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与京津唐地区相比，珠三角吸引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很少，因为这里的人力资源相对贫乏。广州还好一些，中山大学现在稳居全国高校前十名，还有几所高校也不错。但是深圳的情况让人焦虑，虽然多年来打出了高科技城市的牌子，却一直没有像样的高校群和科研院所。在香港，政府支持的有八所高校，而且支出的经费非常大。为此，我和很多知识界人士都在呼吁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短视，深圳若不发展自己的高校将会犯下极大的战略错误，将来会没有知识创新源、技术创新源来支撑高新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已经引进北大、清华建大学城，但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因为清华、北大首先是北京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们与深圳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关系、甲方与乙方的关系，驱动他们行为的首先是在深圳所能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深圳的发展。最近，清华大学办了一个香港EMBA班，其中要讲一天关于香港问题的课程，但在清华大学找不到这样的人，最后把我找去讲课。其实，北大、清华在深圳也大量地使用本土人才。　　　　
　　　　此外，深圳和香港的教育资源得不到整合，各自为政，势单力薄而难成气候。现在看来，深圳以战略眼光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强化投入已经是大势所趋、大势所逼，以短期行为谋求长线效益最终将大失所望；同时香港、深圳教育科技资源的优化组合、互通有无、人才往来、协作攻关，也应该立即提上议事日程，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科技行业自身的需要，而是建设整个区域创新体系、提高整个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珠三角之所以不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地区总部入驻，则是因为它的市场覆盖面太小。如果再不把香港、澳门融入成为大珠三角并把华南的相当部分融入成为泛珠三角，那么不仅深港两地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难以增加，还会出现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继续从香港迁移上海的现象，因为缺少香港的珠三角经济总量太少，而缺少珠三角的香港市场覆盖面又太小。但如果加上香港、澳门的大珠三角，其GDP则比长三角要多出三分之一，大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即可名列三大城市群之首。据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的统计，京津唐城市群10城市GDP为8；261。05亿元，长三角15城市GDP为15；360。8亿元，珠三角14城市GDP为7；378。58亿元，而大珠三角加上香港、澳门GDP则高达21；365。46亿元。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大珠三角形成之后的经济总量和联合优势将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中央不可能没有系统的思考。　　　　
　　　　城市群对内特殊的经济效用与对外特殊的经济职能，使得任何一个没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　　　　
　　　　我以为，要让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去辐射带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用长三角去辐射带动中国东西走向的中部，以珠三角去辐射带动西南、中南和东南，这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可能更有章法，并能够缓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也是泛珠三角能够形成的一个理论依据。　　　　
　　　　在分析了当今中国的三大城市群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群对内特殊的经济效用与对外特殊的经济职能，使得任何一个没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任何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都必须瞄准其最近的中心城市或国际化城市。瞄准城市所在的城市群，这取决于中心城市或国际化城市所具有的经济能量和辐射半径。在我国，城市的定位以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所在的城市群作为自己城市定位的参照系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苏州、无锡、常州等中小城市以上海这个中心城市作为参照系来进行城市定位，所以才取得苏南模式的成功；同样，当一个城市紧邻一个国际化中心城市，如深圳比邻香港这个国际化中心城市，则必须以香港作为自己城市定位的参照系，现在看来深港的城市定位已经十分清晰。　　　　
　　　　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全部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本身就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的所谓东部、中部、西部，是根据由西向东，由高到低的地理梯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来决定的。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性，我以为要让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去辐射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用长三角去辐射带动中国东西走向的中部，珠三角去辐射带动西南、中南和东南，这样可能更有章法，并能够缓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也是泛珠三角能够形成的一个理论依据。　　　　
　　　　广东现在提出“泛珠三角”的概念，可能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眼光，当然，珠三角本身也需要城市群的空间，需要产业与市场的拓展空间，广东提出这样的概念是非常智慧的。可能在中央的决策里也会有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以来的重大实践中，看到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控的基本线索和脉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有了建立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因此，崛起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一批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　　　　
　　　　80年代中，中央要求开放沿海14个城市，因此，中国由南到北发展了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北海等一系列大、中城市；　　　　
　　　　90年代初，中央吹响了开放浦东的号角，因此，上海迅速崛起为引领长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90年代中后期，中央发布了开发中西部的号召，因此，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获得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契机；　　　　
　　　　21世纪初，中央又与香港签署了CEPA这样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更加紧密的经贸安排，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已成必然；同时也使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获得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本人年初提出的深港经济一体化以跨越方式朝“共同市场”层次迈进，实现人员、资金、商品和服务的四大流通，正在随着CEPA之后人员进出管制、金融管制、关税管制和服务贸易管制的松动而成为未来的现实，以深港都市圈大面积地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并为连接东盟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外向型水平程度最高的一个经济增长极。因为，泛珠三角地区的GDP总值已经达到34；474。2亿元，占全国的33。67％，如果再加上港澳1万多亿元的GDP，总量将超过5万个亿。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1）

　　　　——兼论“精神气质”　　　　
　　　　胡平：现在国内外媒体上，关于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的文字频频出现。　　　　
　　　　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50。55万人（截止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13；740亿元。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2；262。14万人（截止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在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了10个；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这一地区占有一半。长三角地区的钢铁、石化、汽车、纺织等产品的规模、技术水平、品牌优势等都高于珠三角地区。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400多家在这里落户，合同利用外资总数已超过1；500亿美元。最近几年，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该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主动接轨上海，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在外来投资方面，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不仅高过珠三角地区，而且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城市定位比较准确，省会城市和市、县、区及乡镇的规划发展都比较协调。杭州市市长茅临生曾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未来的交通规划将把长三角地区连成一个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车或是磁悬浮列车去上海金茂大厦上班。”很难说这是玩笑话，但不管怎样，却透露出“天堂城市”也甘于在长三角的南翼做一个副中心城市。与此相比，珠三角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与浙江、江苏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相比，广东省统计局将广东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概括为“总量领先，差距缩小”八个字。这个结论是将广东与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四个经济发达省市去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进行横向比较后得出的。所谓“总量领先”，是指广东仍占有规模优势，经济总量仍居全国之首，尤其是外贸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0。9％，一马当先；所谓“差距缩小”，是指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中游，部分经济指标增速过低，与后来者的差距日渐缩小。　　　　
　　　　珠三角地区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逐步弱化，急待创造新的条件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或许就是珠三角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不但是国内、还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之一，并被公认为继伦敦、巴黎等之后的世界第六个大都市群。　　　　
　　　　红棉如火如荼和杜鹃云锦般开放的珠江三角洲，总是和“一个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圆”联系在一起，总是和情洒江天的《春天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珠三角几乎成了“辉煌”、“奇迹”的代名词。近年来，这一代名词在许多方面被长三角夺去，而掀起时下中国新一轮发展大潮的热风，也多从东方来。这仅仅是在重复着“风水轮流转”的老话，还是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由政策、技术与资金决定的浅层面，的的确确进入到由制度、精神与文化决定的深层面？　　　　
　　　　“春江水暖鸭先知”，首先对长三角正超越珠三角这一态势作出反应的，可能就是台商了。作为同种同文的台湾人，他们比起真正意义上的外商，更容易透过经济层面切入并感知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差异的本质——文化层面的问题。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2）

　　　　以下引自《南风窗》上曹辛先生的文章——　　　　
　　　　近日，台湾一民间机构公布了《2002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台商对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的满意度连续第三年保持第一，其中苏州为台商最满意城市；与此相反，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则面临整体投资环境萎缩的问题。　　　　
　　　　在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台商推荐投资城市三项内容方面，调查结果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前十名城市全由长江三角洲地区囊括；在低风险投资城市中，前九名全部集中在江浙两省，第十名为广东中山；在台商推荐投资城市一栏中，珠江三角洲除中山（排列第四），珠海（排列第五）外，长江三角洲独揽了七座城市，另一座为山东青岛。中国大陆台商密度最高的广东东莞，今年连续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荐投资城市名单。　　　　
　　　　与此同时，台湾官方的“经济部投审会”去年7月公布的台湾对大陆投资分布显示：广东的台商投资已连续11个月呈现负增长态势，从前年8月比较同期负增长11。54％，到去年6月比较同期负增长24。6％。　　　　
　　　　台湾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对于珠江三角洲来说，问题又出在哪里呢？珠三角，该听听一番危言了。　　　　
　　　　东莞台商协会的一位负责干部向笔者介绍了当地台资企业北迁长江三角洲的一些情况：目前在东莞投资的台资企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分公司，最不济的也建个办事处；而且现在这种状况呈现连锁反应态势，一家企业迁走或拆资设立分公司，会带动与之生产相配套的一系列上下游厂家跟着走。　　　　
　　　　这位台商干部介绍说：大陆台商为何看上去这样抱团？一是两岸关系发展不正常，使得台资企业同港资、外资企业相比总是少了一点安全感和政策上的保护，因此需要团结。二是企业在生产上有上中下游的配套、相互间资金拆借、信息沟通方面的需要。因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极具群体性。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台资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的迁移或者拆资，不会是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的行为。　　　　
　　　　据透露，除了已经迁走或到长江三角洲设立分公司的企业外，正在计划迁走或设立分公司的台商，还包括当地台商协会的负责干部以及当地为数很少的大型台资企业。这样的企业出走或拆资外地，对当地其他台资企业是有相当影响的。　　　　
　　　　广东当地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对这种现象深表忧虑。长期从事台湾经济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学教授陈恩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广东方面公布的材料，到去年为止，广东引进台资共计228亿美元，而江苏省公布的数字是230亿，上海是100亿；台湾方面也对此作了一些统计，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材料，目前台湾在广东省的总额为68亿美元，江苏省是45亿美元，不过“投审会”统计的数据只是登记在案的数字，不包括未向官方登记的数字；但台湾《投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