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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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湖北有一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他提出一个“牛肚子”理论。“文革”时期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湖放牛。俩人放了4头牛，其中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当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大水牛。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我们社科院还有一位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扁担理论”。1946年，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此拉开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大别山就像是一根大扁担，一头挑着华东，一头挑着西部。半个世纪后邓小平的沿江战略里，长江也像是一根大扁担，中部地区正好在扁担的中间，东头是上海，西头是重庆。但现在沿江战略得益的主要是两头，中部地区始终没有掀起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没有成为国家一个发展战略的主体。所以中部地区的步伐总是比沿海地区慢一拍两拍，后者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后期，是属于加快发展的阶段，我们则属于工业化的前期，还处在上升阶段。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对中部的压力很大，中部各省都觉得要把本省的发展与西部开发紧紧联系在一起。湖北提出“东引西联”，湖南提出“东联西进”，均进行双向开炮；河南、安徽也大体是“东联西进”的意思，一方面继续靠强做大和东部地区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长远的发展，向西部地区推进，分享西部的市场空间。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来看，中部大多数地方与西部大多数地方还是有层次性的，西部很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中部地区正好能够做得到。比如：中部一些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设施在本地的利用已处于饱和状态，但在西部还有利用空间。中部地区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人才整体上要比西部多，他们可以去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还有中部作为传统农产品基地，粮食、农副产品丰富，这些产品却是西部所缺少的，应该有着广大的市场……　　　　
　　　　中部各省现在普遍有一种“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中部不等于中游，不可能永远处于不上不下的状况。中部本来就和东部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如果西部再利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实行超常规发展，那么整个中部就要被甩到后面。　　　　
　　　　对湖北各级干部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创造性地思维和工作，多讲切合本省实际的“湖北话”……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话”代替讲有特色的“湖北话”。　　　　
　　　　在湖北解放思想的任务也是艰巨、长期的。大别山、红安一带也是革命老区，全省有30多个老区县。老区的思想确实比较禁锢，比如最近黄岗与鄂州之间修了鄂黄长江公路大桥，这座桥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应该修，但为什么不修呢？1985年黄岗市召开鄂东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我们院长就提出“走将军路线，早日建好鄂黄长江公路大桥”，但全场哗然，当地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建。建了从黄岗到武汉只要一个小时，但他们怕建了大桥后，黄岗会被隔江的鄂州市吞并去。结果桥修到九江和黄石去了，其实这两个地方渡口的人流量没有黄岗的大。这些干部的封闭思想和以粮为纲的思想非常严重，去外面考察就是考察以粮为纲的指标，回来以后也只写这方面的考察报告。所以这些地方过去工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乡镇企业发展也非常缓慢，民间资本很少，现在还只能走特色农业的道路，发展一些特色农业产品。　　　　
　　　　对全省各级干部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创造性地思维和工作，多讲切合本省实际的“湖北话”，更多地针对性地研究湖北经济发展的矛盾，特别是在培育市场主体，构建投资环境，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展湖北特色的产业、企业和产品等问题上，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话”代替讲有特色的“湖北话”。现在湖北提出的口号是“要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定位比较科学适度，不但有鼓舞性，还有可操作性。湖北的发展不是要更多的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干，以前不是没有口号，而是口号太多，大家都不相信口号了。我相信湖北今后的发展将会稳步推进。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6）

　　　　杜建国（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原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人家说我们湖北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很多事情是湖北率先提出来的，比如说“两通起飞”，也就是说交通、流通都搞得很好，对于发展经济是大有益处的。像武汉历来是商品流通发达的地方，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很有名，但后来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走向专业化，生产经营是前店后厂，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了，而我们还停留在小商品集散地的水平。汉正街在中国最早起步，却没有成长壮大起来。武汉的交通在经济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发现武汉的交通确实还可以。但湖北没有利用“两通”的优势把经济发展起来，这和湖北的思想解放程度有很大关系，而且还有干部方面的原因。所以湖北这些年的发展落后了，比起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在全国的影响力也小得多。　　　　
　　　　湖北有些独特的优势只是属于资源范畴内，过多地谈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跟上，再好的优势都没多大作用。　　　　
　　　　过去湖北一直讲具有“九省通衢”、“居中得厚”、“承东启西”的优势，但这些话讲多了就没什么意思。一是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都可以讲自己是承东启西、居中得厚，这个优势不是湖北所独有。二是现在时过境迁，过去只有一条长江水道和京广线的时候，讲这些区位优势还可以，现在再强调这个优势已经有昨日黄花的意味。现在的长江水道有些地段其实荒废了，因为保护不够好，有些地段不能通行大吨位的轮船；而且水路运输比较慢，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现在上海到武汉的客轮已经取消，大家来回都是坐火车或者走高速公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后做生意都是电子决算或者网上交易，你说湖北这种区位还能有多少优势可言？　　　　
　　　　湖北现在有些独特的优势也只是属于资源范畴内的，过多地谈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跟上，再好的优势都没多大作用。像香港的区位优势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可只要改革开放一到位，上海马上就让香港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深圳现在还会谈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吗？这些优势都是暂时的，就是还有一些，也已经不明显。现在东部都在着力营造环境优势、人文优势，中部地区现在也只能在这方面下足功夫。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湖北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定位，不仅是一个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转变党风，转变领导作风领导方式的问题。　　　　
　　　　这次湖北省党代会对全省的经济发展是站在一个战略角度来思考，与过去的切入点不一样。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提法现在不提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要把武汉建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为“东方芝加哥”　。那时候想得很远大，先由一些专家提出来，政府也跟着炒作。现在大家都很务实，武汉只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就行了。过去还搞过经济指标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评上“十强县市”，结果导致部分市县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泛滥，“吹”风盛行，与泡沫经济互为推波助澜，以至相当一部分县市不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发放最低社保。即使是“十强县市”，有几个能做到按月发放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工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湖北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定位，不仅是一个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转变党风，转变领导作风领导方式的问题。现在不搞这些名堂了，十分务实，省党代会提出湖北要成为现代物流中心区、现代机械制造中心区、金融贸易中心区等等，目标明确，有可操作性。湖北现在是一个农业大省、科技大省、文化大省，但我们要走向强省的地位。以后不再评“十强县市”，而是评“信用十佳城市”，这就要看各地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何了。　　　　
　　　　湖北的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部地区往往既有官商的恶习，又有奸商的劣根性，两者一结合，过去人家确实不敢到湖北来投资，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俞书记来后下大力气抓了三个环境，即：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俞正声书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当过主要领导，又在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过，经验丰富，能力很强。我参加过几次他主持或发表讲话的会议，发现他经常脱稿讲话，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大家都很愿意听他作报告，在深受教育外，还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在通报张二江所犯罪行的电话会上，他痛斥张二江是“五毒书记”。他脱稿讲得相当好，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国内很多报刊转载了。再比如谈到干部的学习问题，俞书记说：学习是一件好事，但学习的结果是要有真才实学，不能为了搞文凭而学习。我们这些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几个是博士、硕士呀？反正我不是什么士。共产党的干部大都是通过刻苦自学，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李先念、李瑞环同志是什么学历呀？但谁能说他们讲话没有思想、没有水平。林佳楣同志曾经和我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先念同志还以为他是一个儒生，是一个文化人。但我们都知道先念同志仅仅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成为木匠，再后来参加了革命，完全是自学成才。陈云同志也只是读过几年书，可他的讲话多有哲理思想呀！与此对比，我们现在一些干部何必去追求一些徒有虚名的“博士”、“硕士”？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干部的学历会越来越高，这是干部队伍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强调这一点并不排除使用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学历不是评价干部的惟一标准。各级干部的心思要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用在追求一些名不符实的事情上。搞假文凭无非就是为了升迁，没有这种水平，硬说自己有这种水平。一个人如果在学习上都可以搞假，还有什么方面不可以搞假呢？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7）

　　　　俞书记还讲到在职干部公款出书、办摄影展、书画展的问题。他说：干部愿意学习，愿意作一些理论上的思考，愿意写文章，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好事。但是拿公款出书就不好了，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书？商家为什么要赞助你？还不是因为你是一名领导干部。你投稿到出版社，人家能用就用；人家不用，你也不需要找什么商家来赞助你，他们一赞助你，你的麻烦也就来了，肯定要有所交易。退一步讲，如果你写出来的东西确实有自己的思考，有一些真知灼见，出版了倒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你是靠剪刀加浆糊，或者靠鼠标粘贴、复制出来的东西，这也没有多大意思。虽然观点内容是对的，但都是“普通话”，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应该针对湖北的情况多讲一些“湖北话”……当前干部的腐败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腐败，比较突出的还有学历腐败、出书腐败，俞书记的这些讲话很有针对性，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而且在讲话中网开一面，以前用公款出了书、搞了假文凭、有原始股票的，向省纪委说清楚就可以了，“我不过问具体的人是谁，档案中也不记录。但以我现在的讲话为界线，以后不准再这样搞”，这样一来，解脱了不少人。我一听这些话，觉得俞书记比较开明。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省里也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市里也这样说。但上上下下如果仅是这样说一遍，那有什么意义呢？湖北既然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就要拿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实实在在的措施来。他认为湖北的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部地区往往既有官商的恶习，又有奸商的劣根性，两者一结合，过去人家确实不敢到湖北来投资，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　　　　
　　　　他下大力气抓了三个环境，即：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几个环境，谁敢到你这里来投资？首先是从省直机关做起，搞了一个“学、查、改”活动，“学”就是学中央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和好的典型；“查”就是查找存在的问题；“改”就是制定整改措施，大概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整改，比如：清理小金库，清理报刊杂志，清理乱收费，清理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等。俞书记真抓实干，一抓到底，不像有些领导对很多工作都是说说而已，说完了也就没事了。比如清理小金库，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是通过人民银行、纪检、监察、建设等多个部门进行“多堂会审”，重点审计一些很重要的权力部门。既不着急，也不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