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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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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过去人们强调的多是户籍等制度因素。但实际上，仅仅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从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姑且不论，仅就工资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差距。作为流动人口的打工者在专门属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对于其农村的生活来说是可观的，但对于以相当于农村人均六倍收入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流动打工者的收入无论如何无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用。2003年国家六部门联合制订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2003~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6~201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名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这是我国截至目前最大的农民工培训计划。提高打工者的技能和素质对于打破城市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边界非常重要，但要收到实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博弈》 第三部分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2）
政治基本稳定，是冒点风险解决社会矛盾的好时机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同时，整个政治是基本稳定的。现在，人们一讲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往往就说存在什么样的危机，并习惯性地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没有分析的做法。其实目前的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主要源于利益分化和分化了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很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相对有限。在中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矛盾主要通过治安恶化、犯罪增加的方式来体现。可以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看到，政治稳定的基本机制在开始形成。现在政府掌握的资源，积累的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精英的联盟，还有底层的碎片化，都使得这个社会在政治上趋于相对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来说，这正好是冒点风险解决社会矛盾的好时机。
2004年，有关方面在探索有效处理利益冲突事件上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9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新亭在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决不允许动用专政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政法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从事执法活动，严禁参与催粮、催款、集资、征收提留、追缴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等活动。对超越法定职责以外的任何指令，政法干警一律不得执行。不论是谁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后果严重的，还要追究有关地方和部门领导的责任《法制日报》 2001年9月13日。。一种新的共识开始在逐步形成：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冲突，需要新的方式。
应当说，在2004年几个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上，一种新的模式隐约在出现。以2004年夏天发生的银川出租车事件和对汉源事件的第二次处理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因素。
第一，对群众利益要求的正面回应。在最近几年间，这种模式在开始逐步形成。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到了2004年，有关的探索继续在稳步进行。在银川的出租车停运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正面回应的做法。
第二，对利益冲突的正确定位。利益冲突是一种理性化冲突。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冲突，目标是有限的，一般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银川出租车事件中，我们看到银川市政府一直没有将事件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没有把出租车司机反对某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具体规定等同于反对政府，没有将出租车停运的集体事件上纲到扰乱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上来。对于事件本身的这种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了基调。
第三，妥协是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银川出租车事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事件。利益冲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决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往往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谈判应当成为解决冲突的常规化形式。
第四，认错与依法惩处的组合化处理方式。在银川市政府处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一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这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至少是由下面三点构成的。第一，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第二，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了冲突。第三，在冲突中，出现了拦截、袭击仍在运营的出租车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警方抓获闹事嫌疑人员127人，依法处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个事件方式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因为它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深化改革，走向2005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深化改革，走向2005（1）
深化改革，走向2005
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社会
2005年将是促进和谐社会建立的关键一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现实性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绝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大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作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业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同时需要改变目前保富不保贫的社保模式）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消解社会矛盾任重道远
在最近几年中，社会矛盾突出集中在下述几个焦点问题上：征地与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与贫富差距、腐败以及农民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需要有一些基本判断。
有一些问题是相对明确的。比如失业问题。近两三年，是中国失业问题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现在，以“老失业群体”为主体的失业现象，已经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的问题则开始凸现出来。这里所说的“老失业群体”，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由于“减员增效”式的国有企业改革高潮已过，由此造成的失业下岗现象也在最近的一两年达到峰值，目前的问题是由下岗向失业的并轨。尽管失业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但大多是由下岗转化而来。对这部分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的问题（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会越来越突出。而“新失业群体”就是原来人们所说的待业青年。在一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后者的三倍。而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我国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后，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都在1000万人以上。有专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我国新增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而没有能实现就业的，就会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这也是今后若干年中对中国就业最严峻的挑战。此外，“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和贫富悬殊问题，大致也比较确定。“三农”问题虽然仍然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途径，但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的政策有利于使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得以缓解。对于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虽然在不断加大，一些反腐防腐的措施也在制定中，但腐败现象的根本性遏制，仍然路途遥远。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会得以持续。
《博弈》 第三部分深化改革，走向2005（2）
另外的一些问题则显得晦暗不明。其中最突出的是失地农民问题。在最近几年中，因拆迁和征地引起的利益冲突和上访事件明显增加。到2003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达6000多个，开发区的用地面积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面积的总和，其中绝大多数是违规修建。2004年，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土地治理整顿力度和拆迁的规范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暂停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暂停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暂停修改涉及土地利用的各类规划。“三个暂停”被普遍认为是冻结了土地审批。此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用以防止反弹。经过治理整顿，2004年7月国土资源部宣布，圈地之风终于大体上被遏制。但在土地问题上，隐患仍在。第一，目前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主要是行政性的，有关的法治并不健全。特别是在实践中，有法不依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二，层层消解土地管理制度的动力仍在。在一些地方，即使是已经处理的案子，只要不是空置的，最后基本上都可以依法补办用地手续。所谓“补票上车”。第三，过去几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造成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在其补偿金花完之后，其生计问题会浮现出来。而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大体类似。尽管2003年和2004年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不错的效果，但起作用的主要是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有关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现象很可能卷土重来。而拆迁（包括水库移民）造成的后遗症，将会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彻底解决。
在各种社会矛盾中处于明显凸现状态的，就是劳资关系和劳工权益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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