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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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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断他的话：“就像我父亲所说的，一句话，职员生活是狗过的生活。”
“不错，”卡夫卡博士点点头，“可是我不向人乱吠乱叫，我也不咬人。您知道，我是个素食者。素食者靠自己的肉为生。”
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几乎没有听见外面的敲门声。一个职员走了进来。
54。卡夫卡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事情就是这样。人无法通观自己。他处在黑暗中。”
“是这样，”我父亲叹了口气，“这一点在伤寒病隔离房看得非常清楚。谢天谢地，这种可怕的事已经过去了。”
“它还没有过去，”卡夫卡博士一边轻轻地说，一边走向办公桌，在那里站住，低下头，“恐怖在积聚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您估计还会有新的战争？”我父亲瞪大了眼睛问。
卡夫卡博士不语。
“这不可能！”我父亲激动地举起手，大声喊道，“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
“为什么不可能？”卡夫卡博士轻声说道，两眼直视我父亲的眼睛，“您表达的只是一种愿望。难道您能坚定地说，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
我父亲不说话。我看见他的眼睑在颤动。
卡夫卡博士坐下，在桌面上交叉起瘦骨嶙峋的手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不，我不能这样说，”我父亲终于说，“您说得对，这只是愿望。”
“当人们陷在没到脖子的烂泥坑里时，有这种愿望是很清楚的事，”卡夫卡博士说，却并没有看着我的父亲，“我们生活在人口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靠消灭比士兵和大炮便宜的平民百姓而赚钱。”
我父亲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大多数人都反对。”
“这不起作用，”卡夫卡博士沮丧地说，“多数人不作决定。他们总是做人家命令他们做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逆流而上的某个个人。不过，现在这样的个人也没有了。他由于追求舒适而消灭了自己。衬衣比上衣离一个人更近。这样，我们将在自己的污垢中毁灭。如果我们不马上扔掉道德脏衣，我们每个人都将可怜地死去。”
“您把什么叫作罪孽？”
“逃避自己的使命是罪孽。误解、不耐烦、懒散是罪孽。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
第四部分：谈话录我内心的声音
55。我和女友海伦妮·斯拉维切克从赫鲁梅茨来到布拉格。我们去我父亲的办公室，向他报告我们已经到达。我们在楼梯上碰见弗兰茨·卡夫卡。我向他介绍海伦妮。
两天以后他对我说：“女人是陷阱，从各方面窥视着人，想拉他就范。如果人们自愿跳进陷阱，她们就失去任何危险。但是，如果人们慢慢习惯，因而制服了这个陷阱，那么，所有女性的捕兽铁爪又会重新张开。”
56。“假如家里情况不是这样，我也许不会写作，”我说，“我想摆脱他们的吵闹，不想听见我周围和我内心的声音，于是我就写作。就像有人用钢丝锯做各种小玩意儿，以消磨晚上无聊的时光那样，我拼凑句子，拼凑文章，这样我就有理由一个人躲在一边，与困扰我的环境隔绝。”
“这很对，”卡夫卡说，“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福楼拜在一封信里写道，他的小说是一块岩石，他紧紧抓住它，免得掉进周围世界的旋涡之中。”
“我虽然也叫古斯塔夫，但不是福楼拜福楼拜全名为古斯塔夫·福楼拜。，”我笑着说。
“灵魂保健的技术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倘若福楼拜的名字您听着不合适，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的情况。我有一段时间也曾像您这样做过。只是我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我胡写乱涂，以此逃避我自己，而最后又抓住了我自己。我无法逃脱自己。”
57。卡夫卡博士给我买了查理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保尔·高更高更（1848—1903），法国著名画家。代表作为《雅各及天使》、《塔希堤妇女》等。的《从前和后来》和阿图尔·兰坡兰坡（1854—1891），法国诗人，著有《巴黎战歌》、《醉舟》和《灵光篇》等。的《生活与诗》。
狄更斯的书是我自己选的，这本书是我藏书中缺少的这位作家的少数几本书之一。卡夫卡博士同意我的选择。
他说：“狄更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我企图效法的榜样。您喜爱的卡尔·罗斯曼是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是狄更斯同名小说《小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中的人物。的远房亲戚。”
“博士先生，狄更斯让您入迷的是什么东西？”
卡夫卡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对事物的掌握，他在外界和内心之间保持的平衡，他对世界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出色而又简单的描写，他的非常自然的匀称。当今大部分画家和作家缺少这些东西。比如说，您在这两位法国人身上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路上，卡夫卡博士谈了他对给我买的那几本书（除了《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的看法。他说：“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和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坡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
第五部分：书信甜美的滋味
赵登荣译
致密伦娜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相爱发生于1920年，当时，一个已是37岁的单身汉，一个还是25岁的少妇，双方都不是初恋，却比初恋更热烈。对于已进入生命晚年的卡夫卡，这是他多年为婚姻所作的努力失败后爱情的最后绝唱。但是好景不长，命运还是不能宽待这位命中注定的单身汉。半年多以后，他俩的关系就开始谈化了，不久就告吹。究竟为什么，读者从这少量的信件中，也许能看出一二。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卡夫卡在写给密伦娜的信中说写台头是一种“累赘”，所以在他以后的信里很少有台头。
今天我本想写点别的，可是做不到。这并不是说我真的那么想写别的事；假如我真这么想，我就会写别的了，但是园子里总该有个躺椅放在荫凉处为您准备着，在您的手够得着的地方应该放着十来杯牛奶。在维也纳也可以，尤其是这样的夏日，不过这地方必须是个安静的去处，且饮食不悉。这不能办到吗？难道就没人为您张罗这些事吗？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从大信封中抽出这个本子时，我几乎失望了。我想听您说话，而不是想听那种从旧沟壑中冒出的我已经熟悉了的声音。这声音为什么要插入我们中间呢？直到后来我突然想起，这声音曾在我们之间起过媒介作用。此外，您对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而您怀着如此真诚的感情做了这件事，这又使我非常感动。您来回调整句子的顺序，您这真诚的感情显示出的可能性和美妙的、天然的合理性，使我在捷克语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德语和捷克语竟是如此相近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几乎整句整行地给您指出来，只是如果这样做，那就太使我反感了，您喜欢这个故事，这自然赋予它以价值，但却使我眼前的世界稍稍黯淡了一些。不说这些了。《乡村医生》卡夫卡于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乡村医生》等14篇短篇小说。将由沃尔夫系出版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全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寄给您，我已写信跟他说了。捷克语我确实懂得。有好几次我曾想问您，您为何不试试用捷克语给我写封信来。我并不是说您的德语不熟练。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德语熟练得令人吃惊，偶尔发生错误的时候，德语会自觉地向您鞠躬赔礼，而后它就显得特别美；就是一个德国人也不敢奢望他的母语会给他这样的待遇，他们不敢无所顾忌地写自己的感受。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您的翻译已经证实了这点）；而在这里，即在您写的德语里，则只有来自维也纳、或者为维也纳准备的那一部分密伦娜。因此用捷克语写吧，我请求您。还有您信中得到的那些小品文，就算它们是些鄙陋的东西吧，您不也通读了这鄙陋的故事了吗？读到哪里为止？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这么做的；但如果我不能这么做，我就会抱住我那最好的成见不放。
您问我订婚的事。我曾两次（说具体点是三次，因为两次与同一姑娘卡夫卡曾先后于1914与1917年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1919年又与第二位姑娘尤利叶·沃津切克订婚，后因父亲反对而告吹。）订婚，三次解约时都离婚礼只有几天。第一门亲事已经完全过去（我听说她现在已结婚，并有个男孩），第二门婚事还存在着，但没有任何成婚的希望，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独立存在着，但却要人来为它付出代价。总之，我从这里和别的地方都发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遭罪更多，或者说（如果要这么看的话）比女人更缺乏抗拒的能力；女人都总是无辜地受罪，诚然，不是说她们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说，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这显然最终仍要汇入到“无能为力”之中去的。再说，反复思索这些事是没用的。就好比您费尽力气要打烂地狱里的锅炉一样。首先，这是办不到的；其次，即使办到了，砸锅炉者虽然在飞流而出的热气体中焚为灰烬，地狱却仍丝毫不为所动，堂而皇之地照样存在。此事必须另寻途径。
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在一个花园里躺下，尽可能地享受这疾病（特别是假如这不是真病的话）的甜美。这里面有许多甜美的滋味呢。
您的弗兰茨·K。
第五部分：书信与我的愿望相违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首先，我坦白地告诉您，免得您与我的愿望相违，直接从我的信中察觉出来：约两周来，我在日甚一日的失眠之中忍受着折磨。我并不把它看成是完完全全的坏事；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还总有一些原因（可笑的是，照贝德克的说法，连美兰的空气都可能是起因）；即使有时那些起因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总要叫人目瞪口呆，使你像林中兽一般烦燥不安。
有一点却是很大的安慰：您睡得很好，尽管是“奇怪地”，尽管昨天还有些“失常”，但毕竟是睡了好觉。当夜间睡意从我身边擦过时，我知道它此行何去，也给予默认。对此进行反抗是愚蠢的，睡眠是最无辜的事情，而失眠者则是罪孽深重的。
而您在上封信中恰恰对这么一个失眠者表示感谢。假如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读到这儿，他一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像完成了一件移山填海的伟业似的。”其实他在这期间什么也没干，连手指头都没能动一动（握笔的指头除外），靠牛奶和好些吃的东西度日：眼前并不总是放着“茶和苹果”（尽管经常如此）！此外，一任事物自由发展，一任山和海躺在它们的老地方。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我在此引用，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这故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更别提人物姓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时，同一个文人朋友格利戈罗维奇住在一起。这位朋友尽管数月之久一直看到桌上摊着写过的纸，却直到小说写完才得以一读。他读着小说，深深地被感动了，未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他就带着文稿去找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涅克拉索夫。夜间3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响了。那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闯进房间，热烈地拥抱着、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认识他的涅克拉索夫称他为俄国的希望，他们谈论着，主要谈这部小说，谈了一两个小时，早晨他们才告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总把这一夜称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靠在窗旁，看着他们的背影，抑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他的基本感觉（我已经想不起来他在什么作品中写到过）大体上是：“多好的人啊！他们是多么善良而高尚！而我是多么卑贼。假如他们能看透我的内心，他们会怎么想啊！假如我实话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我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下决心向他们看齐，则是无须赘言的，这只是不可战胜的青年时代必不可少的结束语，而不属于我所想引用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您觉察到了这个故事的匪夷所思的神秘之处吗？我想大概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肯定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尚，这是就总的方面而言。现在您不去看总的方面（陀氏在那个夜晚也并没有要求这一点，而且这在具体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用处），而只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您就会相信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确实了不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纯洁，卑贼得不得了，这当然使得他即使从远处看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也不可企及，永远谈不上报答他们那宏伟的、受之有愧的壮举。他只能从窗台上看着他们远去，以此喻示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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