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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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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恩教授认为，大陆各地统计数字都有水分，比如上海前不久曾宣布上海市台资总额为27亿美元，可是现在又说是100亿；而广东省在统计上是“只计生，不计死”，就是只计算来登记投资和增资的，撤资和迁走的就不算。但对于台资正从珠江三角洲迁往长江三角洲地区，他认为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台资流失最严重的地方是深圳和珠海，仅深圳宝安一地就有200多家台资企业完全流失。
事实上，2001年年底大陆官方就公布，苏州一地的台商投资额就占了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20％。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台商们厚长三角而薄珠三角呢？根据在广东从事台商北上问题调研的陈恩教授介绍，一是内销的需要。中国加入WTO后，为了抢占未来的内销市场，必须要占领上海。第二，广东的投资软环境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对引进台资重视不够，台商负担加重等等。
2001年，中国大陆最大的台商协会——东莞台商协会会刊中的一篇文章，专门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投资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一般的台商都认为，华东的硬件产业配套比华南好，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浦东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了，而且广东还缺电；在人才的取得和培养方面，华南也不如华东；在政策法规环境和社会治安环境方面，文章评论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行政效率和配合度在台商看来还可以，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都是台商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无论是在媒体上看到的还是听到的，华南发生的机率都远远大于华东”；“广东企业的收费专案多达数十项；许多台商反映广东海关、商检等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等等。这些对华南的政策法规环境确实有负面的影响。”在治安方面，文章说“华东台商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普遍高于华南。”
另外，根据笔者工作中的大量接触，珠三角地区的台商有不少对海关等涉外单位有意见。前年国民党常务副主席萧万长来东莞视察台商企业，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在致欢迎词时，当着广东省和东莞市官员的面，专门提及海关查厂问题，称这个问题解决了，台商便无后顾之忧了，言谈间颇有微词。而对去年东莞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荐投资城市名单，张汉文认为，这是因为当长三角更加开放、市场更有秩序时，珠三角却没有跟着进步，停滞不动。此外，珠三角地区严于查税，却没有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
与此相比，长三角对台商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在投资软环境和未来前景。明基中国营销总部有关人士认为，在国内有许多地方都可以拿到比苏州更便宜的土地，台商纷纷迁移华东地区，看重的是这一地区的未来成本、经济布局和投资环境。有关调查发现，台商普遍看好长三角地区比较健全的法制化、制度化和办事效率、社会治安等优良环境。
另外，就未来市场辐射而言，珠三角无法同长三角相提并论，只要占领了长三角地区，就可以沿长江西进，进入4亿人口的市场，而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其市场诱惑力是巨大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3）
胡平：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会受到两种要素的约束：不可移动的要素（例如土地），可移动的要素（例如生产资本，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说过：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犹如候鸟对于季节的敏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资本、知识和企业的所有者总是在迁移到这样一些地区——保护产权和个人自主，政府能够接受规则的约束，信用和商业文化发达。这样的地区也许在不可移动的要素方面并不丰裕（例如土地面积和自然条件），但由于培育了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的“商业派生品德”，因此在吸引可移动要素方面成效卓著，并因而拥有竞争中的区位优势。欧洲文明史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凡是珍惜与善待资本、企业家们既可惜时如金的工作又可恬适如羽地生活的地方——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安特卫普、纽伦堡、尼德兰、英格兰和普鲁士，都获得了经济的繁荣；那些因专制、封闭、官僚文化横行而让资本望风而逃、企业家谈虎色变的地区，也许其地域更为辽阔，资源更为丰富——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却都在经济上沉沦下去。
资本和企业家总是在用脚投票，而且不管看台上的拉拉队怎样鼓噪，这一脚总是命中“球门”。台商们的进入，或者退出，已引起广东方面的警觉与深思：为什么现在投资需求不足？为什么很多资本和人才东移？哪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退出？
曹辛：除了不可抗拒的经济因素外，珠三角地区自身还有哪些可改善的空间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先找到产生上述问题的根子。而当我们进一步倾听当地台商的感受时，我们不能不把问题提高到文化层次来认识了。
一位台商在对上海广东进行比较时，讲了这样一番感受：“在广东，政企关系很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并没有多少交道，上海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广东没有上海的这种气度，所以发展的后劲不足。”
另一位台商更是直言：“要通过上海的海关、工商等关卡，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也是七天；而在别的地方，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是一个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传统的变通之术，并且它引发了人际关系和法律规章孰轻孰重的问题。
总结广东2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验时，会发现一种处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论，这就是凡事都讲变通。用当年广东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说就是“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黄灯赶紧走，见了红灯绕着走”。反思这段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在当时没有任何现成法律规章的情况下，这种变通之术对广东乃至华南经济的发展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可是时隔20年，当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规范的程度，当中国已经加入了WTO，需要和国际经济接轨时，这种变通之术就变得不再合时宜，尤其是当它和少数官员、行政部门的自身利益结合到一起时，它的负面意义就开始大过其一度具有的正面意义了，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台商得变通之利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因素；但反过来讲，正因为是变通，走政策的灰色空间，其中的风险又很大，从而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上海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它对外开放的每一步都是在相对严格的规范下进行的。政策的灰色地带不多，但投资风险也因此相对较小。
一位东莞台商协会干部前年和去年对此问题完全不同的感受，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前年这位台商干部同笔者讨论投资环境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做生意按规范做一定死，所以要合理截税。问题是，发生了抵触怎么办？”他断言说，“如果在长江三角洲出了这样的问题，政府一定对你关上大门（意思是不管你），而在珠江三角洲，至少会给你留一条缝（意思是还有商量余地）。所以你看，尽管这里问题这样多，还是有不少台商留了下来。”
可是时隔一年，他的态度大变。当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就开始抱怨当地官员的操守了。他说：我们不少台商在这里呆了十几年都学不会广东话，可是到上海没有多久，上海话就讲得有那么点意思了（不喜欢广东文化）。比较之下我们觉得，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子也小（不敢索贿，吃拿卡要），上海人做事是很有规矩的。因此，虽然投资成本比广东相对高一些，但劳动力素质也高，劳资纠纷也少，只要你按规矩办，几乎没有风险，起码海关不会动不动就封我的工厂。而在广东，一方面关系未处理好，麻烦事就来了。
他还特别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地人的本位主义和排外意识。他以不久前当地水电费提价为例说，不同的镇甚至一个镇下不同的村，居然提价幅度不一样（可能又是变通，但一定是台商推动的）。同样是污染企业，一条河的这一边不准建厂，另一边就可以，难道大家不是喝同一条河水吗？在谈到排外意识时他透露：他们台商协会一直得到当地政府通知，未经允许，不准接待内地省市招商团。一位台商协会干部因为给内地招商引资提供帮助，受到当地官员的警告。
另外，当地人的种种现象让台湾商人看不惯。比如以前有不少当地人流行周末去澳门赌钱，后来大陆管得严了以后，又盛行打高尔夫球了。但他们的玩法连台湾老板都惊讶：输一杆球一万块。台商们表示，我的钱可是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于是没有人和他们玩。还有，当地一些人很有钱，人均存款比台湾也不低，但他们不重视教育，小孩从小就不读书，成日贪玩，父母则认为反正有钱，读不读书无所谓。“长此以往，这里的人口素质怎么提得上去？”一个台商不无忧虑地说。因此考虑到各种因素，不少台商还是打算到长江三角洲去投资。虽然那里的投资成本比珠江三角洲高10％～15％，但从长远来看，风险还是比这里小，机会还是比这里更多。
这位台商对上海及上海人的印象是有一定根据的。应该说自建国以来，中国官方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管理是相当有效的，特别是对人的管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一度最大的计划经济实体，上海在经济运行上的管理也极其严格，因为当时上海经济总量占了全国总量的1/6。这样几十年下来，便有所谓“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小”，以及开放得有板有眼的文化现象了。
倘若有一双慧眼，便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程中那个最散漫又最本质、最柔软又最坚硬、最平和又最热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气质”了。
国人必须经历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嬗变。在这场嬗变中，一种平实却又高贵、开放却又内省的精神气质的培育或锤炼，可能比具体的改革措施、物质的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4）
胡平：1948年，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兰·佩雷菲特准备将“各民族的精神气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他受到导师的警告：“你踏上了地雷阵！”这意思是用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去解释一个地方为何领先或落后，这是一般容易顺利通过的路径；而所谓的“精神气质”却像阿尔卑斯山上的云雾一样不可捉摸，它无法量化为具体指标。野心不死的佩雷菲特，46年后在法兰西学院以“奇迹”为题作了一系列讲演，宣称令他年轻时代如此着迷的“精神气质”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历史学家们对一些“奇迹”总是大惑不解——从拥有“四大发明”的早期中国、埃及文明，到近代史上荷兰、英国的崛起，再到“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复兴——它们如何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佩雷菲特1949年至1952年恰好呆在德国。他发现，比起当时其他欧洲国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困境更令人绝望。但面对举国几乎触目皆是的废墟时，他常常听到工人与老板相互告慰：“即使我们发生了争吵，也永远不能从这里走出去，我们一道干吧！”他们一起睡在地窖里，一起喝可以照得见人影的大众汤。15年过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佩雷菲特又以韩国为例，1997年之后的韩国，外部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片肃杀，内部是工会罢工、企业破产、政府失信、社会动荡累积的一片疮痍。有外国人形容说：汉城是一座正在绝望中颤抖的城市。但是从那些走上街头涌去银行试图通过变卖首饰细软以偿还国家债务的平民妇女，到金大中总统尽管两个儿子因涉嫌受贿入狱，也要努力斩除商界与政府章鱼触角般纠缠不清的黑金关系……5；400万韩国人身上充分表现出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色彩。正是这种精神色彩，使得韩国率先在金融风暴后站起来，并日益具备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影响。像足球一样，在这几年韩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风靡于亚洲，仅安在旭那身行头就“酷毙”了多少以“哈韩族”自居的中国少年……
我很认同佩雷菲特先生“精神气质”的说法。眼里蒙了云翳，当然难以看到形而上的东西。倘若有一双慧眼，便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程中那个最散漶又最本质、最柔软又最坚硬、最平和又最热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气质”了。
现在让我们掉过头来看看国内——
在浙江，东阳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嘉兴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浙江全省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经济区”达300多个，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等各种发明出来的节庆有200个之多，居全国之最。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说过两则浙江商人的创业故事。一是两年多前，海宁长虹皮夹公司捕捉到一条信息，将要流通的欧元纸票尺寸比当时流通的欧洲各国货币要大，这意味着欧盟12个国家内起码有两亿人要使用新的钱包。于是，他们立即组织生产，出口欧洲后大受欢迎；二是仙居的农民靠回收照相馆废弃的胶片、相纸等含银的废料、废液、废渣提取白银，变废为宝，每年加工交易白银500余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1/4……
对没有资源依托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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