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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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的男人都不在家里，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吃点干菜下饭或者就是喝稀饭，不像是在过日子。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买点好菜，只有等到来了客人，或者过年的时候打工的人都回来了，才肯吃上几顿肉。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一脸营养不足的面容……　　　　
　　　　这种情况还是在家人都平安健康的前提下，如果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瘫掉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一个60多岁的老头，乡村的医生检查出他得了心脏病，但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60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我有一个堂兄弟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肯定过不了今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几十万块钱来治这种病？农民如果没有外援，没有几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有些麻木。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这件事写一篇报道，换一个角度说，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我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叫万跃平的农民，他与兄弟姐妹都在南方打工，后来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他要求哥哥、妹妹陪自己回都昌老家。回乡以后，他也不上医院去治病，其实也根本治不起，就在家里等死。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也病死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个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不一定有保障，哪里可能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前几年，我们村里有两例非正常死亡，他们都是30来岁的男子，是我童年时代的玩伴。他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他们到乐平的小煤窑去挑煤，结果有一个小煤窑失火，死了20多个人，我们乡死了7个，其中我们村有2个人。当时烧起来的时候，立即把煤窑封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瓦斯爆炸，结果遗体也没办法找了。家里人就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现在妻儿老小都在艰难地度日……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　　　　
　　　　我看见这些教室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3）

　　　　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老家的小学生上学要交95块钱，中学生交100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钱。当地的校长大部分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100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　　　　
　　　　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也使得农民变得更加务实。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一般不要再负担更多的开销。过去我的父母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下去，他们鼓励孩子好好念书，争取考上重点高中。现在农民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上大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农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学呢？这就是农民最实际的想法。不过，大多数农民供小孩上小学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上了小学可以识字，最起码到了九江站知道怎么上车，买东西知道怎么数钞票……现在农村的孩子大多是初中念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初中都不能毕业。　　　　
　　　　农村孩子不愿意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农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我曾经在都昌的北炎中学教过7年书，举一个关于住宿条件的例子，有一个老师负责管理女生宿舍，她拿着尺子进宿舍给女生分配大通铺的位置，每个人只能分到8寸宽。女生宿舍离厕所很远，晚上女生根本不敢出来上厕所，就近在宿舍屋檐下的水沟方便，于是周边环境污浊不堪。用水条件也不方便，洗漱的时候，学生用脸盆从外面打水进来，这样寝室里到处都是湿的，地面也坑洼不平，如果你穿布鞋进房间，需要很小心地看路。一到夏天，房间里则全是蚊子，只有8寸宽的地方，你说怎么挂蚊帐，而且还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蚊帐，所以学生住在那里就是养蚊子。　　　　
　　　　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我认为学校对老师照顾不够。第二天一早，学校通知放假一天，叫所有的学生都把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晒干了被褥再来上学。当时感觉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淋，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　　　　
　　　　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一早上，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门口有几个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饭盒、茶缸拿到石台上来。学生们各自找到自己的饭盒、茶缸，端到寝室里去吃。菜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腌辣椒，连新鲜蔬菜都没有，只有等回家才能吃上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有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各地最好的房子就是中小学校，哪怕在最边远的地方，最好的房子也是学校，你说这个民族怎么会不强大起来？　　　　
　　　　9年之后，我回了一趟自己过去教书的学校。这9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环境也略有改善，但这只是外观墙体的改善，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那么大，但原来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现在倒可能有90至100个，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坐旁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90度的角看黑板。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有一个小学的校长告诉我，按照农村人口的发展现状，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这几间教室不知从何解决。在农村盖一幢教学楼大概要20万块，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20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还欠着包工头的钱，直到现在还在打官司……　　　　
　　　　看见这些教室我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结果到头来最苦的还是农村，这种巨大的反差确实应该反思。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生活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水果在农村很常见，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原来一个乡一天卖不掉20斤肉，现在只要你想吃肉、豆制品和新鲜蔬菜，在集镇上都可以买到。中等以上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过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有些房子都盖到路边上来。从国道往两边看，感觉农村多了很多新房子。农民一般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盖得起楼房。　　　　
　　　　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排斥在体制之外。如果你与农民调侃的时候，他们会用很沉重的口气说：“我们哪里是人？与城里人相比，我们枉过了一生。”　　　　
　　　　他们除了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的消费，没有其他的文化消费，基本上就是看电视，而且大多数是14寸、17寸黑白电视。其次就是打麻将，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还比较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连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是许多农民心境的展露——老家的兄弟们与我谈到关于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它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奢望。据我了解，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像这种有才干的农民才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最近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匈牙利籍作家，他是一个犹太人，“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他在作品里回忆了那段残酷的生活——在集中营里叫干活就干活，叫举手就举手，人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意识。但在心里总还是有想法，只不过不能表达出来。很多年里，中国农民有些类似于这种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情况。　　　　
　　　　江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局也似乎与农民无关。从实际利益来讲，他们还是有所受惠，比如京九线通车以后，家乡农民感觉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到汕头打工更方便了。但从制度层面上讲，农民感觉不到这些变化，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4）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万家湾村，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30来个人。其中大部分留在县城、乡村学校教书，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10人左右，有的在杭州、南昌、九江工作，走到北京的就是我一个。子女能够摆脱农民的身份，到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年我到汕头看村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活得猪狗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在嘴上表达很真诚，但我心里清楚，只要进入了体制，便会拥有体制给的资源，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至少还有医疗保障。而他们远没有可能享受这些资源，他们还处在窘困之中，若遇上什么灾祸，更陷入于磨难，很可能要自生自灭……　　　　
　　　　我和他们交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觉得自己没能帮上他们什么。他们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觉无地自容。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