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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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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程灏为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主簿，此处回税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江宁府靠近的好田土，都为有权势的人用高价购买了，可是，这些好田上的赋都很轻，一般小民百姓所有的远郊田，其购价虽低，赋税却很重，程颢帮助县令筹画良策，平均了赋税。由于这一措施对富人有所损害，引起他们的不满，因而企图阻止其实行，程颢没有让步，后来无人敢公开反对了。此后，宋朝中央政府也曾在全国各地推行均税法，但未收到成效。这件事说明程颖办事果断，能做到令出必行。不久县令去职，由程颢代其职务，当时的上元县，民情十分复杂，诉讼每月不下二百起，以往的官员终日忙于文案，没有认真去做实事，程颢“处官有方”，不到一个月，诉讼案件大大减少。又上元县的稻田连年遭受涝灾，长期未得到治理，程颢发动民工，于当年就修好了破塘，使粮食获得丰收。为地方办了一件大好事。
程颢在地方官任上，积极推行了儒家的政治路线。在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县）为令时，“泽人淳厚，尤眼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向县民宣示儒家礼教。他按照儒家政治理想管理政事，“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言。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皆有所养。诸乡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者盖数百人矣。”（《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行状盯如此等等，说明程颢在年轻时期，就是一个忠实地实践儒家学说的人。此外，在晋城任职期间，他还实行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当时国家有科买制度，每年都给人民造成严重的负担，每当任务一来，“虽至贱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同上）。这时，百姓必须用昂价买进，再以低价卖给政府，人民苦不堪忍。程颢为缓和这种情况，“常度所需”，使家预先储备当年上面所需之物，到征收时合理定价卖出。这样富家可取倍息，乡民的负担也比过去减轻一半以上。又如，该县所收人民粮赋，照例要送至边疆，由于道路遥远，运输不便，若在近外买进，则价格昂贵。程颢选择了一些信得过的富民，令其预先购粟于边郡，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用费，宽纤了民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外，程灏还在晋城实行了其他一些好的措施，如在县库储钱以补民力，按照家产的多寡合理调整差役制度等。上述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得到好处，所以《行状》说他“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离任那天，人们对他依依不舍，群情激动，以致“哭声振野”。此处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至少说明程灏是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则实行了一些“惠民”之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痛苦。
由于程灏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大概吕公著的本意是想让他当个正式的监察御史，没有如愿，仅仅做了个实习御史，并加上一个“权”（代理）字。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灏，想听听他的高见，可是，程灏毕竟是个道学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尝极陈治道，神过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揪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同上）神宗本来对他寄于厚望，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灏又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灏在政治上同司马光、富粥等大官僚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公元1072年，二程之父程（王向），从四川汉州回京师，旋即致仕（退休），此时的程灏也“厌于职事”，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又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灏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后人称他为伊川先生。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谈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年十四五，与明道受学于春陵周茂叔先生。”他也是一位早熟的道学先生，在18岁时，就以布衣身分上书仁宗皇宗，劝其“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怀有雄心大志。在此次上书中，他还请求皇帝石对，陈其所学。上书未达于仁宗。也是在18岁时，他在太学读书，撰成一篇名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此后，他的名声和影响就更大了。程颐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按旧例，程家世代为官，其父程（王向）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把每次“任恩子”的机会让给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没出去做官，长期以“处士”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并且又大量接受学生，从事讲学活动。
公元1059年，程颐受诏，赐进士出身。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神宗元丰五年（1。82年），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众”，就在洛阳呜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专门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书院”（即伊）11书院），让他在此讲学近20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变法失败。由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程颐被授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团练推官，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等职。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书中说：“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说他是一位高标准的儒者，应让他出来做官，如此可以鼓励知识分子，使之以程颐为典范，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士风。程颐没有接受任命。次年应诏入京，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当时的哲宗年幼，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共目的是让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颐就职之前，就给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养，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此外，他还提出，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上述建议，表现了自孔、孟以来，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宣扬“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本色。就职以后，他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借题发挥，议论时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有人指责程颐“经筵陈说，僭横志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道命录》）。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只好上书，自动要求辞职回乡。程颐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尽管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因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绵阳市）。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后来，这种打击又累及于他的儿子和学生。1102年，恢复新法的宋哲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实际上，由于其著作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用，在其门人保护之下，仍被保留下来）。程颐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于家。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火享）四人。”（《二程集》中华书局版第347页）
二、创立洛学宏圣道 传经授业为人师
二程不仅是北宋时期开创新儒学的“五子”之一，他们所创立的“洛学”，还使理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因而又是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宋史·道学传》说：“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学者。”后来，兄弟二人终于成一代儒学大师，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纷纷拜师于其门下。二人不仅竭尽全力为之传道受业，并开创了自己的学派——洛学。程颐年轻时在太学一举成名，20余岁就开始接纳门生，教授儒学。程灏自诩于“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二程集》第638页）文彦博称大程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旁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同上第640页）程颖于1072年退休回乡，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长期讲学于洛阳，其所形成的学派才被称为“洛学”，这个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关于“洛学”兴起的情况，范祖禹作了如下记载：
先生（程颢）以亲老求为间官，居洛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道不传，后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有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励，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其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伊洛渊源录》卷2《门人朋友叙述》）
上面的记载，概括了“洛学”的兴趣及其特点，同时还指出了程颖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学问、道德风貌和师表范式。
“洛学”在学风上不像两汉以来的儒生那样，只埋头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而是着眼于根本，追寻其精神实质，着重于对儒学经典之精妙奥义的探索与发掘，抓住关键，“直睹堂奥”，从而达到了“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的目的。在学风上，程颐同程颢一样，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二程集》第577页）他认为，学圣人之道，如果“只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二程集》第671页）他们认为，读书是为了穷理、致用，如果仅仅“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同上第1187页）他们也提倡学以致用，二程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用，学将何也？”（同上第1189页）以为求学治道，在于实用，就象工匠制造用具一样，如果无用，工匠就不造它，学而无用等于白学。然而二程所讲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义理”及其所体现的封建道德、纲常伦理用之于修身治国。
二程从事学术活动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特别是跟随程颐求学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均、吕大临、邵伯温、苏囗、尹（火享）、张绎等人。在这些人之中，又以杨时和谢良佐最为出色，此二人对洛学的贡献、对二程学说的承传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洛学”的著作计有二程的《遗书》25卷，《外书》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传》、《经说》、《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灏的诗文集，后八卷是程颐的诗文集。《经说》中的《系辞》、《书》、《诗》、《春秋》、《论语》为程颐所作。《改正大学》为二程所作。《伊川易传》是程颐对《易经》的注解，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二程的理学思想，是程颐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杨时精选后编写出来的二程语录。以上各种著作，现已被合编为《二程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于世。
三、天理学说有层次 格物致知明本末
从哲学角度讲，理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问题，其着重点主要是探讨社会人生问题，对于宇宙自然的探讨在儒家来说，历来重视不够。《论语·公冶长》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人的本性问题，孔子只讲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讲天道，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大概是受子产“天道远，人道迩”这一思想影响。然而，孔子很重视“天命”，相信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因为这个“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驾驭的。从经验上讲，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无意志，故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孔子强调尽人事、知天命，对有益社会国家的正义事业，要竭尽全力去做，作一个“君子”，应该对社会负责到底，做得到的，则是“天命”可为，如果失败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视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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