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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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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是一个时代哲学的基础,晋、唐的儒学忽视了这个基础,使儒学的地位下降,造成儒、佛、道三家争雄的局面。北宋新儒学各派的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各自的宇宙本体论。然而新儒学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宇宙本体论上,他们的中心是要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性论哲学,而落脚点在保持社会等级和谐的政治伦理哲学上。
张载在青年时代完成的《易说》,已经确立了他的“天人一气”的基本理论格局。隐退关中讲学时期,他又写了《东铭》和《西铭》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东铭》是讲宇宙论的,《西铭》则以宇宙论为起点,以人性论为枢纽,以仁孝忠敬为依归。因此《西铭》被当代学人及后代儒者奉为圭桌。关学的气本论和洛学的理本论在哲学上虽然有唯物与唯心的差异,但归根到伦理哲学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实现各安其分的社会理想,二者却是一致的。人是自然孕育出来的,在等级有序的宇宙大系统中,人可以找到自我的归宿:“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西铭》)。以至于生与死,都是气的聚散,人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以天道为纲、讲心性、讲伦常的新儒学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从《易说》到《西铭》,张载的学术贯彻着自己“学贵以有用”的思想。他讲天道性命的字富本体论是论证他“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和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的。他投身仕途也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他曾说:“孰能少置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这是新儒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所谓“孔颜乐处”。
《西铭》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还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纲领。真正形成他的天人一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是他晚年完成的长篇著作《正蒙》。《正蒙》是他在关中讲学的最后年月写成的,他死以前没有公开,只给他的弟子们看过,他死后才由他的弟子编次刊行。《正蒙》一共17篇,包涵丰富的内容,《西铭》《东铭》都收在最后的《乾称》一篇中,可见张载本人是把它当作已完成的思想体系的。形式上,《正蒙》探讨的是易学的基本范畴,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核心内容是以“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来说明天道、世界、人生、社会,以批判佛道二家以“虚无”为本的邪说。这个“气之本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的运动,它是有无虚实“通一无二”的实体。气是天与人共同的本源,所以天与人是合一的。人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反思源本于天的心和性,就能达到“诚”的道德境界。这样,人道与天道,历史与自然,人性与天性合而为一,人与万物浑然为一,从而找到民胞物与的仁心,也找到人自己在永恒宇宙中的归宿。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只要按照宗法大家族的样式来构造,在上的统治者象个大家长,穷苦百姓象家族中年幼无靠的子弟,等级社会也就和谐完美了。天道性命的理与封建礼教的礼就这样结合了。《正蒙》是从《西铭》开始的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而在哲学宇宙论上,却包涵了前此没有的许多闪光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之后《正蒙》成为关学的经典。二程的弟子杨时说:“《正蒙》一书,关中作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后代治张子学术的也都把《正蒙》作为其思想的代表作。
熙宁九年,因为吕大防的推荐,张载最后一次被征入朝。当时他正有病在身,但他还是怀着对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出发了,他说:“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到京以后,授与知太常院的差事,是管礼仪的。其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葬的古礼,诏下礼官讨论,礼官们认为古今异俗,不能实行,但张载坚持认为可行,斥责反对者的作法“非儒生博士所宜。”张载又发现郊庙之礼不严,他亟想纠正,然而没有人附和他。他感到没有必要在官场待下去了,加上身体有病,于是毅然辞官西归,路过洛阳时,会见二程兄弟讨论了理学问题,走到临渲,病逝在旅舍,死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行囊中索然无物。第二天,他的在长安的学生们听到了消息,赶来奔丧,大家捐献一些钱财,才能入敛成礼,然后归葬于家。这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的学者,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自己的学术和理想,享年58岁。
四、关学之开山 理学之宗师
从北宋开始以至清代,新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流,后人称为理学或道学。张载与周敦颐、二程,是这个新儒学的开创者。朱熹写《理学六先生象赞》,就是他们四人再加上邵雍和司马光。邵雍专治象数之学,可以说是新儒学潮流的易学象数派;至于司马光,他编撰《资治通鉴》,是历史学家,与儒学哲学化的理学,关系并不很密切。周敦颐的功绩在于开风气之先,真正使新儒学成为一代文化潮流的,张载与二程兄弟可以说是理学宗师。由于政治的原因,二程的洛学后来变为理学的主流派。因为程氏兄弟本身就是反对王安石新党的洛学首领,元祐之后,旧党得势,理学上的洛学便依附政治上的洛学而行。通过其门弟子杨时等人的传播,到南宋发展为以朱熹集大成的伊洛正传的程朱理学。
张载的关学没有依靠政治力量,以其特立独行的学术风貌和规模宏大的思想系统赢得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周程张朱、濂洛关闽,这是后代理学家的普遍说法。张载的著作被认为是理学的经典著作,无论是程朱派理学或者陆正派心学,都对张载的学术以相当的尊崇。南宋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也高度赞扬了张载的学术。后代的统治者谥他为明公,他得到从祀孔庙的殊荣。
宋代理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中国思想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周、张或者是程、朱,虽然他们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但是都对中国文化贡献了自己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尤其是张载创立的气一无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王夫之推崇他的学说是“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之者”。可见他的哲学对后人的重大影响。当然,新儒学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张载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跳不出崇儒、明道的伦理学范畴。他的民胞物与的民本主义与大同理想,最终也只能是以封建礼教为依归,在政治社会作用上,与程朱的天理论并没有很大差别。
张载在总结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气一无论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他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宇宙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气的消散状态就叫“太虚”。太虚是气的本体,所谓本体,指的是本来的形态,也可以说是气的原始状态,万物都是从这个本体中发生出来的。在万物的变化运动中,这个气虽然有聚有散,但不会增加或减少。气凝聚时,人们看得见,称之为有;气消散时,人们看不见,称之为虚。他以此批判道家有生于无的观点,也批判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唯心主义。李约瑟认为张载的“太虚即气”的理论,可以与近代西方笛卡尔的“以太”理论相匹敌。是中国古代以气为本原的宇宙理论的系统化和哲学化。
张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非常重视,他研究了天文、地理、历法、生物等科学,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天体运动理论。他的气有聚散而无损益的观点蕴涵了物质不灭的内容。他曾经说:“凡有形之物易坏,惟太虚处无动摇,故为至实”。而这个至实的太虚,又处在不停的运动中,“升降飞扬,未尝止息”,他借用《周易》里面的“纟因缦”一词,来说明气之本体内部的交感、运动和变化。因为这种变化的微妙,张载又把它称为神,“气之性本虚而神”。这个神,指的是太虚之气产生万物的功能和动力。只要有气的存在和变化,神的功能就会显示出来,神是太盛这个本体的属性,张载也把它称之为道,“神,天德;化,天道”。道是神的外化,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气的运动是千变万化,而万物生长发展都有一定的秩序,张载把这个秩序称为理,“万物皆有理”,理是气的条理,不过张载并没有深入讨论理的问题。到二程创立以天理为本的理论才深入讨论理与气的关系。
张载主张“一物两体论”。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世界运动的本源是事物内部阴阳的对立统一,“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他把阴阳的动静相感之性,称为太和,称为道。太和的升隐浮沉,纟因缦屈伸,是一切运动的动力,归根结底是阴阳的对立与交感,一切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于内部的对立与交感,他把这个规律概括地称为“一物两体”。“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注'因为一气内部有阴阳两方面的交感,所以有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变化,所以称为神。而阴阳的交感最终表现为一气的变化。
张载的“一物两体”论阐明了宇宙万物的矛盾现象,指出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特征,他是沿着《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发展而来的,任何事物内部都有阴阳两个方面,这就是两。阴阳两个范畴可以包涵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多种范畴,它们最终是统一于一个气。所以,一与两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开的。一气而含有阴阳的交感变化,所以天地万物能够生生不息,处在永恒的生长和消亡过程中。
张载的一物两体论,表明他对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有相当的认识。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对立的双方必然会有斗争,而斗争的结局却是二者的和解而达到新的统一。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还有相当距离。张载的相对、相仇、和解,主要还是描述“气本之虚”的宇宙运动,气凝聚为万物就有象有对,万物再返归大虚就是和而解。
中国古代讲气与阴阳的哲学家不少,但以气为基点建立一个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张载却是第一人。他从太虚即气,阴阳交感产生万物,从神,天道,到理,展现一个有机而和谐的宇宙整体。新儒学寻求的是天与人合一的共同的本,张载找到“气之本”,克服了晋唐以来儒学天人二本的弊病。在以气为本的基础上,人与世界、历史与自然的规律合而为一,由天道观到人性论,由人性论到伦理哲学,建立起他的哲学化的儒学体系。既要维护封建秩序,又要实现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和以儒家经典为纲领的唯心史观就这样结合在一个体系中。
张载是北宋新儒学潮流中产生的一代学术宗师,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创立气一元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他的政治伦理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赵载光 撰)
宋学泰斗 程颢·程颐
程颢(1032——1085)
程颐(1033——1107)
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由于二程的思想十分接近,生活经历大体相同,一般学术史和评价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亦很少作分别介绍,笔者谨从旧例,将他们同列一传。
一、官僚世家两兄弟 经历不凡有名声
二程的家世历代居官,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在宋太宗为晋王时,又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其祖父程囗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二程的父亲程(王向)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致仕(退休)。
程颢,宇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后人号为明道先生。
程颢自幼聪颖,幼年时期就开始习诵儒家经典,10岁就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在任上,是一位干练的官员。其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叙述了其兄作地方官时期的一些重要事迹。
中进士后,调京兆府酃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上任时,县令即因其年轻,不了解他的才能,就在这时,县衙受理了一宗比较复杂的案件:有个县民借居其兄长的屋宅,很多年之后,在此住宅中挖出很多埋藏于地下的钱币,这个县民的兄长之子认为是他父亲所藏,两家到县衙争讼。县令觉得难以判案,对程颢说:“此事没有证据说明钱币为谁人所藏,应该如何断案?”程颢说:“此事容易辨明”。他对原告说:“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把钱币埋在宅内的?”原告说:“四十年了”。又问:“被告借住这所房子多少年了?”原告说:“二十年了”。程颢即派人取出十千钱币,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对原告说:“如今官府铸钱,不到五六年就流行于全国,这些钱币都是未藏前数十年所铸造的,怎么解释?”原告不能答对。案子判清了,县令对程颢十分惊奇。
后来,程灏为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主簿,此处回税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江宁府靠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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