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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作者:郭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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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生活，要谋生。”他有些沉郁地说。
“在哪里工作？”她的话里有一份关心。
“没有工作，每天晚上教孩子练琴。”他的话里有一丝无奈。
“那是很不错的工作。”
“也许吧，不过，自己就没有时间练了，都把自己给普及掉了。”他笑了起来。
“为什么？”李可凡不解。
“都是些被父母逼来练琴的孩子，只能教孩子练最简单的曲子，不是把自己给练蠢了么。”
“那也是。”
“生存与艺术，总是不能两全的。你说是么？”
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似的交谈着。李可凡自觉比他年纪大许多，便也没有什么戒意，她像一个大姐姐那样，有些怜惜地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孱弱的男人。
“哦，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呢？你怎么称呼？”
李可凡说着，先自我介绍，她只是告诉他姓李，是外语系的老师，没有告诉在哪所大学，也没有告诉名字，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那我得叫你李老师，做英语老师真好。”他说着，下意识地把琴盒从左手传到右手， 这样，他与李可凡之间便没有什么距离。“我叫高塬，父母都是外语教师，不过，他们学的是俄语。”他一点儿也不保留地和盘托出。
二十六
《关系》第6章
杨桃村·黛青色的火山石·刘家独子·哪个男人不无耻·致命陷阱·博士班·落寞的女人·是不是有些荒唐？·遥远得令人绝望·天河的方向
两年前，许楠生去了海南，地方并不难找，父亲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从海口坐车到琼海，不费太大的劲，他便找到那个已经让高速公路一劈为两半的村庄。
这个叫杨桃村的村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万泉河从村边流过，村庄就在高高的河岸上。岸边有几条小木船，许楠生是从河这边乘小木船过去的。
村庄里只有一些老人和孩子，成年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庄里有几幢新屋，显示这个村庄并不太贫困。村庄里到处是杨桃树和椰子树，地上落满了杨桃，也没有人捡。许楠生随手捡了一个，放入口中，酸得他呲牙裂嘴。海南岛的杨桃怎么又大又酸？
父亲当年就住在一户刘姓人家。刘家男人是生产队长，当年刘家还有一个年少的儿子刘兴桐。父亲在日记里经常提到这个叫刘兴桐的青年，对他尤加赞赏。父亲很感激这一家人对他们的照顾。
村庄里只有一个姓，都姓刘。许楠生找到队部，里面有几个人在喝茶聊天。他说明来意，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说：“知道知道，我带你去。说到刘兴桐，别说本村，你就到海南（也即海口等大地方）去问，也无人不知的，在广州做大官呢！”
这个人天生一张大红脸，声音洪亮，他带着许楠生，拐过一片杨桃树林，面前出现一幢三四间屋子组成的排屋，他老远就喊：“刘伯，你家来客啰！”他一路喊着，“杀鸡呀！有客来啦！”
刘伯光着上身，柱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从林子里走出来。他背有些驼，看起来还很硬朗。
许楠生说起自己的身世，老人便老泪纵横：“是许先生的仔啊！听先生说过，就是没见着。”老人说着，摸挲着许楠生的脸，“30年了，没法说。”
许楠生从包里掏出一些从海口买来的烟酒，还有一包祖父母准备好的东北土产，嘱咐他一定要交给刘家老人。
刘伯忙说，什么都不缺呢，别太破费了。
村里难得有客人来，村里人又都是本家兄弟。许楠生到来，村里便马上像过节一样，刘伯吩咐红脸汉子去杀鸡杀猪。
父母在这里并没有留下很多故事，当年的老人都不在世上了，当年的青年也都成了老人。父母在这村庄里住了不足一年，人们已经没有太多的记忆。这个村庄是革命老区，有好几家琼崖纵队的“堡垒户”。在“文革”中，是一个红色村庄，北京、省里、县里的下放干部川流不息，经常到这里“三同”。许楠生的父母因为在这里自杀，所以，人们尚有印象。
吃饭之前，红脸汉子把许楠生带到父母坟地去。因为死于“文革”之中，父母被草草地埋葬在附近的小山岗上，面对着万泉河。小山岗被高速公路削去一半，临高速公路这一面，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悬崖。父母的坟墓就在悬崖上。
许楠生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年代太久远了，父母亲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在离家乡这么遥远的海南岛，竟然埋葬着自己的父母，细想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说老实话，许楠生不是儿女情长的人，坎坷的人生境遇已使他的心变得坚硬。他憎恨父母，除了憎恨父母之外，他不知应该去恨谁。在这一点上，他无人可恨。如果不是那位语文教师给他细细指点，他甚至连去寻找父母的坟墓和遗稿的念头都没有。
墓碑是一块黛青色的火山石，墓上刻着“许达生向楠之墓”和立碑的年月日等字样。墓地有好几年没人打扫了。字上的红漆已全部剥落。红脸汉子说，刘伯前几年身体还好，上得了山岗，每年清明还能来扫扫墓。这几年，刘家婶子去世了，刘伯走不动路，也就再没有人来扫墓了。
许楠生头脑一片空白，他想不起30年前的一切，那时才3岁，人世间发生什么事都与他无关。他视祖父母为唯一的亲人，爸爸妈妈的概念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常想起的问号。
当晚，在刘伯家的场坝上，全村的青壮年人都来喝酒，也就二十几号人。人们把许楠生当贵客。小山村就是这样。
没有人谈起许楠生的父母，似乎眼下的一切与30年前的岁月并没有必然联系。刘伯喝不了多少酒，他坐在许楠生身边，却不断地给他添酒。他偶尔会说起许楠生的父母，如何如何，但很快就被鼎沸的人声淹没了。老人于是也就不再往下说。
二十七
刘伯当时正当壮年，有些事应该是记得清楚的。但是，那些日子太平淡了。和许家夫妇同来劳动改造的还有十几个下放干部。分住在几户贫农家里。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开大会，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批判那个，在油灯下，围着一张桌子就开批判会。刚开始还认真，后来就皮了。
“许先生夜里总是要写很多字的。”刘伯记得住的也就是这一点，“每次赶集，他都要让我给他买多多的煤油，没几天就用完一大瓶。”刘伯很感叹：“真是刻苦啦！三十几岁的人，头发都白了大半。”刘伯记得的也就只有这些。
那夜喝了许多酒。许楠生请求刘伯让他到父母住过的老屋里去睡。刘伯说也好，不过那老屋死了外人，便当作仓库用了。可是那老眠床还在，打扫打扫也还将就的。
那夜，乘着几分酒意，许楠生就睡到父母当年睡过的眠床上。眠床是用菠萝蜜树做的，很结实，和楠木差不多。黑亮黑亮的木质，透着一种幽光。恐怕30年来，没有人睡过这张床。这里的人信鬼不信神，人们对鬼是怀着恐怖的敬意的。死过人的地方，人们总是格外小心。
就连许楠生这样常在江湖，走南闯北的人，也很难想象30年前，自己的父母在这间老屋里，是如何生存的。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今夜，他还是怀揣着一种想望，也许父母会托梦给他，告知他一些什么。他就这样在黑暗的空屋中等待着。
红脸汉子昨夜和许楠生成了酒友。两个人都挺能喝，也喝得很真诚。天刚亮，红脸汉子就来敲门，说今天是集日，让许楠生一起去镇上，他请客人到发廊去洗头。这是最高的礼遇了。许楠生推却不过，只好跟红脸汉子去了。
在杨桃村，许楠生住了3天。第4天离开时，村里许多人代刘伯直把他送到高速公路口。红脸汉子竟十分仗义，坚持要送到车上。
在刘伯那儿，许楠生问不出什么。老人连书稿是什么都闹不明白。“你可以去问问兴桐，许先生最喜欢他了。”临了，刘伯把刘兴桐的地址电话写给了许楠生说：“他有好几年没回来了。”
刘兴桐是刘伯的独子，刘家母亲几年前去世了，留下刘伯一人。刘伯家中还有一个50开外的女子。红脸汉子叫她嫂子。许楠生问，这女子是刘家什么人，红脸汉子说：“刘兴桐读大学前的结发妻子，大学毕业后回来离婚了。嫂子没什么地方可去，就留下来住在刘家，服侍刘家父母。没儿没女，很可怜的。”
刘兴桐正想往外走，李可凡猛地站到地板上，对他喊道：“刘兴桐，你诚实一点，你今天就告诉我，文学史是你写的吗？”
刘兴桐怔住了，如雷贯耳的质问，来自于这个早晨披散着头发的女人，这个在自己身边躺了10多年的女人。他预感到一种危险。这危险来自于这个女人不依不饶的性格，将会变成一门大炮，把自己轰得粉身碎骨。刘兴桐夺门而出，一股彻骨的寒意涌向头顶。
他心有余悸，捋了捋头发，又回到李可凡的身边。
“你在说什么？李可凡，你不是疯了吧！”刘兴桐的镇静，若在平时的李可凡看来，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今天，李可凡读出了他的犹豫和虚弱。她想知道真相，而这个真相是诚实的。这些日子来，煎熬着她的这个念头令她万念俱灰。她确信自己的判断，那份手稿包含着一个一定会被揭穿的阴谋。而这个阴谋最终将大白于天下，是任谁也无法遮掩的。她要刘兴桐诚实地和盘托出，至少是在现在，也许她会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可是刘兴桐，他会吗？
“你想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我劝你别乱猜疑，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个电话只是一个工作电话，对方怕引起误会，所以不吭气，如此而已，好了，别耍孩子脾气。”刘兴桐忽然缓和下来，息事宁人地推开着双手，扔掉手中的皮包，向穿着睡衣的李可凡走来，没等李可凡反应过来，他已拥住了李可凡，李可凡挣扎着，口里喊着：“无耻！”
“我是无耻，哪个男人不无耻？好了吧，我什么都承认，什么不好都是我，夫人是上帝，我是上帝脚下的羊。”刘兴桐拥抱着李可凡，他粗重急促的呼吸非常性感。李可凡无力地靠在他身上。刘兴桐的厚颜无耻已经不只一次，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他知道用什么办法取悦女人，或者打击女人，或者征服女人。其实，对女人而言，男人的厚颜无耻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否则，事情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好了，可凡，女人经常生气会老得快的，你看，眼角又多了一条皱纹。”他用手指轻轻地抚平着李可凡眼角一条早已存在了许多岁月的皱纹，“这条皱纹是昨天晚上才添上的，你看，得不偿失吧？”
二十八
“胡说！”李可凡情绪安定了不少。她已全身乏力。虽然一场激战暂时过去，但是，她知道这不是最后一回，更严酷的现实等在前头。刘兴桐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她太清楚刘兴桐了。他的缺点和优点她都十分清楚，只是有些事情，你实在不可以想得太明白太清楚，否则便是自找苦吃，而且于事无补。刘兴桐的优点是无耻，他的缺点也是无耻。他能在不同场合不同氛围里制造无耻，或者说把无耻制造成一种很温馨很纯情的气氛，他又能把无耻制造成一种令你感觉到不得不领受非常渴望拥有的像毒瘾一样牢牢附吸在你灵魂的东西。他聪明之处是他从不把无耻落在实处，或者把无耻虚拟成一种自轻自贱，把无耻从实在淡化成一缕轻烟。这就是刘兴桐。这是令李可凡大惑不解的，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28岁才从海南岛最僻远的乡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怎么具有如此高超狡黠的处世才能？这也是令李可凡害怕的。
刘兴桐表现了少有的温存，李可凡差点就让他给俘虏了。她在心中深深地叹气。她实在拿他没办法。她多少次盼望刘兴桐能跟自己斗争到底，斗出个明明白白的结果来，也不至于年复一年的消耗生命，把青春耗尽，然后老之将至。她太害怕和刘兴桐再这样耗下去，在自己的老年收获一个悲剧。
刘兴桐的戏终于演到最后一幕。他放开李可凡，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知道，只要李可凡安静了，就意味着自己胜利了。他此刻无须多说，平安的一天就又开始了。
他大踏步地走了，走时不忘捡起刚才扔在地板上的皮包，也不忘在卧室门口，回头深情地一瞥。在生活里，他太像一个演员。他总是非常正确地赋予自己以角色。这个角色因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刘兴桐走了，李可凡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她必须好好想想，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刘兴桐迷惑住。这个永远不以真实示人的刘兴桐，他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他一旦确认手稿在我手里，他是绝不会罢休的。李可凡把事情想得很透彻。
和刘兴桐分手，这是迟早的事。双方都明白这一点。之所以双双都下不了决心，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那份手稿的下落。在没有确认它的下落之前，刘兴桐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
手稿究竟落入谁的手中？刘兴桐完全没有把握，他更愿意它早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他又觉得李可凡一定对他隐瞒着什么，也许手稿就在她的手中。和这个女人结婚十几年，他对她完全没有防备，这是他最大的失策。最可恨的是，李可凡的嘴巴太紧，刘兴桐用尽办法，也无法摸清她的底牌。她与他谈到有关手稿的底线，也就限于对他的追问：“是你写的手稿吗？”
在结婚的最初几年，李可凡看过那份手稿，有一次搬家整理东西，她随手拿过那份手稿，问他：“这是你写的？”她指着手稿上那工整而又娟秀的笔体。刘兴桐接过来：“请人家抄的。”他随手把它放在书架上。
手稿失踪成了一个谜。而这个谜底可能会成为一个致命陷阱。
自从那次深夜电话事件引发两人的争吵之后，刘兴桐一反常态，他变得小心翼翼，尽量不去激怒李可凡，但他们的关系明显恶化了。这是一种外人难以觉察的恶化。
许先生儿子的电话，令刘兴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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