁为直接指向。中国经济改革是当代社会发
展与社会变迁的主体部分，而1979 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大成果，
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地方乡镇企业，它们的出现和发展都不是西方
文化引进的产物，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的压力
下，又在一定的政策允许的空间之内所作的创造性调适。受西方文化影
响最大的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念，在这两个方面，八十年代的
西方文化研究发挥了相当大的启蒙力量。
西方文化是一个自在之物，它对中国的影响除了与其自身的结构有
关，更与引起它的主体的理解和传播有关。西方文化的内容除了积极面
之外，当然也有消极面，特别是其商业文化中的金钱崇拜，感性放纵，
暴力渲染以及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都有明显的消极性。西方学术当然
与这些东西不同，但与引进主体相关的思想传播实践，也必须注意结合
特殊历史脉络下的具体实际。象传统西方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认定不发
达国家必须把价值观、行为规范、心理状态、精神信仰的转变作为现代
化的最重要前提，把西方文化与迟发展国家的传统价值和文化截然对
立，无分析、无限定地宣扬激进和浪漫的文化主张，从而也有可能在一
定时期激起各种关系的紧张，加速社会价值的解体，不利于后现代化国
家的现代化进程。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总的发展是向西方文化接近，虽然还不就是“西
方化”。在工业制造、组织合理化、城市化、贸易自由化以及其他的技
术方面，中国显然是以外在的标准为轨范，不断地去接近。这些东西虽
然在西方发展起来，但是并非西方传统文化或西方性的产物，而是对人
类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正如电视、汽车、电脑无西方性，
而只是现代文化产品一样。科学、教育、甚至税收、司法也是如此。而
在精神文化方面，特别是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和传统的中国，不可能全
盘西方化，而必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寻求根于自己传统的创造性发
展。
最后应说明，本文所述文化思潮，着重在与西方文化研究有关的文
化思潮，而且着重这些思潮与当时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这完全不排斥
各个时期的思潮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及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这些思潮
之形成与一些个人的独特因素有关系。而且，每一时期可能有一个以上
的思潮平行发展，或交错发展。本文的主要基点是，文化思潮的发生有
“因”有“缘”，为了把握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文化思潮演进的线索，
应区分一文化思潮由以发生的根源和条件，以便在整体上把握社会文化
发展的脉络。
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
张志扬
上篇读书笔记
一、康德《答何谓启蒙？》1784年
1783 年9 月号《柏林月刊》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鼓吹由政府证婚
的“民事婚姻”。同年12 月，一位叫策尔纳的牧师著文反驳，题为《继
续以宗教认可婚姻，不恰当吗？》，当然以国家利益为由，替教会证婚
的“宗教婚姻”辩护，并且反对“以启蒙之名”惑乱人心。他还专为“启
蒙”（Aufklarung）概念加了一个注释，在注释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挑衅
意味的问题：“何谓启蒙？这个问题几乎象‘何谓真理’一样重要，在
有人开始启蒙之前，诚然应当加以答复。然而，我从未发现有人提出答
复。”＇1＇
这位牧师够狠的，在启蒙时代质问启蒙，尤其在德国，不啻对德国
的深思精神以“当头棒喝”，虽不师出有名，却也歪打正着。于是，在
当时德国引发了一场有关启蒙的大争辩。
次年即1784 年12 月，康德出场，写了一篇《答何谓启蒙？》
（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aufklarung？）。
要点。
1。何谓启蒙。
“启蒙”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
“不成熟状态”，是指无他人的引导便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种
无能。
“自己招致”，是指不成熟状态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
于缺乏不靠他人的指导去使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换句话说，不成熟状
态多半是自己的懒惰和胆怯造成的。
因此，启蒙箴言：“敢于明智，”＇2＇即大胆地使用你自己的知性。
2。启蒙的蒙之结构。
自己对自己的关系。绝大多数人（包括全体女性），都习惯于（A）
用学者的书本代替我拥有智力、（B）用牧师的布道代替我拥有良心、（C）。。
用医生的防治代替我取舍食物、等等，无论真、善、美，都需在别人给
与的既定的框架中获得认同的安全感，害怕自己独立思考跨出大家共识
的界限而进入未定论的冒险。所以，懒惰和胆怯成为习性，又是对不从
众而危及安全的恐惧。
自己对他者的关系。就在自己对自己应承担的无理性能力启用知性
的不成熟状态中，习惯引进了他人对自己的权利关系，或者是知识成为
权力，或者是意志，即便是上帝的通过教会和牧师的善良意志也一样对
自己构成取代或剥夺的权利关系。这时，有一个形象赫然在前，决不可
能排除或遗忘在启蒙之外，那就是，监护者，即作为个人和个人组成国
家的监护者。
至于这二者的关系，康德不去追究因果以免陷入循环，而是采取了
“契约”论证法，即权衡利害，旨在说服监护人放弃偏见与独裁。提倡
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以利自己和他人摆脱不成熟状态。
3。如何启蒙。
启蒙需要自由，这里所谓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
切事物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人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永远是自
由的，而且只有它才能实现人的启蒙。
理性自由有两种：
A。理性的公开运用（康德把它叫做“高度的公民自由”）如学者通
过自己的著作在全体读者面前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敢于坚持真理，接
受鉴别与批判，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态度。立足于纯粹理性的先验综合
判断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当然在世俗生活的限度内。
B。理性的私自运用（康德把它叫做“低度的公民自由”）如个人处
在社会所委托、派定的职位上，必须按其规则行事，克尽职守地运用理
性。
后者虽然是对自己的限制，但却是社会生活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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