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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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曾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收入时按整理稿所署时间写成了7月9日），没有谈到鲁迅。7月13日的那次会见，目前还没有查到记录稿，罗稷南是否与会，依然不得而知。但从会见人员的广泛性来看，同样不能算是“同乡”聊天。9月17日会见赵超构等人，倒属于聊天座谈，但他们不是毛泽东的同乡，并且据赵超构回忆：“同时被接见的还有舒新城、束世澂两先生，这已是反右以后了。一见面，主席就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毛泽东在上海》第133页）只有赵超构、舒新城、束世澂像是确切无疑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向陪见的上海市委的人和舒新城交代了修订“辞海”的任务。9月17日晚上的会见，主要是邀请基层的干部座谈，了解机关、工厂、学校整风和搞大鸣大放的情况，工作内容十分具体，没有高层文化人参与也是清楚的。　　　　
　　　　就剩下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了。　　　　
　　　　巧的是，据正式记载，这次会见恰恰有罗稷南在场。一共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三十六位各界人士。7月9日的《文汇报》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进行亲切交谈两小时》为题报道了此事，并详列了参加这次座谈的具体名单，但没有周谷城。显然，这次也不属于《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那场毛泽东同周谷城、罗稷南等具有聊天性质的座谈。　　　　
　　　　由于这是笔者目前知道的1957年罗稷南见到毛泽东的唯一场合，于是顿生一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毛泽东确实在这次座谈中回答过罗稷南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提问，而只是罗稷南生前把这次座谈误记成了一个小型座谈，抑或罗的学生误听，进而使周海婴误传为毛泽东是在与同乡的聊天座谈中回答罗稷南的提问的？　　　　
　　　　然而，根据相关材料分析，这个假设似乎又不成立。　　　　
　　　　首先，综合《毛泽东在上海》一书收入的一些参加这次座谈的人的回忆文章，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的整风、上海反右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没有人回忆说涉及到了鲁迅。如果确有罗稷南提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事情，而毛泽东又是那样回答的，在90年代的记叙中，人们不会有意回避，毕竟事过境迁，不再是特别敏感的话题了。　　　　
　　　　其次，据《文汇报》报载，这次座谈有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即使同毛泽东再熟悉，在那个场合恐怕也难随意提出这个用《鲁迅与我七十年》话来说是“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况且，此时反右开始进入高潮，被邀请参加座谈的人，大概也是经过挑选的，不会让人觉得是平日里对反右明显抵触或腹疑多多的人，相反，参加座谈的一些人，多少还有些紧张心态。这从陈铭珊的回忆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市委统战部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赶到那里一看，只见灯火辉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在那里讲话，使我惊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后面。咖啡厅里是分团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当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时，有人介绍到我说：‘这是陈铭珊。’毛主席说：‘噢！上海有个陈铭珊，北京有个陈铭德嘛！’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北京陈铭德已被划为右派。我听了心中很吃惊，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毛主席与我们交谈了一会，临离开之前补充了一句：‘我刚才说北京有个陈铭德，是为了便于记忆。’他这一解释，才使我如释重负。”（《毛泽东在上海》第128页）　　　　
　　　　第三，座谈会三天后，《文汇报》曾邀请部分参加7月7日晚会见的人谈同毛泽东座谈的感想，这些人的发言载于7月12日的《文汇报》，占了一个半版的篇幅，共十三篇。其中有一篇是罗稷南的发言，发表时用了正文中的一句话作标题：《在这样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有坚定的立场》。其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机会谒见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诗人，我感觉荣幸，兴奋而又惭愧。”从语气上品味，看不出罗先生同毛泽东有多熟悉，而其他在此之前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的发言，则常常提到“又一次见到毛主席”一类的话。更重要的是，他的发言内容同其他人的基调也是一致的，主要是强调在反右斗争中要对党充满信任，要有坚定的立场。　　　　
　　　　第四，从罗稷南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也并非锋芒毕露之人。笔者查阅了1957年7月至9月的《文汇报》，他没有被点名批评，也没有刻意撰写批判右派的署名文章。除了上述7月12日发表的座谈发言外，有他名字的文章有三篇。一篇是1957年8月下旬，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开始前夕，《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邀请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主要内容当然是反右，罗稷南也在被邀之列。代表们的发言在三家报纸上发表，从8月24日《文汇报》所登内容看，罗先生的发言比较起来火药味还算是不浓的。此外，在8月27日至9月4日举行的上海市人代会期间，出席会议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巴金、周而复、柯灵、唐彛�、章靳以、郭绍虞，赵家璧、严独鹤、罗稷南曾有一个联合发言，9月4日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前者题为《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后者题为《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9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又发表巴金、周而复等十位上海文学界代表人士的联合发言《彻底揭露右派骨干分子、“诗人”、“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的丑恶真相》，署名者中有罗稷南。这三篇均是座谈或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且两篇是多人署名，其应景随势之态，是不难体会的。作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人大代表这种风口浪尖的身份角色，在当时能做到这样，也属不易。由此也可知罗先生绝非喜出风头硬要往风口浪尖里钻的人。以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像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来。　　　　
　　　　除了人们知道的座谈外，当然不能排除毛泽东1957年7月和9月两次到上海期间还小范围地同一些人会见过，但一般来说，毛泽东在外地如果要找什么人座谈、聊天，按常规是让当地有关部门通知被邀对象，有时还会有当地有关部门的人作陪，对此，当地有关部门基本上有所记载，负责联系或作陪的人也应有记忆。相信上海党史研究室1993年编纂《毛泽东在上海》时不会不就近广泛查询。事实上，该书的“后记”便已申明，编纂过程中，他们的征集工作“深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以至个人”，在考订毛泽东来沪次数及活动情况的过程中，中央警卫局有关领导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和资料依据”。但书中却无记述周谷城、罗稷南1957年同时到毛泽东处座谈的文字。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0节　“鲁迅活着会怎样”？（3）

　　　　此外，周谷城生前回忆同毛泽东的交往的文章，最长最集中的一篇，是1978年12月20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回忆毛主席的教导》，后来几乎所有谈毛泽东与周谷城相交往的文字，都脱胎于此。《毛泽东在上海》一书也收入了孙琴安撰写的《毛泽东与周谷城》一文，两篇文章叙述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在上海同毛泽东见面的事情，除了1961年5月1日、3日和1965年6月20日这三次有确切时间外，还有三次。周谷城的回忆是：“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陈毅同志在上海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陈望道先生召去作陪。”“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曾由陈毅同志代为召集座谈会。会场在展览馆电影楼下西厅里，到会的教授、学者、专家等约三十余人。”“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对照《毛泽东在上海》所附《大事记》和《陈毅年谱》，1957年间，没有陈毅到上海陪同毛泽东见什么人的记载，只有1956年曾三次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文化教育界和民主人士。至于叶剑英等元帅陪同毛泽东见周谷城，在另一篇文章中，周说明是1958年。　　　　
　　　　既然周谷城1957年是否见过毛泽东都成了问题，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哪怕罗稷南不是以“同乡”身份，也很难说参加过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至于罗稷南在参加1957年7月7日晚上的座谈会上，是否可能向毛泽东提出“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话题，从前面的分析中，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193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摄。　　　　
　　　　毛泽东1957年是如何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的　　　　
　　　　1957年，毛泽东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特别是内容，都与《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迥然相异。　　　　
　　　　1957年3月上旬，具体说是6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浩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提议召开这个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决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思想理论和宣传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情况。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各界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值得一说的是，本来是党内会议，毛泽东特意提议邀请了不少党外文化人士参加。会议先是印发了陈其通等人1月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篇闯了点祸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被毛泽东视为以“卫道士”的面目来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又听了毛泽东2月27日的那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录音，同时，中宣部还以中宣部办公室名义印发了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特别关心并用于讨论的问题。这样做，无疑是要宣示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放”而不是“收”。　　　　
　　　　在随后分成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组座谈讨论中，其气氛之热烈可想而知。如参加文艺组讨论的茅盾就发言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是一篇教条主义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则反映：“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话）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甚至害怕“鸣”，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　　　　
　　　　毛泽东自然也利用这个机会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从6日至10日，他分别邀请了宣传、教育、文艺、科学和新闻出版五个组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差不多每天座谈一次，直接倾听他们的反映，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　　　　
　　　　据这次座谈会的文字记录稿，参加座谈的人中，有人提到现在的报纸上的东西太硬，还有人反映了最近上海讨论办报问题时提到的一些意见，例如说，“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应该“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直接引用鲁迅的写作来进行了回答：　　　　
　　　　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这段话，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不过，在这篇座谈记录稿上，并没有记载“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话题。　　　　
　　　　事实上，在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代表座谈时，便已经谈到了鲁迅，同样也是回答人们的提问。当时，参加这个座谈的巴金对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这次讨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描写官僚主义，人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都不高兴。还有杂文，上海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只讲一件事。”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三十三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