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但是现在，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刊号竞争不下来，这是被保护的。所以在壁垒中所谓的竞争还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在这个企业还这么小，成功对我来说还是很远的。　　　　
　　　　采访者：你在《职业女性》杂志社期间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段炼：最大的成就是这两个杂志还没死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它们办大。本来应该比现在这个状态还好一些。“办大”指的是综合的，像我们的《妈咪宝贝》，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弯路，那从发行量、从思路都应该比现在还好。《职业女性》如果没有政策上那么多限制，1995年从我们一进入，就能够叫做《女性月刊》，能够正大光明去办，肯定比现在强。　　　　
　　　　采访者：那么你希望把杂志社办成什么样？　　　　
　　　　段炼：希望办成美国的《时代》、《财富》那样的杂志社，机构遍布全球。产值一年可以几百个亿，工作人员上万，我想这是中国所有办杂志的人的理想。　　　　
　　　　采访者：你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段炼：能和这些很好的同事在一段时间内，不管苦或累，干着很舒心的事就很高兴。然后有一个很和睦的家庭就可以了。人这一辈子能拥有这些就行了。再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一些感受。　　　　
　　　　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产品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不要讲编辑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就是为读者做一个最人性化的、最好的、最需要的、最喜欢的东西，这是你惟一的权利或者说是你惟一的责任。办刊的人就是这样。　　　　
　　　　如今的传媒人很幸运，因为从现在起将有机会实践一切前人不能实践的事情。　　　　
　　　　段炼和《职业女性》杂志社走过的“土路子”，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受市场欢迎的期刊是怎样“炼”成的。　　　　
　　　　段炼，男，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人。1987年大学毕业，在内蒙古大草原一个美丽的小城做了六年高中语文教师。1994年初离职进京，在一家小书店里卖了一年书后，于次年进入期刊业。随着《女性研究》这样一本寂寂无名的“小刊”，发展成《女性月刊》，最后又改刊为《职业女性》，成为全国知名杂志这样一个演变历程，参与了转型期中国期刊市场化进程的实践。1999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妈咪宝贝》杂志的创办与市场营销，一举成功，成为国内新刊创办的一个典型案例。同年组建发行公司，在期刊发行模式与经营模式上做出许多有效的探索。现任《职业女性》杂志社、《妈咪宝贝》杂志社副社长。


第二部分第28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1）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　　　　
　　　　访影视出品人邓建国文/杨涛　　　　
　　　　采访者：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既不是出身一个影视世家，而且也没有受过有关这方面的专业教育，那么在你小时候的记忆中对电影电视有怎样的印象呢？　　　　
　　　　邓建国：有啊，我放电影啊，十九岁放电影。当时刚刚参加工作，我们那个林场办公室有个广播站，那里有位师傅，他每天又要放广播，又要放电影，我就去帮他。那时候我的工作也比较灵活，政工组还让我出黑板报，写标语，我就全部帮着做了，包括广播站的稿子，甚至是播音员，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采访者：你还当过播音员？　　　　
　　　　邓建国：后来在广播站编稿、设计栏目都是由我来做。　　　　
　　　　采访者：那你真正接触电影是什么时候？　　　　
　　　　邓建国：大概是1993年，导演张良的夫人，最早在广州开办了自己的剧本创作公司，我挂靠在她的公司下面拍一些专题片，后来又挂靠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下做专题片，叫“珠影明星工作室”。　　　　
　　　　采访者：那会儿我想对于老百姓来说，影视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是个观众，但不会是个参与者。而你又是怎么干这行的呢？　　　　
　　　　邓建国：是的，当时只是几个电影厂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时候香港、内地电影全面滑坡，整个市场不景气。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机遇，像我成立明星工作室，自己独立拍片，我算是比较早的独立制片人。　　　　
　　　　采访者：那你是误打误撞呢，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个有市场的行业，才去做呢？　　　　
　　　　邓建国：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市场是什么。我记得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剧本是珠影厂推荐的，叫《广州故事》，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看过剧本，一个是看不懂，再一个就是没什么情节，太不好看了。　　　　
　　　　采访者：那你还投资拍啊？　　　　
　　　　邓建国：当时什么都不懂嘛！　　　　
　　　　采访者：据我对你这次尝试的了解，你好像是投资了三百万，但是没有收回成本。　　　　
　　　　邓建国：那部电影最后实在是卖不动，只收回了不到五十万。　　　　
　　　　采访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卖不动吗？原因是什么？　　　　
　　　　邓建国：我想主要因为不懂市场，觉得这部电影只要拍完，肯定特好卖。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当时开价二百万，低于一百五十万不卖，后来人家老板说你根本不懂，这个片子我只出六万，那个时候我就蒙掉了。这部电影剧本有问题，而且拍得也不好，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被评为“全国十大最差影片”之一。　　　　
　　　　采访者：这就奇怪了，这是你第一次涉足电影圈，大张旗鼓，当时的三百万是相当多的了，而你最后赔了二百五十万，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般人就不会再干了，那怎么你反而还进军影视界，你的信心从何而来的呢？　　　　
　　　　邓建国：当时我是有点骑虎难下，这边第一部片子卖得很不好，那边我们另一个影片《广州之恋》剧组已经开始筹备开机了，于是在开机第二天就宣布不拍了。我想那时候我就是凭着热情、胆大，但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拍了，等于夭折了。　　　　
　　　　采访者：你后来第一部赚钱的作品是什么时候拍的？　　　　
　　　　邓建国：真正赚钱的是第三部《广州教父》，我是在街上看到的这本书，是谈黑道的。看完之后很激动，就赶快找这部书的作者买版权。然后又找来了香港人做监制。这部电视剧最后拍了二十七集。当时我在《粤港信息报》、《南方日报》上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内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部最大投资的电视剧，投资二百万，大制作。光这广告就花了二十五万，可以说风险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再拼一把，如果这次再不行，就彻底不干了。后来，在节目交易会上这部剧太抢手了，有三百多家电视台要我们的这部剧，这部剧最后让我们有了三千万的进账，而我们的成本是七百多万。　　　　
　　　　采访者：赚了那么多钱，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邓建国：当时我就觉得影视是造梦工厂，自己一下子变成千万富翁了，我的理想一下就实现了。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拍了四部戏：《鸦片战争演义》、《康熙微服私访》（1）、《东方母亲》和《反贪风暴》，这四部电视剧我们一共赚了一个多亿。　　　　
　　　　采访者：现在想起来你的成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时那个冒险失败，也许影视行当里就少了一个你这样的人？　　　　
　　　　邓建国：对了，那个时候，国营厂拍戏，观念跟不上，包括宣传手法。我们这种观念比较新颖，还做整版的广告，人家一看还有大明星。　　　　
　　　　采访者：其实你是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了？　　　　
　　　　邓建国：对，就是把宝都押在上面了，过了这个坎就过去了。很多人给我写信，说我是个人才，是很能干的，其实，我只是把握住了机遇。我只是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的时候先走了一步。我记得第一次请香港的导演监制拍戏，他们是看不起我的。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广州，打扮得很土，吹了个发胶头，然后手指头老是洗不干净，黑不啦叽的，又喜欢穿白衣服，白衣服又脏得要死。但是我说没问题，毕竟是我请你，我是老板。香港人瞧不起你，一个怕你给不了片酬，一个怕你很小气。但我第一个很准时给他们钱，第二个所有来的，我都请他们吃饭，我永远站在买单的位置上，老板的位置上。我还买水果去“探班”，带他们去酒吧喝酒，然后马上他们就改变了印象。　　　　
　　　　采访者：你是天生爱买单还是要显示老板的派头和信用？　　　　
　　　　邓建国：其实我没有钱，但是我一定要买单，我一定要给你感觉我是老板，也许花不了多少钱，但意思不一样。　　　　
　　　　采访者：那这“大手笔”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邓建国：也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开始的小农思想，就像我不敢去坐飞机，不敢去坐卧铺，来北京坐硬座一样。我觉得是慢慢地，包括市场也是，吃亏了，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没有天生的。　　　　
　　　　采访者：在第一部片子失败之后，后来五部都赚钱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邓建国：我的经验是开机前就“爆炒”，然后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开机仪式，同时开始和电视台签合同。我认为是三个步骤：第一是炒，第二是卖，第三是拍。像我们拍《康熙微服私访》之前就卖广告，等到拍完时已经都卖完了，还有人买不到。1997年应该是最成功的一年，对我来说从一个没钱的变成亿万富翁了。之后我就乘胜追击，每年都有新戏，每年都大作宣传。　　　　
　　　　采访者：你刚才一直在用一个词“炒作”，后来你还被很多人称为“炒作专家”，你是怎么看待炒作的呢？　　　　
　　　　邓建国：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为竞争嘛。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只能是昙花一现。　　　　
　　　　采访者：节目炒作和节目质量哪一个更重要？　　　　
　　　　邓建国：同样重要。如果说有一部戏你拍得不好，又没有炒作，你肯定死掉了。但是你炒作了，你还可以把成本收回来，还可以赚一点钱，我想这是我的心得。当然，这也是分阶段的，原来，电视台看到你的片花不错就会和你签合同，但现在你要拍完了、我通过了才会签约，现在完全要看收视率的。但即使这样，炒作还是很重要的，在同样级别的作品中，炒作了的作品还是会有优势的。　　　　
　　　　


第二部分第29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2）

　　　　采访者：你的成熟的市场观念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　　　　
　　　　邓建国：我想从《广州教父》之后，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场。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卖了。而我有了一个好的创意，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就开始宣传，然后开始卖片，和电视台签合同，市场观念特别强。说实在的，我是从一个农村的放映员转变为影视圈内的风云人物，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是很专业，不是圈里面的人。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过像我这样的很多所谓圈外人来一起做。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　　　　
　　　　采访者：现在电视剧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要胜出还要靠什么呢？　　　　
　　　　邓建国：那就是诚信，这个非常重要。在影视圈里，我和张国立六年合作六部戏应该说是最长（时间）的一个组合，这在圈内很少见的，我想这主要就是诚信。还有一个我的信仰，就是不要与人为敌，就是说尽量不要树敌。另外，我自己定了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在背后说任何人坏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采访者：其实在影视界这几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东西，像初期的高强度的炒作，后来的风险合同制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这些东西？　　　　
　　　　邓建国：当初我们是片花加炒作，可后来有的电视台吃亏了，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收视率却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种风险合同：比如说上海二十个点（收视率），如果我的片子超过二十点，每增加一点电视台给我加三千块钱，如果低于二十个点，每低一点电视台就降三千块钱。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风险转嫁给监制，电视台跟我签风险合同，我就跟监制签一个附加合同。　　　　
　　　　采访者：你推出这个风险合同后，有没有其他公司仿效呢？　　　　
　　　　邓建国：不是公司仿效，是电视台把这作为一个标准了。你要签，跟邓建国学。很多的制作公司对我恨之入骨。我觉得对制作的要求严一点，是对观众负责，所以我也没错，我不怕别人恨我。但最近我退出影坛，我就为制作公司说话，我说你电视台搞垄断，搞限价，是不对的。那制作公司又觉得我好了。你电视台搞垄断也好，搞限价也好，我不干了，我拍拍屁股走了。　　　　
　　　　采访者：对，你2002年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退出娱乐圈，那是为什么？　　　　
　　　　邓建国：我为什么大规模宣传自己退出，就是想显示我的不满。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不能有垄断，只要有垄断就会有腐败。现在不仅垄断，还限价。比方我原来一部戏六万元一集，而电视台说只能三万块一集，否则不买。现在我的电视剧给你播完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给钱，我和你签的购销合同里面，没有还钱计划，一年也没有，三年也没有，你要播就播，不播就算了，这谁也没法做。现在各电视台一共拖欠我们四千多万，都是由于这种不规则的市场竞争造成的。我现在退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采访者：但很多人觉得你是一种逃避，而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邓建国：我不逃避我就是等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再有精力，再有聪明才智，我不能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