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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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简陋的初级教练机上，也加装了投弹装置，做轰炸机之用，可是，这种教练机一装上炸弹之后，起飞速度反而变得非常迟钝，所以效果十分有限。　　　　
　　　　早在日本对中国开战之前，蒋介石为了掌握空军，加紧对内对外备战，曾经透过关系，向俄国等国，购买军用飞机。苏联基于让中国抵挡日本，缓冲其东方的军事威胁的考虑，曾提供若干俄制飞机，供中国武装之用，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在战场上派上大的用场。除了蒋介石对她的授权，担任中国空军的幕后负责人之外，宋美龄所以一直以“我的空军”自豪，其重要原因，和她同时又是抗日时援华的“飞虎航空队”荣誉队长有关，而宋美龄能够掌握空军大权，更和她邀请了陈纳德来华援助空军作战有绝对的干系。　　　　
　　　　在陈纳德正式来到中国协助作战之前，中国空军号称有军机500架，实际上，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空军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可是，真正能够飞上天的大概只有100架不到的军机，而且训练十分草率，能够和日本抗衡的完全是凭借着飞行员的勇敢不畏死。　　　　
　　　　宋美龄在一篇抗战早期的文章中，对中国空军的草创，作了一个大略的叙述，然而，这位空军的领袖，也对当时的空军艰苦抵抗日机攻击有过下面的叙述：“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只要自保于我们少数高射炮射程之外，就可以自由地飞翔在我军阵地之上，投掷大量炸弹。读者或许会怀疑，我们为什么没有空军来抵抗这400余架飞机呢？（这数目是指上海方面而言，他们共有3000余架。）　　　　
　　　　“可是你知道，中国空军的历史，还不到5年，最初又因为缺乏驾驭这新式武器的经验，而空费了许多岁月。”（文见宋美龄作之《中国固守立场》一文。）　　　　
　　　　在同一文中，宋美龄叙述她带着外甥令杰观看一场中日空军空战的情景：“我此刻看到日本的轰炸机了，小杰米的目光非常锐利，所以我时常把他带在身边，他高声喊道：‘3架——6架——9架。’”　　　　
　　　　“就是下午的2点42分，天气很晴朗，天上有几朵白云，静止地停留在高空之中，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在云层罅隙的青空里，自北向南，冉冉而来。尾后还有3架，高射炮向前面的3架密集射击。现在后面3架也受到高射炮浓烟的包围了。后面又来了3架，——所以总共是9架。高出于云层的上面，我听到了驱逐机声，我所在的地方近军用机场，这是敌人轰炸的目的地，所以高射炮的炮火非常猛烈，若干火花在我的面前闪烁地爆裂。　　　　
　　　　“几架我方的驱逐机出现了，他们是在云层后面飞来的。我的上面，已听到机关枪声，双方空军正在云中角斗。那9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倘使他们要击中目标，必须保持着他们的阵线，前列3架现在已抵城南的上空了。　　　　
　　　　“下午2点46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迸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2点34分开始的。此刻敌方的轰炸机完全隐遁在云中，看不见了，但仍有若干日方驱逐机被我机所困扰着……”　　　　
　　　　中国新创的空军固然英勇，然而英勇而没有后勤支援的空军，其后果是缺乏新的武器补充，从1937年开战以来，中日空军之间历经了“8·14”空战、“9·1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等各种大小战役，中国空军由原先的100余架战斗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不满100架战机，如果再不整补，中国空军可能没有任何完好飞机可升空迎战。补充新的人员和新式战机，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可是，在中日开战之初，美国力行中立政策，不愿意卷入中日战争，因而，中国方面只好想出招募志愿航空队的方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陈纳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就出来的一位时代英雄。　　　　
　　　　志愿航空队成立的经过，据黄仁霖的回忆，是陈纳德主导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征召一批外国航空人员，这些人像他一样，愿意为中国作战。在上海就有许多志愿参加的航空人员，但其中只有少数几位有资格充任战斗驾驶员，陈纳德大约挑选了一打人员，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以及法国的一些经历过战争的驾驶员，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一个国际志愿队，简称IVG。……国际航空志愿队虽然很英勇，但是却无法阻遏日本空军进攻的决心，仅仅支持了几个月，便被消灭了。……那时夫人正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亦即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她和陈纳德上校、宋子文博士、孔祥熙博士以及其他美国朋友威廉姆·鲍来先生等，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去征召一批美国飞行员和美国飞机来组织第一个美国航空志愿队……”　　　　
　　　　因此，加强雇用美国的“飞虎航空队”的美籍飞行员，成了别无办法的办法。但是，“飞虎航空队”成员毕竟不是神仙，也有他们的七情六欲，于是最为时人所诟病的一些问题，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例如“招待所（指‘励志社’的美军招待所）的职工除了经手采购食品和招待所用品拿取回扣外，还和美军串通一气，贩卖黄金、美钞、手枪以及其它走私物品……”　　　　
　　　　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不在话下。　　　　
　　　　对这些引入诟病的问题，宋美龄似乎也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一次向“飞虎队”的演讲中，宋美龄十分直率地说：“……你们的司令官曾经一再告诫各位要注意纪律。这是一个讨厌的字眼，是不是？空中要有纪律，地面也要有纪律，没有纪律我们将是毫无成就。因此我本人，以贵队荣誉队长的身份，也要将更多的纪律灌入你们的耳中。　　　　
　　　　“我要较陈纳德将军更进一步，我的意思是内心的纪律，仅仅遵守纪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内在的纪律，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人格……但是我要各位子弟们牢记一点：即全中国对你们都很爱护，因之我要你们的品性行为，处处配得上你们贵国的伟大传统。我要你们留给我国人民一个印象，一个真正代表美国国民的印象。我深信并知道，你们不论在中国何处，一定会使你们的行为让人看得起。　　　　
　　　　“请你们原谅我这样直言，或许我应当对你们很客气……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无论在空中或在地上，总会记住你们是中国的客人，同时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将使你们贵国有面子……”宋美龄为何会对美国志愿空军作如此的“直言”，其实这是有原因和背景因素的。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8）

　　　　4。7 “重庆玫瑰”声播全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日本有所谓的“东京玫瑰”，指一位著名的专门负责对美国作广播宣传的播音员。而在中国，宋美龄其实正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任务。　　　　
　　　　宋美龄负起“国际播音员”的责任，和中国的战时广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和宋美龄个人领袖欲望以及她对日本侵略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更有绝大的关系。　　　　
　　　　宋美龄开始为国际广播播音，是在1937年春天，当她以带有美国南方和北方口音的英语，和清脆的嗓音，广播电波划破地球空气的电离层，传达到美洲大陆时，确实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极大震惊。有一篇名为《前进的中国》的广播稿，这其实也是宋美龄第一次透过广播，向国际友人呼吁对中国的支持。　　　　
　　　　在《前进的中国》广播稿中，她说：“我此刻向贵国发表演说的无线电（按：指收音机），也有无数的我国同胞，在静心谛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各国人士，帮助我们在中国各省传播现代知识，还不断在努力，我们真该表示绝大的感谢。我们的谈话能借无线电传递到各位府上，委员长和我，都觉得非常欣幸。……时间快到了，让我借这最后的一分钟，敬候海外友人和亲善中国的人们安好。我此刻清晰地记起了青春时若干快乐的岁月，那是在美国度过的……我希望朋友们还不会忘记我，仍旧辨别得出来我的语音。此刻在中国是星期日晨8时，敬祝诸君晨安。”　　　　
　　　　一篇于“七七事变”之后播讲的《告美国民众》广播稿中说（于中国时间1937年9月12日播音）：“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像得到，但听不见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慌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　　　　
　　　　宋美龄本人之外，她的两位姐姐宋霭龄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战时的国际广播，在国际传播中都取得了宏大的效能。　　　　
　　　　4。8 战时外交和“第一夫人”　　　　
　　　　在实权的掌握上，宋美龄是中国战时的实质空军总司令，同时更由于她的留美资历和世界观，宋美龄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外交幕僚。蒋介石是出生本土的军人，他除了早年在日本陆军学校短时间就读过以外，并没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去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势，特别是对中国战局具有关键影响地位的美国外交关系，而宋美龄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恰巧可以弥补蒋介石这方面的缺憾，她的丰富国际常识和美国关系，正是蒋介石渴望需要的。　　　　
　　　　以宋家在中国素有盛名的资本家地位，早在战前时代，就和全世界主要的知名家族，有深厚的交谊，当然，这些交谊都和利益有关。　　　　
　　　　例如，孔宋家族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家族的关系，早在30年代，就已经十分深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蒋介石曾经透过孔祥熙，要他和墨索里尼从事军火和飞机制造的家族，作紧密的联系。蒋介石急于在“剿共”战争并不顺利的当时，建立一支空军，俾以在“剿共”战争中，借重飞机这一当时的新锐武器，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做致命的打击。　　　　
　　　　孔祥熙向意大利朋友出示的订单，当然让他们大为垂涎，自此，意大利就和孔祥熙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认定孔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后来，宋子文也和意大利方面多次接触，再延伸了宋家和墨索里尼家族的关系。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在1932年，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在陪同丈夫孔祥熙访美国时，在冗长令人生厌的官式访问过程中，宋霭龄和儿子孔令侃，抽空到欧洲做了一次私人旅游，在途经意大利时，由于宋子文已经在事先向意大利方面提出照会，墨索里尼家族知道宋家大姐要来旅行，特地在宋霭龄母子访意时，作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据说，宋霭龄母子当时还真有些受宠若惊，认为在她们一生中都未受过如此隆重的欢迎。　　　　
　　　　后来，意大利的飞机和技术，确实为蒋介石建立了第一支空军武力，蒋介石除了靠这支空军武力对抗共产党，更借着这批飞机和日本侵华空军做了第一阶段的有力抵抗。后来，因为意大利参加了轴心国，蒋介石才开始慢慢疏远意大利，中国空军开始向美国招兵买马。除了意大利，宋家和蒋介石与德国希特勒的关系，也很深厚。为了表示和纳粹德国的亲近，蒋介石特意把二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去学军事，可见当时的中德关系敦睦之一斑。　　　　
　　　　除去战前的这些国外关系之外，二次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无疑是蒋介石以及他的部属最重视的，而宋美龄由于她的出身背景，对美国环境情势的了解是国民政府当中最为娴熟的一位，因而，中美关系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她的肩头。　　　　
　　　　宋美龄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在美国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姐夫孔祥熙所引介的军火商人之类为主。而为了做好对美的关系，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劝说之下，成立了“中宣部”——它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它的任务是统筹所有的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机构，拼其全力做国际宣传工作。　　　　
　　　　“中宣部”的首任部长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毕业的董显光，他虽然是“中宣部”的首任部长，但是，他显然没有受到蒋介石在工作上应有的尊重；蒋介石对外国（通常包括美国）记者和新闻处理的僵化方式，迫使董显光必须经常忙于向外国新闻记者解释，为什么蒋介石要撤销新闻发布，以及为何要拒绝接见新闻记者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当时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非但没有类似的箝制舆论的做法，反而很开放地面对外国新闻记者，甚至可以说是把外国新闻记者玩弄于股掌之间。　　　　
　　　　两位领袖在面对新闻记者时，截然不同的态度，难免加深了外国对中国敌对的两个政党的主观偏见，这一点，深深让国民党内搞对外宣传的官员诸如董显光流，深为忧虑。　　　　
　　　　宋美龄深知这种情况持续发展的严重性，她想，若是情况不能有效的改善，不但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度，甚至会破坏她辛苦建立的中国苦难形象，所以，她不断在蒋介石面前做抗争，希望蒋介石以更开放的方式，面对国外的新闻界，她也不断为包括董显光在内的中国国际宣传工作者打气。　　　　
　　　　除了记者，宋美龄主要还要在美国的一些新闻界资本家的身上，花上许多功夫，比如赫斯特报系家族、霍华德报系家族等，这些报人资本家言论是否亲蒋、是否亲华，攸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定见，有时，中美两国政府官员本身不方便的一些事情，就透过这些报业资本家来做中介人。　　　　
　　　　比如，宋美龄就曾承认：“……我必须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风度、宽大和友善致谢。他曾派霍华德把令人鼓舞的信息送给蒋总统和我，并向我们殷殷致意。霍华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