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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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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社会矛盾中处于明显凸现状态的，就是劳资关系和劳工权益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基本确立、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主要组成部分之后，劳资关系势必凸现出来。近些年来，由此种关系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但规范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基本付诸阙如。因此可以说，如何解决新背景下的劳资关系，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均衡机制的基础是表达和博弈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在2004年，关于国企改制以及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由资本发动的足球革命的发生，劳资冲突的频繁发生，昭示着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开始形成。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上。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烦，但结果是使利益格局进一步失衡，并为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全国总工会表示，针对那些不建工会的“钉子户”，全总可能采取以下措施：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职工上下合作，对不建工会的企业情况建立名单档案；依法通过上级工会派员帮助企业组建工会；与劳动行政部门合作，对企业提出异议；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组织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劳务工加入工会的通知》明确要求“凡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从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务工，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目标是：“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为此，通知还提出了六大措施。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企业工资支付信用制度、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支付报告制度、欠薪保障制度等，杜绝拖欠工资现象的产生；建议在各类企业广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全国总工会还建议修改刑法，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2005年有望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而即使是很有限的突破，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建立容纳利益机制的制度安排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因此，应当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形成这样的一种能力，则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但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为它包括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大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如前所述，在最近的几年中，社会中的利益矛盾明显增加，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我们跨过这个坎儿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因此，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关上利益表达的大门，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2005年，在建立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关系上有可能会迈出有限而扎实的一步。这不仅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且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果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如果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
如果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
随着一年一度高考的结束和高校新生入学时间的来临，农村孩子入学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话题虽然是老话题，但在最近几年中，一些新的因素的出现，还是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几个有关的报道是值得注意的。
报道一：“在今年的高考中，有463万中国农村考生步入高考考场，为跳出‘农门’而拼搏。”报道说，农村的孩子比城市孩子更渴望能考上大学，因为考上大学就再不是农民了，就为进入城市打下基础。如果考不上大学，几乎没有什么退路，干农活没力气，出去打工没技术。高考，对于孩子来说，只能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应该说，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考试就是一种改变自己生存处境的制度化途径。就这一点来说，今天与过去的几千年没有本质的差别。也正因为如此，与其他的文明相比，传统中国是一种流动性较大，结构也并不十分僵硬的社会。不同的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即使考试不中，也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的含义。而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和城市几乎是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能否通过高考实现社会流动，实际上意味着你将生活在哪个时代，这是个人命运的一种抉择。
然而，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让人产生担忧的。据前几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占176％，比1990年减少41％。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占163％，比1991年减少25％。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大学生占223％，比1990年减少57％。在１９９９年底，中国青年报还曾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２０００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２８％来自北京，３０％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２４％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１８％（确切数值是１７７％）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８２３％和１７７％。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多。对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判断，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由于近年来高校的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加。但从相对的意义上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将近一半。这样就大体可以推断，当高校扩招结束，招生规模相对稳定之后，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将会缩窄。
报道二：“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农民35年纯收入。”这是两会期间一则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报道。报道说，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说，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农民35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也有其他政协委员说：“农村大学生很难进入著名高校，多数分布在非重点地方院校。即使进了高校，农村学生家庭也不堪学费的重负。”此后，一个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农民35年纯收入的说法不胫而走。但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如果将这个说法用到全国，稍微有些夸大。
根据笔者的计算，以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000元计算，一个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大学，学费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和学习及其他费用，每年大约需要15000元左右，4年大约需要60000元。这样就可以说，一个大学生4年学费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20年纯收入。应当说，对于一年平均收入只有3000元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而且这还说的是一个孩子。假设有个农村家庭有两个孩子，又都考上了大学，将两个孩子供完本科，大约需要一个农村居民40年的纯收入。于是就有了投资的说法。农民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期望的是回报，回报就是孩子的前途，当然收入的含义也在其中。就此来说，可以将这看作是一种投资。而且，应当说，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投资，因为需要20年的纯收入。这笔投资的规模，我们可以做个类比。现在我国城市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10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民用60000元的收入进行投资，大体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用200000元进行的投资。而我们知道，就一个个体工商户来说，20000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投资规模了。
当然，这还是农民有钱进行投资的情形。问题是，有相当一些农民实际是无力承担这笔费用的。于是，在2005年就有了“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不仅读大学的费用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来说成了天文数字，就是为了使孩子获得高考的资格和能力所必须支付的中小学教育费用，也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据报道，在普遍实行两孩化的农村地区，昂贵的教育支出，“已经迫使一些农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为艰难的抉择：保一个孩子上学，强迫另一个辍学”。
报道三：“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报道说，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中国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但这难不倒有权有势人士的子女，他们可通过父母的关系，顺利找到一份工作，甚至“世袭”其职位。北京大学的这项调查显示，家庭背景决定子女的就业，家庭背景愈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愈高。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家庭背景愈好，愈容易找到好工作，这是大学毕业生的共识。据这项调查，2003年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显示，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育后的结果不平等。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多，动员和用这些资源为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权力就愈大。北大的调查还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农村孩子上大学的三个值得重视的因素，一是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一件决定命运的重大事件，二是上大学的费用日渐昂贵，三是大学毕业后能否就业越来越没有保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担忧一种情况的出现，一些农村家庭甚至不惜举债供孩子读大学。如果像前些年那样毕业即就业，而且是不错的职业，问题还不大，但在今天，一些孩子在读完大学之后无法就业呢？于是就出现近一两年的一个新说法：农村孩子上大学如同赌博。据另外的报道，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大量农村生源毕业后无业可就，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新读书无用论”正在西部地区滋生。这种认识不仅使一些大学生弃学，甚至已波及中小学教育。根据民盟青海省委的调查，近几年来，西部地区中小学校的辍学学生正在逐年上升。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人数激增，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就业困难，读书已不能带来经济上直接的、明显的实惠。不仅如此，一些家庭甚至出现“读书致贫”、“读书返贫”的现象，以至于有些农民把送孩子上大学看成“就像一场赌博”。
给人一些希望的是，北京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学历层次愈高，学校知名度愈大，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愈小。也就是说，相对于本科生来说，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就业时，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小，更看重真才实学。但这个结论给人的希望是短暂的。前些天媒体报道，2005年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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