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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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的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我可以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有能力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必然的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少安毋躁：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而为二年反攻论的，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　“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了！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五月十六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一九五Ｏ年三月一日，他在十三天后（三月十三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的话。可是，五十天后（五月二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五月十六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须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
　　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一九五五年。在一九五Ｏ年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
　　蒋介石一九四九年、一九五Ｏ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蒋介石这句话是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九年说“再过十年”，当是一九六九年。在这里他明确说，到了一九六九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一九六九年早就过去了、一九七九年也早就过去了、一九九五年亦已经来了，蒋介石也走了二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我们的求证拆穿了他的政治谎话。
　　
　　第二节　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一九五Ｏ年三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黯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惟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一九五Ｏ年六月十五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Ａｒｃｈｉｅｖｅ　ＲＧ６，ＢＯＸｌ，转引自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Ｐ．５５２，８７６）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而非“解放”（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ｎｏｗｌａｎｄ）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ｌｅａｓｈ　ｏｎ　Ｃｈｉａｎｇ），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Ｊａｍｅｓ　Ｖａｎ　Ｆｌｅｅｔ）在《生活》（Ｌｉｆｅ）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Ｄｕｌｌ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Ｐ．１５７—１５８），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性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
　　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脱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ｋｎｅｗ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ａ　ｂｅａｒ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ｉｌ）。（引自前书，页一六　Ｏ）至一九五八年，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八月二十三日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了吗？
　　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九月三十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一九六Ｏ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党的肯尼迪（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党政府之友善。一九六四年中共成功地爆发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革”大乱，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党的反共健将尼克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　Ｎｉｘｏ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交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一九七二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交欢，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毛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毛：“你怎么称呼蒋介石？”毛笑而未答，周恩来插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毛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Ｎｉｘｏｎ，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ａｒ，Ｐ。１４４）
　　就在尼克松北京交欢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流云《卡特你错了》，页一九七），未免过于阿Ｑ。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
　　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一九六九年七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阳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肛门时，不慎使肛门受伤，血流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　（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二八、一三二、一三四）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
　　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一九七二年五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昏迷，大小便失禁。余南庚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