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嘴红灯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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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四岁后，儿子喜欢上了体育，喜欢篮球。有还几次，儿子缠着李秀儿给他买“乔丹”的运动服，李秀儿以没有钱为由拒绝了。后来，儿子又吵着要“阿迪达斯”，李秀儿让胡小妹帮忙，给儿子弄了身假的阿迪达斯，谎称是从香港带回来的，还真把儿子忽悠住了。可是，阿迪达斯穿了不足一年，衣服破了。李秀儿心里紧张，害怕儿子又吵着要那些名牌，还好，儿子之后却对她说：“同学们提倡爱国，买自己的民族品牌，你给我买李宁牌的吧？”李秀儿问过李宁商店，发现李宁牌的也并不便宜。于是，李秀儿又再次像上次那些，花不到三百元钱，从鞋到上衣，买了全套给儿子。儿子那时高兴得喊“妈妈万岁”。后来的两年，李秀儿依此复制，每年给儿子买一身假冒的李宁牌运动服和运动鞋。
　　今天，套在儿子身上的还是那件假冒的李宁运动装，而且，沾满着血迹。“不行！我得给儿子买一身正宗的！马上买！”她对自己说。她告诉儿子：“儿子，你等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她立马往医院外面奔，她要找到李宁专卖店，她要给儿子买一身正宗的李宁牌运动装。
　　可是，尽管深圳没有夜晚，许多商店已经打烊。加之，新洲、沙嘴一带，并不是深圳商业最繁华的地段。李秀儿心里非常着急，她一时不知到哪里去买一身李宁服装来。但是，来自大脑的意念告诉她，她必须要给儿子买到这样一身衣服，才送他去火化。
　　他打手机给胡小妹，问胡小妹到了哪里，心想，如果她还在深南大道、华强北附近，就让她下车顺便带一身过来。可是，胡小妹说她差不多要到了。李秀儿于是赶紧打车往福田区委、岗夏、市民中心那一带走。她让司机把车开得很慢，眼睛一路搜寻着街道两边的店铺招牌。。
　　最后，她在岗夏终于看到了李宁专卖店。她花将近两千元买了一身运动装，一双运动鞋，还有一件运动衫，在快要出门的时候，她又折回身，她差点忘记了给儿子买李宁牌的运动短裤。
　　她想，她一定要让儿子穿得好好的，一定要让儿子穿正宗李宁牌的。从一进专卖店，她就问店员，是不是正宗的，到结完帐出门的时候，她还是说那句话：“是正宗的啵？”
　　店员认真陈述：“如果您发现有假，十五天内，我们包换。您拿好发票。”
　　李秀儿把发票随手一丢，自言自语说：换？换不得啊，换不得啊！

　　五十五
　　警察在查找李明明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日记本，日记专门记载着披头他们的犯罪情况，也有自己受要挟、受威胁后的悔恨之情，后来，警察从披头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口供笔录中，也已证实李明明没有直接参与入室抢劫杀人案。这样，公安局根据发案后对社会公布的“提供重大线索者奖励十万”的承诺，给李秀儿兑现了十万线索奖励。同时，公安局为安慰李秀儿，也为警察多少失职承担一点责任，另外付给李秀儿两万安葬费。
　　李秀儿拿着十二万元钱，把两万留下，另十万，一次性捐给了方方。
　　十天过去，方方还没有醒来。医生说，方方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在医生正式宣布方方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那时候起，李秀儿决定回一趟麻城老家。尽管多年前她带着儿子从麻城到深圳时，暗暗告诉过自己，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回麻城了，但是，现在，有两件事情逼迫着她必须回麻城。一件事情是，方方一时半刻醒不过来，她必须当面去通知她的父亲，以及她的弟弟；另一件事情时，儿子李明明出生在麻城，让他魂归故里，并按老家风俗，把他与父亲安葬到一起去。
　　她想，她就用儿子生命换来的这两万元钱，来办理和父亲合堆入土的事情。
　　她非常清楚，两件事情都是棘手的事情。在方方的事情上，忠厚老实的方方父亲可能不会怪她什么，可是，她那在武汉读大学的弟弟呢？能平淡地听她说，听她解释，然后默默地承受吗？在自己儿子的事情上，痛失长孙、长侄的杨五六的父母和兄弟，会饶恕她没有照看好儿子的责任吗？活生生从爷爷、奶奶身边带去的孙子，如今却是一盒骨灰，这让年迈的老人能面对和承受吗？甚至，不管是方方的弟弟，还是明明的爷爷，都有可能发生过急的行为，那么，自己到时怎样面对？怎样解决？
　　她没有底。但她不能不去面对，也必须面对。
　　好在记者甄诚一定要跟李秀儿去麻城。甄诚是“1？23”血案受害人系列新闻的报道者，在去往麻城采访的这一件事情上，他还约来了深圳电视台的一位摄像记者。这样，回去就有三人一道前往。李秀儿这才似乎壮了点胆。
　　甄诚是一位负责任，不带社会偏见，同时又善于捕捉新闻线索的记者。在李秀儿把十万线索奖金无偿地捐献给方方，作为甄诚倡议下成立的“爱心基金”下的第一笔大额捐款时，捐赠的当天，甄诚就给李秀儿做了一次专题报道。报道刊登后，在市民中反响强烈，富有爱心的人们都纷纷找到报社给方方捐款。
　　找到报社，找到甄诚的还有胡法官，胡法官说，为了弘扬正气，也为了挽救许多病、伤、残患者，他愿以爱人高爱莲的名义，也以爱人高爱莲的一百万稿费作为垫底，设立“高爱莲爱心基金”。
　　胡法官这一善举，让甄诚非常激动。他想，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啊！可是，当他满怀喜悦之情去向报社领导汇报时，领导却摇着头说：“你难道不知道？胡法官这期间，公安调查还没有完，又正在接受监察院的调查，至于‘高爱莲基金’，慢后再说，不一定都要在这个时候凑热闹！”
　　也好，甄诚就专心负责他的“爱心基金”和“因血案引发的爱心报道”了，更难得的是，他有机会了解方方家的一切情况了。虽然对一个当保姆、学历低，又几乎成植物人的姑娘，他不能去爱，也不敢去爱，也谈不上爱，但是，他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中的公共话语权，去关心她，关注她。毕竟，他是喜欢方方这个女孩的。因为喜欢，他也就有着十二分的热情；因为热情，他写出的文章才有生命，才有情感；因有情感，才能获得他人的赞美和共鸣。
　　在大学，他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他慷慨激昂的文章和演讲在学校很有知名度。2005年4月，他在重庆那家杂志社的时候，曾经秘密组织过杂志社的编辑、记者参加反对日本“入常”、抵制日货的活动，此一“污点”，被单位“查获”并声言要扣除了当年的年终奖时，他二话没说，愤然辞职到了深圳。虽然到深圳后，他的家人、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再当“愤青”，他自己也告诫过自己遇事不能再激动，要冷静。但是，他又很难做到。比如，这次“1？23”血案的首次报道，他洋洋洒洒万言，加了许多对社会有看法的话语以及一些激进的言论，审稿时被责任编辑砍了一大半，到总编手里时，就全部砍掉了。好在，总编意识到报纸要上发行量，要站在市民和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又把一些已经删掉的话重新圈了回来，开会时，没有打击他的积极性，还对他进行了表扬。这使甄诚像遇到了知音般，逢人就夸总编，和同学聊起深圳时，就感慨：深圳到底是深圳，言论自由多了！
　　因此，初到深圳的这一段时间，他酬躇满志着。
　　此时，火车吭噔吭噔地往北行驶，窗外的灯光像流星一样闪过，甄诚睡在卧铺的上铺，扑着身子，两眼望着窗外，思绪万千，他很想跟李秀儿——李大姐说说话，他甚至很想提醒李大姐，或者探讨一下，关于她儿子李明明的死，公安局两万元打发了她，有着一种不公平。他轻声喊了一句：“李大姐，你睡了吗？”
　　其实，李秀儿也像她一样，在扑着身子，看窗外闪过的景色，只是，她或许什么也没有看到，眼睛望着的方向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她侧过身来，反问甄诚：“甄记者，你还冒睡啊？”
　　甄诚“嗯”了一声，突然把很多要说的话打住了。因为他意识到，此时是在车上，火车早在十点就熄灯了，大多数人都已经入睡，睡在中铺的电视台的记者都在打着鼾了，而他要说话的话，势必要影响他人睡眠，于是，装作开始要进入梦乡的状态，把要说的话像痰一样吞了回去，不再作声。
　　第二天早上从武昌火车站下了车，在武昌火车站附近一个早餐店吃早餐的时候，甄诚才把昨晚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甄诚说：“李大姐，你儿子去了，我们跟你一样很难过，也很同情你。据说，公安局除了兑现了十万线索奖，还给了你两万抚恤金，也就是你儿子的安葬费，有这事吗？”
　　李秀儿点头。
　　甄诚接着说：“你知道不知道公安局为什么要给你钱？”
　　李秀儿有点奇怪地看着面前这个小伙子，点头，但又摇头。
　　甄诚继续说：“你说实话，警察到的时候，你儿子已经死了还是活着？”
　　“活着。还跪在那里，三个该杀的在逼迫他。”李秀儿开口说。
　　“你打110报警，是怎么说的？”
　　“我讲，我讲我晓得谁是‘1？23’血案的凶手，他们有三个，此时正在威胁我儿子，我儿子可能晓得他们杀人的事。接听电话的小姐问了我具体位置后，大概两分钟的样子，就有警察跟我打电话，让我不要惊动对方，让我在沙嘴路和福荣路的交叉路口等，他们说他们五分钟之内就赶到。”
　　“然后呢？警察赶到后问了你什么没有？”
　　“他们赶到时，花了七分钟，七分钟，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害怕披头杀害我儿子，我怕他们发现，打电话声音都很小。其实，在马路上，他们是听不到的。但是，我还是小心谨慎。警察赶到后，问我详细情况，我说三个凶手在树林里，我儿子认识他们，可能是我儿子晓得他们干的坏事了，正在逼迫、威胁我儿子，扬言要杀他，你们赶快去救我儿子，也赶快去抓凶手呀。为头的警察听我咯样讲，手一挥，还做了个包围的手势，我带着他们悄悄地走进了树林。在我们摸到离披头他们位置不远的地方时，我儿子还跪在地上，在哭，披头手里的刀在挥舞着。这时，警察喊话，让他们放下凶器，讲他们被包围了。但就在披头晓得警察围住了他们的时候，扬刀刺向了我儿子，嘴巴还说‘我让你报警’，他是怀疑我儿子报的警。唉！怪我自己！”李秀儿说着说着，鼻子发酸，声音变调。
　　甄诚有些激动地说：“这怎么是怪你自己呢？你报警当然是对的。但是，按你刚才说的情况看，虽然客观上来说，夜晚光线不好，加之又是在树林里，影响警察的视线和判断，但是，你也说了，你明明看见披头手里扬着刀，警察也知道了你儿子跪在三个凶手的中间。在披头向你儿子挥刀砍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眼明手快地开枪制止？我们经常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警察勇敢、果断的画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出现？没有让你看到？而让你儿子的生命在警察枪口的保护下，警察的眼皮底下，也在你的焦急而痛苦的眼神下，失去了呢？这就是警察的失职或者说是不作为啊！你为什么不起诉公安局？不申请国家赔偿啊？！”
　　“起诉？赔偿？”李秀儿摇摇头，“我儿子也不是干净的。要不是他，方方在哪里做事，披头他们么样晓得？要不是他提供地址，爱莲大姐她们两姐妹也不会遇害啊！论说，我那个鬼崽也是死有余辜啊！”
　　“不，法律不是你这样来讲的，法律是没有感情的。”甄诚说，旁边一直没有作声的电视台记者也说“是的”，李秀儿这才停下自己对儿子言语的怪责，继续听甄诚说：“从感情上来说，你儿子也是该杀。但是，我跟你说，李明明没有直接参与入室抢劫和杀人，这一点，假如李明明没有遇害要承受法律的制裁的话，是比较轻的，何况，你儿子李明明未满十八岁，甚至十六岁都未满，法律就更从轻发落了。可是，现在你儿子却死了，而且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死的。这一点，就是你出于对爱莲大姐和方方她们的愧疚不追究警察的失职，不起诉公安部门，我们媒体也看不过去。不是我们屎不臭挑起臭，唯恐天下不乱，而是我们认为，作为要创建和谐社会、文明社会、法制社会，就必须处处唤醒自己的法律意识，国家执法机构尤其应该主动依照法律程序，检讨自己的执法行为和过错―――”
　　李秀儿惊愕的看着甄诚，面带苦涩地说：“你讲的太深奥。唉！算啦！我们抓紧时间去方方弟弟的学校。”说着，也不管甄诚他们拿好行李没，自顾自往外走。
　　甄诚喊道：“李大姐。”拿起行李，无奈地摇头，旁边的电视台记者说：“你也是。要学会咸吃萝卜淡操心哪。”
　　甄诚自嘲地说：“我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不过，多管闲事似乎又是我们当记者的责任。”说着，上了出租车后门，对坐副驾驶室、从反光镜里看着自己的李秀儿，苦涩地一笑。

　五十五
　　武汉过年的气氛比深圳浓。出租车在经过街道接近华中师范大学的时候，李秀儿她们还能偶尔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鞭炮声。
　　因有着记者行动的任务，甄诚一行三人先通过校方领导，说明来意，同时，甄诚他们对方方的弟弟——方圆的采访，也就从校领导那里开始了。
　　但时间正是正月间，学校已经放假，虽然值班的校领导有好几个在学校，但是，学生呢？方圆呢？甄诚再一次担心地问李秀儿：“李大姐，你说方圆一直在学校做家教，假期没有回家，不会春节都没有回家吧？我们会不会空跑一次？”
　　李秀儿说：“不会，方圆就是回家，大年三十回去看爸爸，现在早到学校啦。你们不晓得，他死活不要方方给他付学费，他自己得拼命挣钱啊。他不趁放假挣钱，其它时间冒机会。”
　　学校领导听说是记者来访，一见面就说开了：“方圆是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困难，但学习非常勤奋的学生。现在放寒假了，他都没有回老家去，大年三十我们学校组织他们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