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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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4）

　　　　现在干部有两种类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业型。对照安徽的干部，相当部分是前程型的。这种干部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宁愿耽误事业而不愿误了前程。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便弥漫开来。前些年，安徽某部门收到皖北某县报来的乡镇企业产值的数字，可谓大开眼界：一个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乡镇企业年产值竟有70亿元。这个部门的领导想了半天，把乡村木匠干的活计都算进去也超不过亿元。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县里的领导。对方说了一句比70亿更离谱的话：嫌多了就砍掉10个亿。这位部门领导听完后，惊得半天回不过味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结果是，官员的精力都用在“空转”上，哪有心思来发展地方经济？近几年，安徽的阜阳市成了浮夸和腐败的“重灾区”，其负面影响造成的重创，使这个地区现在还未恢复元气。　　　　
　　　　与观念落后相随的是，安徽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得不到落实。　　　　
　　　　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过“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口号，并未落实到行动上。1996年，安徽的决策者曾对经济落后现状进行了一次分析，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当年安徽GDP总量在全国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国排22位。之后，安徽制定了“赶超战略”，其核心是赶超人均指标。遗憾的是，由于对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安徽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官员曾感慨地说：“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问题，而是在干中出了问题。”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协就经济发展环境发放的2万多份问卷调查为据，有高达60。7％的比例认为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在关于安徽经济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选择中，认为是由于“工作作风”所致的比例为42。5％，居于调查中给出选择的各种单项原因之首。　　　　
　　　　同样，安徽地方官员的调换过于频繁，也导致了许多战略构想无法得到落实。据我1999年采访时获取的资料来看，当年安徽县市在正职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党政“一把手”，只有6人。其中有个县5年中换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反之，安徽有的发展战略只要坚持与落实了，就会开花结果。1995年，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几年过后，安徽的汽车工业已居全国第5位，成为安徽的主要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一个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再来看经济发展环境。　　　　
　　　　自“九五”以来，安徽利用外资呈明显下降趋势。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由1996年的8。67亿美元，下降至2001的4。83亿美元。“九五”期间，安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落后周边省份5。3至21。7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之势。分析安徽利用外资下降的原因，除了招商引资的载体少、利用外资方式和外资来源较为单一外，关键还是投资软环境发展滞后。同样引用安徽省政协的问卷调查数据：有5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主动为企业服务不够；对涉及软环境案件的查处，有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力度不够”，选择“走过场”的比例为27。1％，两者相加达78。5％，而选择“力度较大”的仅为3。7％。　　　　
　　　　一个外商曾说，看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是优是劣，其窍门是：如果一个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大楼盖得最高、最漂亮，那个地方的官场经济势力就最强，换句话说，那个地方的市场化程度就最低。市场化程度越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投资的交易成本就越高。　　　　
　　　　现在红遍全国的南京雨润集团，最早是落户安徽合肥的一家民营企业。这家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当年在合肥却尝够了一些部门“三乱”之苦，最后只好含泪离开合肥到南京发展。现在的雨润集团年销售收入已达40多亿元。雨润的“出走”，曾给安徽的各级决策者上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最为生动的一课。　　　　
　　　　经济发展环境的滞后，使存量难盘活，增量难进来。从安徽的投资环境来看，尽管“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缺乏一种内生机制。　　　　
　　　　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　　　　
　　　　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5）

　　　　张道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安徽是后来者。从经济发展本身来看，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工业落后，则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力量，农产品难以转化，农业的产业链难以延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工业落后，小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就会陷入“空城”乃至“死城”，进了城的农民又会返回乡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从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来看，2001年，安徽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全国7。7个百分点，高于发达省份10至2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全国8。1个百分点，低于发达省份10个百分点以上。可以说，安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层次。同年，安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8。6％，比全国低23。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3位。　　　　
　　　　从投资结构来看，安徽人口占全国的5％，而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到全国的2。3％，人均投资比全国少了一半。在这有限的投资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就在这较小的份额中，重要的一块又被“四大家族”（马钢、铜陵有色、两淮煤炭等）拿走。而轻工的投资不到整个工业投资的1/10。在重工业中，采掘业又占了很大比重，制造业的比重较低。这样的投资结构使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记得1984年有过一场“安徽工业大讨论”。当时，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杨纪珂提出“三区一中心”的战略构想：皖南旅游区、沿江工业区、淮北“鲁尔区”。并提出，发展地方工业以轻工为主。当时有人说轻工没有发展后劲，他反驳道：有钱就有后劲。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前瞻性的思路，才有了后来“安徽轻工大省”之美誉。只可惜，安徽的工业发展战略思路未能一以贯之。随后，安徽要吃“资源饭”的意识一度占了上风，发展农业和资源工业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调。其结果正如后来官方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曾引以为豪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在发展战略上，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有人曾形容江西的官员是“讲农业讲半天，讲工业一支烟，讲知识经济摸不着边”，安徽的官员又何尝不是。　　　　
　　　　与工业化水平低相随的是，安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2001年，安徽城市化率为29。3％，低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同年，安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仅合肥一家。城市首位度低，辐射带动功能较弱，一直是困扰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而毗邻的江苏提出了城市经济圈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浙江一改过去“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大城市发展战略，培育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增长极；湖北以武汉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以光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及新医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沿汉江形成了“十堰—襄樊—武汉”的汽车工业走廊，沿长江形成了“黄石—武汉—宜昌”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由此可见，新一轮的城市经济圈之间的较量，已初见端倪。而安徽的城市经济圈才“小荷刚露尖尖角”，只呈粗线条的雏形。　　　　
　　　　此外，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弱小也是导致安徽经济落后的两条“短腿”。　　　　
　　　　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　　　　
　　　　安徽不再囿于“东张西望”的摇摆，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了东部。可以说，安徽新一轮的以大开放促改革，乃至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的选择，日渐清晰。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6）

　　　　张道刚：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　　　　
　　　　根据中部六省“十五”规划的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测算，5年后，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的人均GDP分别为10；016元、8；450元、8；122元、6；907元、6；829元、6；711元。也就是说，5年后，在山西和江西不赶超的情况下，安徽才处于第四位。而现在的情形是，江西已提出了“进三争二”的赶超战略，山西也开始“调产”，实施“突围工程”。是自甘落后还是奋起直追？安徽再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　　　　
　　　　有差距就有发展的空间，有空间就有增长的潜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安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其实，最近5年是安徽发展最好也是最快的时期之一。安徽经济年均增长8。4％，而这来之不易的8。4％，是在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及消化了过去水分基础上的增长。同时，安徽几乎倾全省之力，来降服长江、淮河两大洪魔，基本消除了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两大心腹之患。现在，安徽出省的高速通道基本打通，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41公里。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安徽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　　　　
　　　　当安徽从“不东不西”的尴尬中抬起头，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制造业基地正在向中国转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正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而安徽地处华东经济板块的腹地，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机遇之门再一次向安徽透出一条缝隙。　　　　
　　　　机遇稍纵即逝。为了使产业转移不至掠安徽而过，安徽先是在全省上下进行了以“加快发展，富民强省”为主题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打开思想观念之窗，营造一种浓厚的经济发展氛围。其后，又在全省开展了“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活动，根治痼疾，借力打开安徽的开放通道。　　　　
　　　　至此，安徽不再囿于“东张西望”的摇摆，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了东部。可以说，安徽新一轮的以大开放促改革，乃至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的选择，日渐清晰。　　　　
　　　　随后，安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2年3月，安徽选派105名县市区的主要党政领导，分赴浙江、江苏、山东等毗邻安徽的三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挂职学习。其用意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取回“真经”。安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差距，主要是差在县域经济上。要突破这个薄弱环节，县市党政“一把手”是“引擎”，由此足见安徽决策者的良苦用心。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安徽积极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个强力信号。　　　　
　　　　接着，在当年8月份浙江党政经贸代表团访问安徽之后，9月18日，安徽派出了由省里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带队，17个市及省直有关部门党政“一把手”组成的代表团，回访了浙江。浙江经济的勃勃生机与活力，不仅给安徽的官员以听觉和视角上的冲击，更主要的是思想和心理上的震撼，增强了发展经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从浙江参观考察归来后的第二天，安徽召开了“学习浙江经验，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省里主要领导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考察一个干部和一个班子，主要看发展经济的能力，不会招商引资就是不懂经济。　　　　
　　　　可以看出，相对落后的安徽开始“发力”。　　　　
　　　　在与沿海发达省份的一番“亲密接触”后，安徽融入“长三角”的战略构想也开始绘制。在皖江开发开放12年之后，安徽再次提出“抓皖江，带全省”战略，即着力构造沿长江安徽段8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使其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安徽将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基地的战略意图已显现。　　　　
　　　　与此同时，安徽成为外商看好的地区之一。2002年，世界500强之一的联合利华把研发中心放到了地处沿海发达地区腹地的安徽合肥，而不是放到上海、广东。　　　　
　　　　也是在这一年，安徽开始着手破解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难题。先是在对县域经济进行大规模调研后，明确提出县域经济要走出困境，工业化是中部地区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一时间，工业化成了安徽发展的最强音。其后，为大力推进安徽的城市化进程，安徽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合肥做大做强，构建城市经济圈，增强辐射带动力。　　　　
　　　　尽管旧体制的惯性和复制效应还在或多或少地钳制着安徽的崛起，但是，毕竟我们从“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中，看到了安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