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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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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页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一九六Ｏ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一九六三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扌干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
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
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第一节 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所不同。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清两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是道地的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盐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通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成为中国的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余，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他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他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说话当然要算话，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一九五Ｏ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的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了。“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一九五Ｏ年五月十六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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