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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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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
有关单位如此吹嘘，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
由于一些官太太对缝制征衣，兴趣缺乏，为了完成目标，就只有去拉学生了。这份刊物就曾经说：“暑期过去，开学伊始，台北市各校应妇联会之请，继续参加该会征衣缝制工作，自10月份起，一女中允于每周六下午，派同学前往该会缝征衣，金瓯女校暑期因事未参加该会工作，现允于每周二四六下午，派同学前往缝制，每周除星期五外，妇联会的征衣缝制场所，每日均有该校同学的踪影……”
有的“政府”单位为了怕部分员工太太们对缝征衣心存反弹，并且借故溜走。所以，索性用点名的方式，看哪个太太敢缺席不来。
一则报导说，“省政府分会每周六日去妇联会缝征衣的，全是铁路局的女职员及眷属，由莫局长夫人王德祥女士率领，她们来得早、去得迟，很少误点。莫夫人做事认真，博得各方赞许，每次排定30人，她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亲自点名入座，好像火车站验票一样。”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不但一般被拉公差的妇女同胞，对国民党这一套拉夫的作业方式，私下颇有怨言。那时到处有人被当局以“匪谍”罪名整肃。所以，即使心生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可是，别人不能对类似缝征衣的“妇联会”活动厌倦，宋美龄却是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度假。
例如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为名，远走美国。其实，宋美龄根本是假“养病”之名，行度假之实。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三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候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和快慰……”
之三 宋美龄环岛“劳军”
在“妇联会”筹组之初，宋美龄亲自起带头作用，带了一些亲信，就出发到台湾各个重要的国民党军驻扎地点，做一连串的“劳军”活动，以示自己对“劳军”运动的具体行动。类似的“劳军”活动，在以后台湾的官场，形成一种独特的示范作用，官夫人在国民党当局的特定节日时，就呼朋唤友地到处搞所谓的“劳军”活动。其实，这类的“劳军”活动讲穿了，不但“劳”了一些官太太们，也让许多原本要被“慰劳”的人，劳累不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类活动由原先宋美龄领导的真正的“劳军”，演变到后来成为军队配合官太太作秀，弄得部队兵疲马困，人人暗自叫苦，这样的“劳军”真是让军人劳苦而已。
第一次的“劳军”行动，是由宋美龄领队，她带了好几个当时“妇联会”初创时的筹备委员，并且在以前“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将军的陪同下进行。黄仁霖为宋美龄带领的“劳军团”，要台湾铁路局弄了一部铁道专车，这部铁道专车载着宋美龄，展开了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劳军”活动。
为了怕她过不惯外地的生活，黄仁霖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在铁路局为宋美龄预备的那个专车里面，安排了一切宋美龄会用得上的任何生活上的必需品。
因此，宋美龄这趟“劳军”，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劳军”似乎略有不同，一般官员“劳军”，很多是和官兵吃在一起，有的甚至住在一起。但是，惟独宋美龄不但是行在火车上，连带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她的那辆豪华专车上解决。（当然，以现代的标准来看，那种专车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可是在那个时期的台湾，那样的火车专车已经是相当豪奢的享受。）
之四 “妇联会”渐渐衰败
在“妇联会”方面，宋美龄基本上是相当主张“分层负责”的。所以，她把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交给“妇联会”的总干事去处理，自己只当一个挂名的主任委员。
最早，宋美龄经常是像旋风式地去“妇联总会”，或是各地方分会，做例行的视察，至于缝制征衣的工作，到后来是根本都不去了。因为，连宋美龄大概也清楚，缝制征衣的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前方的整备，根本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一位有关人士就说：“即使你把台北长沙街妇联会总会的大楼二楼整层都改成缝制征衣的地方，把缝衣机放满了，你也不可能用这四五十部缝衣机提供全体国军60万大军所需！”
然而，宋美龄非常清楚，到“妇联会”缝征衣，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所以，她基本上还是不放弃这种具有十足政治意义的活动，每逢重要庆典前夕，她还是会带领一些“妇联会”的重要干部，不时到各地“妇联会”的分会露露脸、拍拍照。
纵然，宋美龄对“妇联会”的征衣活动，并不是持久有兴趣。但是，她在一些特定的节日，例如“双十节”庆典期间，宋美龄还是固定会到各个定点，去做“劳军”访问，这是她每年都会参加的活动，绝对不会轻易缺席。
然而，只要宋美龄出面参加的活动，总是会有新闻记者随行，有时还有外国记者一起跟着她参与有关的行程。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所以，该地的经费在早年也十分充裕。早期，当局曾经向一般的纳税义务人征收“劳军”捐税，这些钱有一部分就是交由“妇联会”去做整体的安排。
例如，“妇联会”掌控的军眷眷舍建造的经费，早年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妇联会”的补助，另外还有一些是交给各地的军人之友社去处理。
整体上说来，“妇联会”对各个军种的军眷眷舍建造经费，可以说做得还算公正，如果“妇联会”的人心存不正的话，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产生。可见，在宋美龄的监控下，“妇联会”还没有太大的流弊发生。
到了后期，特别是在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对“妇联会”的活动没有过去积极。所以，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根本就处于半歇业或是全歇状态。像位于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妇联会”分会，虽然在中央党部设有“妇联会”分会的专用办公室。可是，分会办公室很多时间都是大门深锁的，根本没有人上班。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妇联会”毕竟是宋美龄的重要象征意义的根据地。所以，“妇联会”门口都是由宪兵单位负责警戒工作，后来，大概是怕“立法委员”攻击，就把门口的警卫自动改由便衣人员负责，这些便衣人员都是原来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他们有的跟过宋美龄，上面将他们以聘雇的身份，受雇担任“妇联会”的警卫工作。“妇联会”的黄金岁月已经随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而有渐渐消褪的趋势，它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它如影随形的纪录。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二章 桥牌“集资”，“中华振兴”
大凡上了一些年纪的朋友，一定看过不少关于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或者到台湾初期的一些宣传照片，照片的情境不外是这位“第一夫人”在踩缝衣机缝制征衣或是视察孤儿院的画面。国人经常为这一幕情景所感动，当然，也有许多朋友认为，这完全是宋美龄身边一些喜欢拍马屁的部属、设计的一整套宣传品，完全是在做样子、演戏。
纵然，这两种说法大概都各有所本，各有不同的依据，此处我们暂且不去就这个议题，做任何的争论，我们不妨话说从头，来看看台湾时期，宋美龄“四机关”之一的华兴育幼院和它的附属机构的情况。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在南京建都之后，蒋介石就希望筹设一个学校，专门安置在北伐期间作战死亡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可是稍微花一点心思去观察，就可以发现，宋美龄在早年发起的国军遗族子弟学校，它难免有当时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色彩。
1928年10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推定委员11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В嗖渭釉谀冢八浅Ｈ刃模⒍晕宜担骸耆肽愀涸穑闯锉副拘！！保撇街端蚊懒溆胫泄返�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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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就公开向社会作过这样的承诺：“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牛马，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成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见1927年12月1日《大公报》第2版）然而，“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其实就是上述所谓废兵院的后续。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经费来源，是来自当时的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后来，宋美龄在台湾办华兴育幼院的时候，也是运用同样的方式，以搜集足够的经费。再加上蒋介石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强人。所以，其部属单位对遗族学校的经济支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宋美龄当时就自承：“对于筹款一层，很得到政府和一般同志的赞助，财政部并批准学校经常费每月6000元。1931年2月因学生增加，财政部就将学校经常费增加为每月12000元。可见他们对于革命先烈子女，都竭力协助，给以相当的教育。”（见黄伯平编著《宋美龄与中国》，第613页，《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一文）
这所“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教育，有很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宋美龄谈及学生的生活时指出：“我们采取宿舍制，每一宿舍，有二三位训导员，带领三四十个学生，同住一室，训育他们。饭厅里每桌上也都有老师指导。指示吃饭的体态，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对于学校和个人的整齐也非常注意，每天朝会15分钟，指导一切，并检查各处整洁两次，这是男女两校相同的。”
当然，当时的学校有相当程度是很注意国民教育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面，更遑论是这所由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办的军人遗族子弟学校了，更是把这种原本应该灌注在军人身上的军事教育法则，毫不保留地加诸于这些髫龄的小孩子身上，希望从小就灌输给这些幼童党化思想。
在生活上军事化管理，在教育上，更是以政治挂帅，宋美龄就曾经对遗族学校的学生说过：“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父兄，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是政府应该教养你们的；要知道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的，还有几千百倍遗族的子女，都没有机会来进这个学校，你们仅是少数的幸运者，得到政府的优待，你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些贡献，来报答政府培植的厚意。不要变成只会享受不能服务的寄生虫，才不辜负受遗族教育的光荣呢！”
而且，“两校教育中心，除小学中的低年级注重普通常识外，四五年级以上，都以生产为基础。我们学校的男生，都要受农业训练，使学得耕种新法，将来回到田间，可以指导农民，改进农村生活。”
除此之外，宋美龄还为这间遗族学校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自我服务和服务人群的方式，“两校8岁以下的儿童，由学校替他料理一切生活；凡是8岁以上的，都须自己洗涤衣服、整理宿舍教室，和帮助学校做其他的事务。年长女生，必须负责照顾年幼同学，男生在校，练习司电话、作书记，循序渐进，再受较繁重的工作训练。中学年长的学生，组织一个“乡村服务团”，分农村社会服务团、卫生诊疗所、惠农学校三种工作。就兴趣所近，依他们的志愿，分别派定服务工作。农村社会服务组，常到中山陵园附近各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他们和农夫接近，交为朋友，给以优良种子……”宋美龄的领导风格，在这个时期更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番梗概，她自己承认：“我对于遗族男女两校，既然负着责任，总要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无论哪种事业，如果不是亲自去参加，只把一个计划交付别人办理，不去闻问，是不中用的。所以我对于校的校务，完全由我负责进行，虽然我不能常在南京，当我离开的时候，曾组织两校校务讨论委员会，随时讨论两校校务进行事宜，和其他各项问题，并来管理监督……会中议决案和全校校务报告，或请示事项，必须呈请的，乃经秘书审核，再由我来改正或核定施行。”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宋美龄当年强悍任事的作风。
多数台湾人，恐怕到今天都还不知道，当年国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慈善机构，事实上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一些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赌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这当时在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传为“美谈”。
最早的时候，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并且随时作为“反共复国”的后备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弄得有声有色。可是，中国人多半改不了5分钟热度的习惯，“妇联会”到各处“劳军”、演讲、缝征衣等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免觉得这些工作实在太无趣。试想，台湾也就这么一点大，可以玩的地方实在有限得很。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的人大概也不见得会持久。所以，“妇联会”的活动大概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玩笑说，何不大家一起来玩桥牌，玩牌一定有输赢，凡是有人输钱的，就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据说，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是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来的钱，而大部分是慈善捐献来的。
以“华兴”来说，它基本上是延续了宋美龄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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