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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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9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9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惦的事情，“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慧，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湖北人的性格与湖北的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但我到北方吐鲁番那么热的地方，只要躲到树荫下面一吹风，身上的汗马上就干了。而在武汉像是在洗桑拿，是一种闷热，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所以人比较毛躁、脾气大，做事虎头蛇尾。江西和湖南也有这种共性，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有韧性，有人把湖南人比作驴子，驴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韧性；二是倔强。这样的性格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做对了，对到底；二是搞错了也要错到底。有人曾问过清末重臣李鸿章最怕什么？他说最怕湖南人造反，湖南人造反是不好对付的，因为他们有驴子精神。湖北人似乎比较灵活，发现走不通马上就不走了，但同时有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也给丢了。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4）

　　　　胡平：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但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10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8块钱卖给你，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有些外地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北京企业家这样认为，湖北商人小智慧特别多，大智慧太少，大目标少，把关系看得特别重。武汉市场、湖北市场就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市场，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败，很多家用电器在湖北就卖不出去。而且，很多方面跟东北人一样，关系好我就帮你做，关系不好我就不给你卖，这个关系在当地相当重要。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陈文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以来，湖北有三次大的开放。第一次开放是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逼出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了13个通商口岸之一。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汉口搞了几个兵工厂，奠定了湖北工业基地的基础，并把汉口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发展。第二次开放在抗日战争以前（1928年～1937年），这是湖北尤其是武汉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出口情况来讲，当时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内河港口，与天津不相上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大撤退时退到武汉，当时的武汉事实上相当于临时首都，中央党政军机关都搬来这里。这一时期充分发挥了湖北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带动了全省的经济发展。第三次开放，就是建国后“一五”计划一直到“六五”计划，这是湖北百年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把湖北作为新中国的投资重点之一，当时156个大项目中大概有七、八个项目放在武汉，比如：武汉钢铁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到“六五”后期，湖北建立了以“一二三”大型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具体来讲：“一”是指武钢；“二”是第二汽车制造厂；“三”就是指“330葛洲坝工程”。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受到严峻挑战！　　　　
　　　　从1985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的经济发展处于徘徊阶段。20世纪80年代里，湖北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大概排第6位至第8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在全国排十多位。湖北的落后有四个主客观因素，一是国家从1984年开始实行沿海战略，国家战略东移，湖北不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中央政府投资推动的工业化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二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湖北，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仍沉浸在“我是国家的大中型工业基地，是社会主义工业的长子，当然要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中央给项目，我就能发展；中央不给项目，我当然发展不起来”的思维中，不会去想是否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发展经济，比如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而那时东部沿海地区，除了有中央的投资，还有政策的扶持，本身的思想观念也很解放，发展得非常快。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北乡镇企业的产值与山东、江苏、浙江不相上下。1985年以后，人家是以几何速度在增长，我们还是在原来的水平上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地来。国有企业的优势没有了，非国有企业又没有发展起来，这是湖北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　　　　
　　　　三是湖北不同于江西、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它既是老工业基地，又是老农业基地。凡是基地就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重烙印，工业的产品按计划上交，农业产品也是按计划上交，不像单纯的老工业基地，只要上交工业产品就可以了，湖北这种情况类似于黑龙江和吉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工农业基地兼备的好处就是既有工业产品，又有丰富的农产品，日子过得很顺手。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城市中的国有工业也受到挑战。公有制企业越多，包袱就越沉重。湖北正是背着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双重包袱，所以日子更加难过，经济出现大的滑坡。　　　　
　　　　1987年我们社科院的两个学者提出了口号，即“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当时湖北省党代会也把这个口号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思想。但是从1987年到20世纪90年代，湖北与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在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优势也大大缩小了，因为湖北原来的起点应该比中部几个省份高。有人开玩笑说，“湖北不但没有在中部地区崛起，反而成了一个面锅”，（面锅是武汉街头卖的一种中间凹下去周围凸起来的早点）。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当年湖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4；275。32亿元，在全国排第10名（也有人说是第9），但人均GDP为7；188元，仅略等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在全国排第13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358元，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7元，在全国排第19位，这怎么能说在中部地区崛起？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2000年湖北的人均GDP值分别为上海、江苏、浙江的20％、60％、5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三省市的11。5％、58％、47。75％。再和中部地区其他几个省份对比，曾经作为中部地区老大的湖北，2000年的人均GDP值分别为河南、湖南、重庆、安徽、江西的132％、125％、140％、147％、148％，以湖北的经济基础才比江西多48％，这简直是说不过去；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五省市的136％、131％、47％、122％、134％；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除高于河南（2。6％），与湖南（3。7％）持平外，明显低于重庆（4。9％）、安徽（5。8％）、江西（5。5％），足见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也受到严峻挑战！　　　　
　　　　我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一个观点，即现在中国的地区差距拉大了，一个国家划分为四个世界：上海、北京、深圳是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是第二世界，西部的边疆地区是第四世界，在二、四世界之间的就是第三世界，很明显湖北是属于第三世界。　　　　
　　　　湖北经济发展不快的第四个因素，即区域经济内部怎么协调发展？武汉与湖北全省大中城市的关系协调得不够好，发展不平衡。湖北历届省委、省政府过分重视武汉的发展龙头地位，对武汉取之过多。武汉市的财政收入和GDP值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湖北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吃饭、建设、发展、稳定都要靠武汉，这就给武汉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从武汉取之过多，对武汉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武汉真是步履蹒跚。　　　　
　　　　我们与辽宁、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作了一个比较：福建除了福州，还有厦门、泉州、漳州，发展得都不错。浙江除了杭州，更有宁波、温州、绍兴、台州等城市，而且宁波现在甚至有超过杭州之势。在江苏除了南京，还有一个苏锡常城市群，苏锡常作为单个城市来讲不是特大城市，但它们的经济总量在1995年甚至超过了上海。同样是长江流域的湖北省，武汉一个特大城市鹤立鸡群，经济发展缺少活力，而且一枝独秀的格局搞得不好就容易垮掉。再和辽宁省对比，人家除了沈阳这个大城市，还有大连，双雄争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它们能够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但湖北的黄石、宜昌、襄樊等中等城市与武汉的差距太大了，就像一个国家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个中学生比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过去难以给武汉比较宽松的政策，还因为省市之间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在建国初期，武汉是全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委任状都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当时的湖北省会是武昌，中南局的机关在汉口。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又将武汉作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这本身是件好事，客观上却加剧了省市之间的矛盾。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上马的一些项目，本来可以安排在武汉，以实现“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投资最少”的目标，结果都没有安排在武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全国仅有少数几个冰箱生产厂，湖北自己引进松下技术的一家本来完全可以放在武汉，但最后还是去了沙市，因为武汉是计划单列市，上交中央的利税不一样，与湖北省在利益分成上有矛盾……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5）

　　　　中部地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部地区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1981年时，全国有11个省提供商品粮，江西、江苏、湖南、广东、湖北都是提供10亿斤，安徽也接近这个数，连浙江当时都提供上亿斤商品粮。几年以后，江浙一带很快突破“以粮为纲”的局限，观念转变过来，不再当商品粮基地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非农产业上。现在全国能够提供商品粮的地方只有9个省区，又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就此动了感情：中部地区真不容易呀，不仅仅要背自己的米袋子、菜篮子，还要负责全国其他地方的米袋子、菜篮子。而且当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的价格高了以后，发达地区可能还不要你的米袋子、菜篮子，人家进口外国的粮食。有一年，湖北固定销给广东的粮食出价3毛钱一斤，他们只同意按2毛8分一斤收购，这样一来我们就吃了大亏，粮食积压了很多。这就是产业定位的思路出了偏差，好像中部地区天生应该成为商品粮专营基地，不能搞其他产业了。在其他非农产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农业特别是粮棉两大产业实际上还是半计划性质，在今天搞农业其实是在做贡献，理应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1998年在湖北开了中部地区发展研讨会，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在一起研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认为，近几年中部地区的发展缓慢和中央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有很大关系。　　　　
　　　　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