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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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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人足守此。”《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他被破格提拔为宁前兵备道,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等城,构成辽西防线。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被袁崇焕击退,取得明军前所未有的胜利。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再次率军攻打宁远、锦州,又被袁崇焕所部打败。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进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2)

    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前,死于战场的明朝官员还有总兵赵率教、满桂、王廷臣、曹变蛟,巡抚邱民仰,宣大总督卢象升,兵部尚书刘之纶等人。熊廷弼、袁崇焕二人为明朝杰出军事将领,对明朝忠贞不渝,竟死于明朝人之手,连乾隆都表示令人痛惜。他说,曾阅读熊廷弼在狱中所上奏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句,读到此处,他非常感动,“为之动心欲泪”,如此忠烈的大臣竟被处以极刑,“明欲不亡得乎”《清高宗实录》,卷1021,2页。。乾隆赞叹熊廷弼的忠心,意在说明,明朝皇帝不辨忠奸,自毁长城,昏庸无能到了此种地步,是不值得后人留恋的。    
    死于清入关后为捍卫南明政权而献身的明朝官员,著名人物有史可法、余应柱、钱肃乐、张名振、刘宗周、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等。其中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三人事迹尤为感人。    
    史可法,河南祥符人,崇祯进士。他青年时代受东林党人的影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立志以身报国,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攻进北京,他打算北上勤王,幻想与清朝合作讨伐李自成。明亡后,在南京的明朝官僚准备另组政权时,史可法坚决反对腐朽透顶的朱由崧当皇帝,说朱由崧有七不可为帝,“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明史?史可法传》,卷274。。马士英凭借武力拥立朱由崧为帝,他被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江北,负责守卫淮扬地区。江北地区驻有原明朝军队几十万,由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四总兵指挥,号称“江北四镇”。顺治二年(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进攻淮扬地区时,屯兵武汉的明宁乡侯左良玉趁火打劫,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驱逐掌握朝政的马士英。江北的南明军队被调回江南打内战,史可法势单力孤退守扬州。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义正词严答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徐鼐:《小腆纪传?弘光纪》,卷1。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连尸体都没有保留下来,其家人把他的衣帽埋在城外的梅花岭上作为衣冠冢。迄今墓仍在。    
    刘宗周,浙江绍兴人,天启元年(1621年)为仪制主事,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刘宗周上疏弹劾魏忠贤倚势横行,“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正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熹宗根本不听,他反被革职还乡。清军入关后,他与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主张抗击清军。多铎挥军攻下南京和杭州等地后,刘宗周心情极度悲痛,说:“北都之变(即北京)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者,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即南京)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不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即浙江)又陷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也?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犹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明史?刘宗周传》,卷255。决心以身殉国。他祭拜祖先坟墓后即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刘宗周回家后,绝食一连二十六天没死,又绝水十三天,死时年六十八岁。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进士,官左中允。明人说他刚直不阿,卓绝伦表。黄道周因上疏直言,触怒崇祯帝,被充军广西,并终身不赦。他先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后来又参与建立唐王政权,主张抵抗清军。唐王政权由大军阀郑芝龙控制,郑芝龙不仅不主动进攻清军,收复失地,还暗中勾搭清军准备投降。黄道周请求赴江西募兵,组织起一支九千人的军队进攻清军,结果战败被俘。他被押往南京,经过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在地上说:“此与高皇帝(即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明史?黄道周传》,卷255。,坦然就义。    
    乾隆很敬佩史可法、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的大无畏气概,称:“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清高宗实录》,卷996,17~18页。给予如此之高度评价,连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敢想象的。    
    乾隆提到应该褒奖的明朝官员还有: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之人;不甘国破在家自杀之人;抛弃妻子田园为明朝复国流离颠沛之人;至死不肯到清朝当官之人。在乾隆看来,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他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予以表彰。他说:“凡明季尽节诸臣,即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乾隆命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根据《明史》、《通鉴辑览》等书所载史实,查核人数,考其事迹,按照原官给予谥号。    
    几个月后,乾隆又下令将明初死于“靖难之役”的官员列入褒奖范围之内。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大封诸子为藩王。他的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采纳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镇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叛,其军队称“靖难军”,朱棣与建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这场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以朱棣攻入南京夺取帝位而结束,朱棣成为后来闻名的永乐皇帝。靖难之役本是皇家内部权力之争,但朱棣攻下南京后,大肆屠杀站在建文帝一边的明朝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全族被杀。文学博士方孝孺不肯为朱棣起草继位诏书,朱棣以诛杀九族相威胁,方孝孺答道:“便十族,奈我何?”严词拒绝。朱棣盛怒之下,兽性发作,不但杀了方孝孺的九族亲属,还把他的朋友学生算做一族杀掉,总计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守卫济南,多次击退朱棣军队,南京城破后被俘,见朱棣不肯屈膝下跪,朱棣将铁铉凌迟处死后,又将尸体投入油鼎烹炸。御史大夫景清,表面上投降,暗中怀藏匕首打算刺杀朱棣,被发现后,朱棣将景清全族处死仍不解恨,还扩大到杀景清老家的人,杀其乡邻,“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夏燮:《明通鉴》,卷13,考异引王鏊:《守溪笔记》,与《明史》不同。。除被杀者外,判刑流放充军之人则无法统计,且在明朝始终被视为叛逆子孙对待。乾隆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出发评论说:“当时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诸臣以大义自矢,固当不共戴天。虽齐泰、黄子澄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以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迨大事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愧名教者。他若景清、铁铉辈,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其致命纵各不相同,而志节凛然如在。”《清高宗实录》,卷1000,22页。乾隆又说,他对朱棣如此残忍阴刻,大逞淫威,“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为这些忠臣志士的英名长久处于冤抑之中深感不安。乾隆既然标榜身为大公至正的清国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这些忠臣“湮没于千百世”,必要拨乱反正,为他们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3)

    根据乾隆的上述谕旨,大学士九卿制定出表奖条例。其主要规定为:1据明殉难官员职位高低、事迹影响大小分为专谥和通谥两种。凡大节卓然事迹感人者给本人专谥,平时无突出事迹但能临危捐躯者给以通谥。通谥分“忠烈”、“忠节”、“节愍”、“烈愍”四种。2。明天启、崇祯两朝已给谥号者从其旧,不再另给。3诸明臣得谥号后,应于原籍设牌位入祀忠义祠,由翰林院撰写谥文一篇,发给各省悬挂忠义祠内。允许明臣后人立碑。4.在明原为阉党奸臣、陷害忠良之人,虽死于国事,概屏而不录。5.应给谥之人事迹以《明史》、《通鉴辑览》两书为主要依据,兼顾《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所载,其他野史家乘碑文行状一律不予承认,保证宁缺毋滥。    
    经乾隆最后核准,予以表彰给谥号的殉难明臣总数达三千六百人之多《清高宗实录》,卷1002,19页。,其影响之广,又岂能用数字来衡量,受到表彰的明臣后裔亲属,当然会对清朝感恩不尽。    
    与给谥号相配合,乾隆又命令保存明末官僚士人文集。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不承认曾经受明朝的管辖。因此,清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努尔哈赤及其先祖被明朝委任建州卫指挥、龙虎将军等事一概删削不录。明末,努尔哈赤崛起辽东后,关心边事的明朝官僚士人的文集中保留对努尔哈赤向明朝进贡、受封、袭职等记载,且有一些侮辱用词,如称建州部为“建夷”,将努尔哈赤写做“奴儿哈赤”。清入关后,对这些文集一律收缴焚毁。编四库全书时,又下令搜书。乾隆阅读明人文集后,发现其中对清朝先世的记载极其有限,绝大部分内容是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抨击。如刘宗周、黄道周文集中指斥阉宦专权、朋党争斗之事。读他们的文集,从中可以悉知“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不能引起对明朝的思念。所以,乾隆认为保留下来对清朝统治无甚危害,“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他特别提到坚决反对大宦官魏忠贤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李应昇、周宗健、缪昌期、赵南星、倪元路等人的著作,“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乾隆明确说,保存这些文集的好处在于“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朝所以亡,本朝之所以兴”,作为教育后人的“殷鉴”。清初,多尔衮曾写信给史可法,企图招降南明,史可法回信严词拒绝,“语多不屈”。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曾为广泛刊刻,以鼓舞抗清军民的斗志,因此敢保存者以死罪论处。乾隆很佩服史可法的节气,派人去书肆和藏书家处寻找这篇文献,当然没有人敢拿出来。最后,从内阁大库的档案中寻到原件,乾隆说一读再读,不忍释手,“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矣”《清高宗实录》,卷1021,3页。。他还说,史可法信中并无对清朝不逊之词,不过“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清高宗实录》,卷1035,3~4页。,下令将该信原件全文刊刻,还为史可法像题诗一首: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芳名史可法被谥“忠正”二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43,《题史可法像》。。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不可慎君纲。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绩表维扬。    
    风励臣节以效忠大清王朝,这是乾隆的最终目的。    
    编辑《明臣奏议》。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决定编辑是书。如乾隆所说,明朝享国近三百年,其间志士仁人风节伟著者层出不穷,他们规陈治乱,匡救君主之失,敢言抗诤事迹与汉唐宋元各朝相比毫不逊色。“而奏疏未有专本,使当年绳愆纠谬,忠君爱国之忱,后世无由想见”,他要补上这一空白。乾隆提出,不能以人废言,凡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有裨时政之疏都要收入。编辑的重点放在明神宗之后,明朝主暗政昏善恶颠倒,宦官专权奸人执政,以致举措失当赏罚不明,特别要收录杨涟、左光斗、熊廷弼等人揭露上述问题的奏疏。乾隆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明亡仅一百四十余年,“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则诸人奏疏,不可不亟为辑录也”。他强调“即有违碍字句,只需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不可删改,此事关系明季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警心”《清高宗实录》,卷1143,26页。。乾隆任命皇子和上书房总师傅蔡新为总裁官,皇孙、皇曾孙及他们的师傅与翰林官任纂修校录,让他的儿孙们通过编书,吸取明朝灭亡经验教训,以永保大清帝国万年江山。    
    录用熊廷弼、袁崇焕后代做官。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谕:“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时抒诚效命,所奏诸疏具见忠鲠。而其时主暗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转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熊廷弼系湖北江夏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舒常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清高宗实录》,卷1170,1页。不久,湖北巡抚舒常报告,熊廷弼后人均以务农为业,没有一人出仕为官,其后代受迫害可以想象。他有个五世孙熊泗先,读书授徒,人尚明白。乾隆遂令任命熊泗先为训导官,“如能胜任,以后优先保举”。还下谕:“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即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据广东巡抚尚安报告,袁崇焕死后无嗣,由堂弟袁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尚未出仕,乾隆令照熊廷弼后人例录用。《清高宗实录》,卷1170,10~11页;卷1181,4~5页。王钟翰先生已证袁崇焕有遗腹子,名文弼,世系班班可考。见其《清史新考》,123页。有意思的还在后头,袁崇焕的后人被编入了汉军正白旗,渐从满俗,六世孙富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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