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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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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让邻国失去安全感的国家，我们当然需要它的道歉和反省，但我们更需要认清它的劣根和本质。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敢于对日本说不的时候，当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战争受害国的谴责、抗议以及这些国家人民的心头怒火置若罔闻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在提醒日本以史为鉴的同时，更加坚定地表达我们内心对军国主义的愤怒、憎恶和腻烦。
很多中国人都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是日本，大概是受了所谓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吧，似乎“远亲不如近邻”这句朴实到家的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事实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是日本，二是沙皇俄国。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日本这个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却从甲午战争开始，比任何列强都更加疯狂更加邪恶地欺凌中国。特别是从“九•；一八”开始，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恐怖硝烟。可以说从那个时刻起，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已经根本不可能让背水一战的中国民众选择与日本媾合，虽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践踏一切的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精神，但却也从来不缺少与凶残的敌人殊死百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今天为之自豪的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们，很多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战成名的，他们才不管你刀上的菊花有多么狰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才是人间正道。
今年的高考题目是关于忘记与铭记的，有作文老师事后告诉学生应该写写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有关的内容，但据我所知，很少有学生这么去写。要我来写，我也只能把忘记与铭记合并为一种刻骨的记忆，就是日本人总想忘记什么，而我们却要世世代代铭记到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一个西北作家，我曾多次去过敦煌，发现大批外国游客中，总是日本人的身影最多。据说在捐赠给敦煌研究机构的国外善款中，也属日本人最为慷慨，这多少让我打消了与日本游客不相往来的心理。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如此，就让我把历史写在沙子上，而把捐款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曾经有过与日本游客的交谈，这些敦煌文化的崇拜者，应该说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也都非常痛恨六十年前的侵华战争史，其中一位日本老人拿着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作品《敦煌》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是文化寻根的，而那些到靖国神社参拜的人，却是要斩断文化的根的。我听后不知不觉间泪水盈眶，心想：两国人民之间是可以成为知音的，就如同真正的风景是有意邀请任何花朵都来聚居的，而刀光掠走的花影是不能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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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在冬天，怀念梅志（1）
狂风一夜，落叶满地。说是北京今年的冬天来得慢，但还是在大风之后携着寒意来了。
在初冬，我怀念梅志先生。
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太熟悉这些诗句了。我儿时的成长伴随着不断地朗读它，背诵它。如今想起它，不只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更是因为，词中傲雪挺立的梅花意象，总让我联想到梅志生命的美丽。
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悲哉？幸哉？
几年前，我曾为丁聪先生画的梅志肖像画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让我想到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勇 敢。”
与毅然前往西伯利亚，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梅志陪同丈夫胡风奋斗、漂泊、受难，逆境中表现出惊人的坚毅与沉静——这就是她的生命的美丽。
第一次见到梅志，是在一九八一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念书。一段时间，贾植芳先生就一直在念叨：“胡风到上海来治病了，他在监狱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关切和期盼，让我感动。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梅志会来他家里吃饭。他要我到时也来。
走进客厅，见到了梅志和女儿晓风。我吃惊地看到，年近古稀的梅志在历尽牢狱磨难之后竟无一点衰老迹象。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什么长吁短叹。她的语调柔和，但说话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最美的是眼睛，有脱俗的清澈。这些，与整洁合身的浅色便装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有意无意之间用女性的美丽为她经历的纷乱动荡的时代提供了强烈的反差。我注目她，听她和先生、师母闲谈。当时没有相机，未能为他们难得的重逢留下影像记录，想想真是遗憾。
几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毕业来到了北京。稍事安顿，我便去看望胡风、梅志，还带去了贾先生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贾先生请他们对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多多关照。当时他们还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大约是个两居室。经过在上海一段时间的治疗，胡风病情已有所好转，可以进行简单对活。他的神态虽显得木然，但偶尔闪出的目光却有力而倔强。家里主事的当然是梅志。
不久，得到政治上平反的他们，新分到一套住房，开始张罗搬家。新家在木樨地，是当年北京刚刚盖好的两幢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楼。一些复出的老作家，如胡风、丁玲，还有一批副部长级官员都入住其中。这年夏天，胡风一家搬进了新居。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把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搬家。记忆中，除了几书架书之外，没有太多家具，一辆卡车还没有装满。搬进木樨地，他俩再也没有离开。可惜胡风在这里只生活了三年就在一九八五年逝世。梅志晚年的最后二十二年则一直在这里度过。在这里，她撰写《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在这里，她写下一篇篇感人的散文；在这里，她看着小孙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最有家庭气氛的日子——只可惜胡风早早离她而去。
二○○四年十月，梅志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和胡风最后的家。而他们那年搬进新居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拥有稳定而平静的家，是梅志期盼一生的梦想！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请梅志为“居京琐记”专栏撰文，她写来的第一篇散文《四树斋》，就是描写他们五十年代在北京的家。三十年代和胡风结婚后，他们一直都在漂泊。先是抗战期间的逃亡，再是内战期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一九五三年，胡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一个小四合院，位于景山后面，与北海公园相邻。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舒适安稳的家，是已经受到批判的胡风此时最大的愿望。他自己张罗着将房子修葺一新。他扩大了厨房，给厕所安好抽水马桶。小院虽只有四间房，但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又买来四棵树种上，分别是：梨树、紫丁香、蟠桃、白杏。这年夏天，一家人来到了北京，住进 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然而，他们此时已经陷入困境之中了。搬进新家后，胡风高兴地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但第一次标明“写于四树斋”，就听到文艺界一位领导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一九五五年五月，风暴突如其来，梅志在胡风被捕几个小时后，也被从家里带走。他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只住了一年多的新家了。几年后，这一带被拆除，盖起了一个部队机关的大院。房子被拆时，她和胡风都正在狱中度日如年。他们又没有了家！他们被关押十年，一九六五年底刚被释放又赶上”文革”爆发，胡风被遣送至四川，梅志陪伴前行，接着胡风又被判刑，梅志仍然陪同，一起在劳改农场劳动十几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释放出狱，获得平反。从结婚那年开始，漫长的四十几年，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
幸好，在晚年梅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终于享受到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走到生命终点。诗人牛汉也为丁聪画的梅志肖像写过一段话。其中写道：“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真是精妙的诗句。
如今，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花与果实早已化为一体。
二○○二年十月，胡风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等部门联合在上海举行，年近九旬的梅志应邀参加。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她和胡风相识，相爱的地方，她与胡风共患难的起点。难得的故地重游。
此时梅志身体还不错。步履自如，言谈流畅，记忆也特别清晰。她见到了贾先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朋友……
她又一次走进位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当年她和胡风曾是这里的常客。如今她在熟悉的房子里伫立良久。她缓缓走上楼梯，轻轻地抚摩鲁迅的书桌和藤椅。她难忘鲁迅对胡风和她的关爱。她指着大儿子晓谷对我说：“当时刚怀上他时，反应很强烈，我很害怕，不想要。鲁迅就批评我，还关心地为我找药，送给我。不然，就没有他了！”说完，她笑了。
她在上海寻找着记忆的温馨。这是真正回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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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在冬天，怀念梅志（2）
我们找到了一九五三年她和胡风搬到北京前在上海住过的最后一个家——永康路文安坊6号。走进弄堂，老房子依旧，几位老邻居竟然认出了梅志。他们惊讶八十八岁的梅志，还是显得如此精神，记忆还是这样好。谈到往事，谈到变迁，感慨无限。
走出弄堂，前行几百米，就到了三角花园里的普希金纪念碑。当年梅志和胡风常常散步走到这里，仰望普希金铜像，感怀诗人情怀。又一次来到铜像跟前，梅志看着，说铜像是重塑的，但基座未变。说完，她拄着拐杖，一个人慢慢地围着铜像走，然后，在石阶上坐下。
我注目她，如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老了，但她以生命书写的美丽，连同她的回忆录，永远带给人对历史的无限感慨。
她在回想什么，我没有问。
她还记得普希金赞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那些诗句吗？“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早年她曾把它们吟诵，此刻，伫立于此，她还会在心底把它们吟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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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唐：浩浩荡荡的北京（1）
我第一次感到北京浩浩荡荡、了无际涯是在小学二年级。我生在北京东郊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棵飘拂着魏晋风度和晚唐诗意的垂柳，杨树爬满一种叫洋剌子的虫子，槐树坠满一种叫吊死鬼的虫子。我每天走三百五十四步到垂杨柳中心小学上学，走三百五十四步回家吃饭。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学校组织去人民印刷机械厂礼堂看《哪吒闹海》，从垂杨柳中街一直走到垂杨柳南街的最东端，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俩俩手拉手走，整整一千零三步，真是遥远，我的手被拉得酸痛。电影散场，我站在垂杨柳南街上看旁边的东三环南路，当时还没有任何立交桥，好大一条河流啊，一辆辆飞奔而过的212吉普、130卡车都是一团团的河水，河的对面是人民印刷机械厂的厂房，像个遥远的另外的城市。海要比这大河更凶猛，我想。龙王真是可恶，哪吒也真是脑子被驴后蹄子踢了，怎么能闹得过海。我长大了，仰面躺下，成为一条木船，内裤就是风帆，西风吹起，我就扬帆而去，横渡这大河，脱离北京。
1。此城何城？
地理书上说：“距今一亿多年前的中生代晚期，在中国东部发生了一场强烈的造山运动，火山喷发、地壳变动、山地隆起，这就是著名的‘燕山运动’。”运动之后的北京地区，三面
环山，中间是平原，向东南开敞，如同一个海湾，北京及其周围可以形象地称为“北京湾”。漠北民族打到这里，冬天的时候，觉得北风还能如刀，残阳还能如血，认定这里是他们可以用一定形式定居下来、而又不会渐渐失去剽悍野性和简明判断力的最南端。再往南，过了淮河，杨柳岸的暖风就会吹融刀剑，醉泥螺和黄鱼鲞就会催生骑兵肚皮的赘肉，口小如樱桃的女人就会柔软各个部落首领的身心。江南的汉人也逐渐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北京东南的所谓中原无险可守，北方异族入侵，一失北京，中原难保，江山难保，不在北方建立都城，就是自行加速政权的灭亡。于是平安险中求，明成祖朱棣不贪恋江南的暖风、醉泥螺以及小美人，迁都北京，在沙尘暴中真切感受塞北的威胁，在威胁中时刻警惕着。
北京的雏形是蒙古人在元朝奠定的，至今不变，三点突出：
一、四四方方。确立中轴线的设计，“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大城之内，一条大马路与中轴线垂直相交，马路以北是中央部分，中央部分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清清楚楚。这条大马路，经过历代反复修建和拓展，形成了现今的长安街，最宽处近百米，心脏不好的小老太太小老大爷横过马路，先舌下含一片硝酸甘油。在上海或者香港等等依海而建的城市里，一百米的距离，已经做了头修了脚洗了衣吃了饭买了菜钉了鞋寄了信会了朋友。
二○○○年左右，开发商开始一起炒 CBD的概念，朴实的大北窑桥，也更名为国贸桥，所有附近的楼盘都夸耀长安街和东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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