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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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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韦氏之囿，英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也，而况今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两段引文见《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
但是，卡夫卡博士尽管没有谈，看来却仍在研究道家问题。今天还在我藏书中的两本小书——克拉邦德译的《老子格言》和菲德勒译的《老子道德经》德译本证明了这一点。我是从卡夫卡博士那里得到这两本书的，当我问起菲德勒译本的发行人古斯塔夫·维内肯时，他为难地耸了耸肩。
“没有，没有这样的指导，”卡夫卡博士摇摇头回答，“通向真理的道路没有时刻表。这里需要的是耐心献身的冒险勇气。开方子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就是怀疑，因而也就是歧路的开端。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必须耐心地、毫不惧怕地接受一切。人是注定生，而不是注定死的。”
43。当他讲了这一番很严肃的话语后，又用捷克语和德语随便说出下面几句话时，他脸上掠这一丝迷人的、狡黠的微笑：“害怕森林的人不能到森林里去。可是我们大家都在森林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自己的不足。人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第四部分：谈话录有年轻艺术吗
44。我们一起观看登载在激进刊物《六月》上的约瑟夫·恰佩克恰佩克（1887—1945），捷克画家，并与他的弟弟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一起写了一系列很成功的书。的亚麻油毡版画。
“画的表现形式我有些不理解。”我说。
“那您也就不理解内容，”弗兰茨·卡夫卡说，“形式不是内容的外在表现，而是它的刺激，是通向内容的大门和道路。这种刺激发生了作用，隐蔽的背景也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批重要的美国电影和查理·卓别林的滑稽短片在布拉格放映时，当时尚年轻的电影迷、今天的电影导演路德维希·文克利克给了我整整一包美国电影杂志和几张卓别林在滑稽短片中的剧照。
我把照片带给卡夫卡博士看。他赞赏这些照片，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您了解卓别林？”我问。
“很粗浅，”卡夫卡回答，“我看过一两部他的滑稽片。”
他很严肃、很专注地观看我放到他面前的照片，然后沉思地说：“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埋头工作的人。他对卑劣庸俗的不可改变感到绝望，在他的眼睛里，这种绝望的火焰在冒烟，然而他不投降。如同每个真正的幽默家，他有一副猛兽的利齿。他用他的利齿向世界进攻。他完全以他独特的方式进攻。他虽然搽白脸、涂黑眼圈，却不是伤感的丑角，也不是尖刻的批评家。卓别林是技术大师。他是机器世界中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他的大多数同胞都将没有必要的感情和思想，作为真正掌握赋予他们生活的工具。他们没有想象。于是卓别林就开始工作。就像牙科医生制造假牙那样，他制造假幻想。这就是他的电影。一切电影都是假幻想。”
“送给我这些照片的朋友说，电影交换站将放映整套卓别林滑稽片。您是不是和我一起去？文克利克一定会带我们进去的。”
“不去，谢谢，还是不去的好，”卡夫卡摇摇头说，“快乐对我来说是一件过于严肃的事情。我会像一个完全卸了装的小丑那样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45。每次我告诉弗兰茨·卡夫卡我去看过电影的，他总露出惊讶的神情。当他有一次又改变了他的脸部表情时，我就问他：“您是不是不喜欢电影？”
卡夫卡沉思片刻后回答：“其实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电影自然是一件了不起的玩具。但是我不能忍受，也许我的气质‘太重视觉’了。我是个眼睛人。而电影却妨碍观看。快速的运动和场景的快速变换迫使人经常地漏看。不是目光制服图像，而是图像制服目光。图像冲淹了意识。电影意味着使迄今为止裸露的眼睛穿上了制服。”
“这是一种可怕的看法，”我说，“一句捷克谚语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电影是铁制百叶窗。”
46。我们谈论一家巴黎杂志的调查，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年轻艺术吗？
我说：“提出有没有年轻艺术的问题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只有艺术和庸俗艺术之分。这种庸俗艺术常常戴上各种主义和时髦的伪装。”
弗兰茨·卡夫卡说：“问题的重点不在中心词‘艺术’上，而在修饰词‘年轻’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怀疑是否存在艺术青年。今天确实很难想象存在这样自由的、无忧无虑的青年。这些年恐怖的洪水淹没了一切，孩子们也没有幸免。污浊与青年也许是互相排斥的。然而今天的青年在何处？他们与污浊交好，关系那么亲密。人们认识污浊的力量，但是他们忘记了青年的力量。因此他们怀疑青年本身。而没有青年的自信的陶醉，又能算什么艺术？”
弗兰茨·卡夫卡伸出手臂，然后又像瘫了似地把手垂到膝上：“青年是虚弱的。外界的压力十分强大。一面抵御，同时又要献身，这样就产生了痉挛，扭曲了脸。青年艺术家的语言更多的是掩盖，而不是揭示。”
我告诉他，我在吕迪亚·霍尔茨纳尔家遇见的青年艺术家通常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弗兰茨·卡夫卡点点头：“是这样。许多人到这时候才去弥补他们的青年时代。到这时，他们才做强盗游戏和印第安人游戏。当然他们不是拿着弓箭截断市立公园的道路。不是这样的！他们坐在电影院里，观看惊险电影。如此而已。黑暗的电影院是他们被耽误的青年时代的简易幻灯机。”
47。在谈论年轻作家时，弗兰茨·卡夫卡说：“我羡慕青年。”
我对他说：“您还不老嘛。”
卡夫卡微笑着说：“我与犹太民族一样老，像永恒的犹太人一样老。”
我从一边看着他。他把胳膊放到我的肩上：“看您吃惊的样子。这只是说个笑话的可怜尝试。不过，我确实羡慕青年。一个人年纪越大，他的视线就越宽。但是他的生活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一次仰视，一次呼气。在这个时刻，人也许能通观他的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48。“是的，”卡夫卡博士点点头说，“这首诗确实是一件艺术品。阿波里耐把他的视觉体验归纳成了某种类似幻觉的东西。他是一位能手。”
最后一个句子有一种奇特的双关意味。在字面上的钦佩之外，我感到他有一种没有说出、然而却让人清楚地感觉得到的保留态度，他的保留态度使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某种共鸣。
“一位能手？”我慢慢地说，“这个词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卡夫卡坦率地、而且在我看来又是轻松地说，“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所创造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他任何一种诞生一样。您听说过，妇女是降生孩子的能手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
“当然合不到一起，”卡夫卡博士点点头，“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您从阿波里耐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耐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比如这里，您就能看到。”
卡夫卡博士说着，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灰绿色纸板封面小书，放到我面前。“这是克莱斯特的小说，”他说，“这是真正的创作。语言非常清楚。您在这里找不到矫饰的语言，看不到装腔作势。克莱斯特不是骗子，不是逗趣者。他的一生是在人和命运之间幻影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他要让他的幻景变成大家都能获得的经验财富。他为此而努力，却不要言语游戏，不作评论，不施用诱惑。在克莱斯特身上，谦虚、理解和耐心变成任何一次分娩的成功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反复阅读克莱斯特的作品。艺术不是瞬即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这一点，您从克莱斯特的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里是现代德语语言艺术的根。”
第四部分：谈话录我事后烧掉了手稿
49
德国达达主义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文艺流派。达达运动的宗旨在于反对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反对一切传统，反对一切常规。“达达”两字作为文艺运动的旗号，本身并无任何意义。领袖 里夏德·希尔森贝克在布拉格作了一个报告。我写了一份报告。我把手搞带给卡夫卡。
卡夫卡看了报告后说：“您的报告不该叫达达，而应叫度度。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的巨大渴念。从根本上说，这是渴望生长，渴望自己的小我的扩展，渴望群体。人们从伤感的小我的孤独中逃到天真的愚蠢行为的喧闹中。这是自愿的，因而是有趣的癫狂。但这是疯癫。——倘若人们失去自身，他还能找到他人吗？他人——这就是极其深刻的世界——只是悄悄地吐露心曲。而他们安静下来的惟一目的则是举起食指，指责人害说‘你，你德文的“你，你”发音为“度，度”。！’”
我事后烧掉了手稿。
50。“什么是信仰？”
“有信仰的人无法给信仰下定义，没有信仰的人下的定义则笼罩着被嫌弃的影子。因此，信徒不能说，非信徒不应该说。先知一向只说信仰的支撑点，从来不说信仰本身。”
“这些支撑点说明了信仰，信仰则闭口不谈自己。”
“情形就是这样。”
“那基督呢？”
卡夫卡垂下头：“这是一条明亮的深渊。人们必须闭上眼睛，免得掉下去。马克斯·勃罗德在写一本名为《异教、基督教、犹太教》勃罗德所著《异教、基督教、犹太教》一书1922年由慕尼黑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巨著。通过与这本书的对话，我也许会搞明白一点我自身。”
“您对这本书抱这么大的期望？”
“不只是对这本书寄予期望，而首先寄希望于每一片刻。我尽力使自己成为接受恩惠的真正候补人。我等待，我观看。恩惠也许来，也许不来。也许，这种既平静又不平静的期待就是恩惠的使者，甚或恩惠本身。我不知道。然而这并不使我感到不安。在这期间，我已经和我的无知交了朋友。”我们在谈话中讨论了各不同教派的优点和缺陷。我力图从卡夫卡嘴里听到他本人的解释。但是我没有成功。
弗兰茨·卡夫卡说：“上帝只能让每个人自己去理解。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和他的上帝，都有他自己的辩护人和法官。神父和礼拜只是心灵的已经倦怠的体验和拐杖。”
51。有一次，卡夫卡在我的皮包里看见一本侦探小说。他说：“您读这些东西不必害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实也是一部侦探小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呢？那也是一出侦探戏。中心情节是一个秘密逐渐被揭开。但是，还有比真理更大的秘密吗？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
52。“这我知道，”卡夫卡博士说，“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虽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在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我们今天的机器世界的巨大力量因而被真正调动起来时，瓦尔特·惠特曼当了病人的护理员。他做的事，我们今天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做。他帮助弱者、病人、失败者。他确实是个基督徒，因而是——尤其是与我们犹太人非常亲近的——人性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你非常了解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53。有一次我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里，看见他皱着眉头站在办公桌旁。他向我诉说：“我是个完全无能的职员。我不能干净利落地处理一件公文。一切都在我这里耽搁住了。”
“我一点也没有看到嘛，”我说，“您的办公桌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桌子倒是干净的，”卡夫卡博士回答，在桌旁坐下，”每件公文我都尽快处理，尽快往下传。然而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了结。我在思想上继续跟着公文，从一个处到另一个处，从一张办公桌到另一张办公桌，沿着一条手的链条，直至收件人。我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我办公室的四堵白墙。然而我的视野不是更宽广，反而缩小了。我也跟着缩小了。”他露出一丝苦笑，“我是一块破烂，甚至连破烂都不是。我不是滚到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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