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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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外面的说法，都说叶公超是因为理念和上面的人（当然是指蒋介石）不合，所以黯然下台。可是，根据极为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叶公超的下台，根本和当年他的“外交”理念或是作为无关，而是和“太子系”人马故设陷阱谋害有关，而这个谋害事件，外人乍听之下，可能根本不能相信，可是，这却是叶公超下台的幕后真正原因。　　　　
　　　　据指出，叶公超有一回和“大使馆”里的一些部属聚餐，酒酣耳热之际，他信口就讲了几句话，其中提到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他直接用“老蒋”、“小蒋”在背后称呼。讲这话的时候，他是谈笑风生，不当那么一回事，谁知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几天，叶公超就莫名其妙被整下来了。叶百思不得其解。据一位参与蒋介石机密的人士透露，他亲眼看过一封用红色公文夹封存好的文件，上面的署名是一位“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卢姓武官，他在这封致蒋经国的密件中说，叶公超对蒋介石和经国先生背后不敬，并且语带玄机、多所讥讽，恐有二心，希望上级多多考核叶公超的言行。　　　　
　　　　蒋经国本来对留美派的人，心存芥蒂，好容易抓到一个把柄，能放弃此一可以大作文章的机会吗？立刻把这封告密信，原件送给他老子看，蒋介石一看，乖乖！我平素待你叶公超情义深厚，凭什么你叶公超竟然对我如此猖狂无礼？　　　　
　　　　就这么一封秘密参劾的告状信，叶公超就如此下台了。据说，叶公超当时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他绝对想不到，他不过和当时一般蒋家奴仆同样，在背后开开老板的玩笑，一句稀松平常的玩笑话，就被诬指为不忠，从此摘去乌纱帽。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一章　凄惨归来，夫妻残照（3）

　　　　　　　　
　　　　1。3 老美作梗，反攻无望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明显地发现自己原先领导的“政府”，在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尾巴。为了确保美援的源源不绝，蒋介石对美国人的妥协，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白宫的间谍无所不在，美国人的外交压力如影随形，共产党给台湾带来的是军事上的草木皆兵，而老美给蒋介石带来的却是直接对他“政权”的威胁。蒋氏父子担心老美的中央情报局随时有可能以军事政变，来搞垮他的统治机器，因而，蒋家父子在50年代，与其说是在全力准备反攻大陆，不如说是在和美国人进行一场保卫“政权”的殊死战。　　　　
　　　　在这样充满了矛盾情结的过程中，蒋介石以他的太太宋美龄作为拉拢美国人的主力，而在面对美国人的情报渗透过程中，则是以他的儿子蒋经国作为前敌指挥员。　　　　
　　　　这便是50年代以至80年代止，台湾和美国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对立面情境。而宋美龄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对立面中，扮演的当然是一个充满工具性的角色，此乃是不用多言的。　　　　
　　　　资深记者张广基，在他的回忆时透露，1954年的9月3日，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党控制的金门岛炮击。6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台北。根据当时的局势研判，杜勒斯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和蒋介石谈判关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事宜。当时，美国的立场非常清楚，便是这项条约有关的“共同防御”范围地区，美国人倾向仅限于台湾本岛，而不涵盖邻近大陆的岛，可是，蒋介石却希望美国人协助防守的区域，要包括所有当时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地点。　　　　
　　　　张广基在他的回忆中叙述了杜勒斯当时来台会见蒋介石的一幕尴尬情景：“……新闻局将外籍记者分为两批，外地来的记者华特斯及宾汉先于杜勒斯到达，与先总统会晤于前门处时先行拍照，室内不准拍照。我与王小亭俟杜勒斯离去，先总统送出时再行拍照。后来先总统并未送出，只见杜勒斯由蓝钦黍陪同匆匆登车离去，结果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拍到，只好由新闻局交涉向先拍到的人分摊。事后与侍从人员谈起，才知道起先还谈得融洽，后来先总统脸色不对了，只见夫人委婉的以上海话解说，最后先总统站起来，也未向杜勒斯打招呼，即转往室内云云。”（见张广基著《我们是从炮火中走过来的》一文，原载于台湾《中央日报》1988年10月10日，第15版）　　　　
　　　　早在1950年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宣布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在美国方面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之后，“对华政策”由以往的积极援助，变为消极观望。到了蒋介石退守台湾，作的此项“协防”台湾声明，不过亦是一项消极手段，目的一方面在防止共产党部队南犯，另一方面在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即使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宣布将下令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可是，第七舰队仍是台湾海峡的“中流砥柱”，是防止蒋介石军队挥兵西向的屏障。　　　　
　　　　1。4 “妇联会”的领导者　　　　
　　　　在宋美龄回到台湾，并且由宋美龄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马上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便成立了一支娘子军，并且围绕在宋美龄四周。　　　　
　　　　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3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5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了宋美龄的这个妇女组织几个政治性的任务。这几个任务是蒋介石亲自交待的，并且也因而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那些妇女领袖，惟其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蒋介石的指示是这样的：“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之一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经过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是在1950年的4月17日正式在台湾成立的一个以宋美龄为领袖的妇女团体。　　　　
　　　　在宋美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以说是相互呼互，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是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是宋美龄团结妇女的权力机构，在它最早的时期，是在1950年的3月份，由蒋介石一些部属的老婆们，组成的一个妇女团体，“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　　　　
　　　　除了上述的核心骨干以外，包围在宋美龄四周的国民党妇女干将，诸如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都是“妇联会”各地或是各单位的“妇联会分会”的主任委员。　　　　
　　　　当年的“妇联会”做些什么工作呢？如果照当初宋美龄等人设计的宗旨，“妇联会”的主要任务整体说来包括所谓“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　　　　
　　　　为什么会拿这三件事情作为“妇联会”的主要项目呢？其实这是有客观背景的。在1950年，国民党政权刚从大陆撤退来台，蒋介石等人可以说是惊魂甫定，加上美国人对台湾抱持着一种微妙的观望态度，蒋介石深恐一个不留神共产党打过海来，岂非死路一条？所以，蒋介石对对岸的共产党，可以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戒状态，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之下，一切以军事为优先。所以，为了再搞大陆时期那种充分动员民众的老技巧，“妇联会”有它成立的时代必要性。在蒋介石的充分授权之下，宋美龄在1950年4月17日，“妇联会”成立的当天，当场就给了“妇联会”几个明确的任务指示：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为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到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谍，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然而，“妇联会”的那些工作人员，因为总算逮到了表现的机会，便利用工作时可以和宋美龄接触的大好时机，对宋美龄大献殷勤，借机大搞个人崇拜。　　　　
　　　　除此之外，因为时局动荡，加上美国援助还没来到，“妇联会”这时和中共方面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次类似大跃进的生产竞赛，各种令人闻之好笑的事情，可说无日无之。这些形式化的“成绩”，平实而言，就是为了做做样子，并且在宋美龄面前邀功罢了。　　　　
　　　　为了让宋美龄高兴，“妇联会”的一些工作干部，经常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吹捧什么工作佳绩之类的鬼话。但是谎话也有被拆穿的时候，有时不但是被拆穿，更有甚者，许多被强迫出公差的机关工作妇女，因为既要照顾工作单位本身的公事，还要利用空闲时间去作“妇联会”的义工，自己辛苦，而拿这些“成果”去向上面邀功的，却是另外一些官太太，难免让人难以平衡。　　　　
　　　　之二　宋美龄到底有没有缝制征衣　　　　
　　　　根据“妇联合”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衣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导，到底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制过征衣呢？　　　　
　　　　根据笔者访问一位当时曾经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他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衣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就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衣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在缝征衣的人，却是叫苦连天。”当然，许多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因为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情事，一些原本就过惯舒服日子的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们，难免对此种行径大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妇联会”的机关刊物上，就曾经出现过一次“匪谍事件”，说它是匪谍事件，不如说是一些太太们共同的反弹心声。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一章　凄惨归来，夫妻残照（4）

　　　　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的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个笑话，那期的杂志报导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分会的值班期。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尤祥云女士来了，她呜咽地说着：‘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我一间屋住，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夫人虐待我”的这句话，应该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可是却被误植为“我们夫人”。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在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行径的人，在这段文字中，动了手脚，故意要让宋美龄出丑。　　　　
　　　　当时包括报纸在内的国民党宣传机器，都口径一致，说宋美龄领导的缝征衣活动，又如何如何了，实际情况只有“妇联会”的人自己最清楚。但是，为了塑造夫人的勤奋形象和带头精神，就必须做一些样板的事情，让外界信以为真，用来所谓“激励民心士气”，为了达成类似像征衣缝制的计划目标，不得不到处拉公差，来递补经常逃避缝征衣的人力空缺。　　　　
　　　　“妇联会”为了拉公差，更是煞费苦心。通常，她们拉公差的主要目标，便是最听话的学生。某刊物说什么：“从开办迄本年3月31日，计算自动来会登记服务的共11252人。这一事实，完完全全证明了自由中国的妇女同胞的高度的爱国热忱。她们的年龄由9岁的小姑娘至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公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