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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作者:郭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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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亩鳎谡庑┑胤脚⒘懵簦敲啤Ｓ只�2元钱，给老四川买了一副墨镜。老四川本来就留着平头，许楠生让他全给剃光了，香港的黑社会头目，大多是光头。为了行动顺利，许楠生下午还给大玛丽打了个电话，订了一个包厢。
小姐极为殷勤，领着他们穿过一个大厅，进入一条走廊。从堂皇富丽、灯光明亮的大堂走进一片黑暗之中。鬼马李有些紧张，老四川却一副悠然，反正没有腿走路，让他们俩抬着，便也没有什么感觉。许楠生报了包厢的号码，小姐一路絮絮叨叨，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有没有熟悉的小姐，老板在哪里发财，许楠生懒得回答。只是哼哼哈哈，他也无法回答。小姐无话，套近乎。许楠生便脱口而出：“黄牛党，知道吗？”
“知道知道，大哥真会开玩笑！”小姐媚声媚气。
“怕不怕黄牛党？”许楠生变本加厉。
正说着，对面走过来一位身着西装的客人，像是准备结帐走人。擦肩而过时，许楠生发觉那男人盯了他一眼，这男人有些眼熟，但他想不起是谁，在哪见过。很奇怪，见到这个人，许楠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小姐说，到了，把他们让进一间包厢。
墙上挂着几张欧洲古典裸女油画，一看就知道是胡乱临摹的东西，但依然令鬼马李倍感新奇。他从贵州乡下来广州不到半年，从未来过这样的地方。他俩一进包厢，迫不及待地把老四川扔进沙发里，俩人已出了一身臭汗。领班小姐还在絮叨。许楠生想，得好好计划一下，便让领班小姐先出去。他把门关上。包厢里冷气很足。老四川蜷在沙发里，冷得发抖。鬼马李却贪婪地呼吸着冷气，把迷彩服整个儿翻到后背去，露出瘦古嶙峋的脊骨。
男DJ进来调试音响，把两个调试好的麦克风摆在茶几上。服务小姐进来问：“要啤酒还是红酒？”许楠生很气派地说：“当然是啤酒，喜乐。”小姐搬来两打喜乐啤酒，外带一个果盘。
老四川在许楠生调教下，已经正襟危坐，一副大老板的模样，但他心里还有些虚。他问许楠生：“等会儿小姐来，有什么规矩么？”
许楠生笑说：“有什么规矩？你自己搞掂就行了，反正到时每人发100元小费，其他的你自己跟小姐谈，我可不管。”
杜林从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几本书，他站在台阶上，迎风独立，倒有几分五四时期大知识分子的味道。他终日穿着青竹布做成的长衫，齐耳的茂密的长发有些花白，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他的脸瘦长，骨棱棱的，下巴有点翘，有些像普希金，一把山羊胡子，也有些灰白，长长的飘逸着。除了上课，他不常出来走动。一旦他在校道上行走，上过他课的同学，全蜂拥而上，围着他谈各种问题。不认识他的同学，会远远的窃窃私语。熟悉的老师，会客气地笑问：“杜林先生，好久不见，又到哪儿云游了？”他也客客气气地笑答：“在9楼上打坐发呆呢！”他至今独身，28岁之前，在海南岛兵团当知青，为了回城，不敢结婚，恋爱倒是谈过几场，但终未成功，不是女方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他是一心一意要回城，或做工人，或读书，或失业，总之是要回城。广州对他太重要了。他不隐瞒他这种理想，哪怕去城里扫地，也非回城不可。所以，在兵团，他自然也就被当做落后分子，他自己也不求上进。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没什么背景。在兵团10年，但没什么进步，去时还是个伐木工人，到后来竟沦落为连队的种菜工，终日掏大粪。他都认命了。伐了五六年木头，睡窝棚睡出一身关节炎，身 子老弱病残，从山上撤下来只有掏大粪合适他，也还算是连队领导关照他了。
他对做什么工种都不以为然。在他已经彻底绝望时。四人帮垮台，恢复高考。这回他活转来。他是最后一个知道高考消息的。他所在的种菜班，在离连部还有几公里的峡谷河滩上，他是偶尔回连队厕所掏大粪，从粪坑里捞出一张报纸，是一个半月前的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就刊载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急冲洗那张报纸，便像捧着一尊神明一般，把报纸摊在一块石板上，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又耐心地等太阳把那报纸晒干，小心地收起。他如今仍保存着那张救他一命、改变他前途的报纸。那张报纸就压在他箱底，如今还隐约有着当年山中粪坑的气味，可在杜林看来，那气味是世上最可爱可亲可敬的气味。他反而感激起把他从山上调下来的连队领导，否则，连从粪坑里看到报纸的幸运也没有。山上是几个月没有山下消息，更何况是报纸。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也是两个月后才知道的。
十六
1977年是开卷考试，他并没有费多大劲就考上了。那年，他已经28岁了。他是在红卫轮上认识刘兴桐的，那条船上几乎全是从海南到大陆上学的人。巧得不能再巧，他和刘兴桐录取的是同一所大学——正中大学，而且同一个系。他所在的兵团农场和刘兴桐的生产队，同在一个镇的辖区里。在红卫轮上，他们同在五等仓的散位。散位被安排在船舷的过道上。更巧的是，他们同龄，都是1966年读高一，只不过杜林读的是华师附中，刘兴桐是县中学。
虽然有许多共同的惊喜，但是沉郁的杜林并没有给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设想的刘兴桐有太多的好感，只不过，当时的刘兴桐，对来自广州的兵团知青有一种钦羡与敬畏。从广州来的，就意味着另一种身份。
他28岁才进大学，大学毕业已经32岁，一切要从头开始。大学毕业留校马上要给师弟师妹们上课，他到助教进修班去速成进修了半年，就上了讲台。杜林没有生生死死的恋人。杜林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没有心情没有对象去谈恋爱考虑结婚。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不知不觉，毕业将近20年，他依旧孑然一身，也就死了这条心。前几年，他干脆穿起长衫，蓄起长须，留起长发。并非预谋，倒是一种心理变化，他不想费心机去解释自己这种选择。只有心知道。当朋友同行与他笑谈这身五四式行头时，他便自惭形秽地打趣：“回到五四嘛，这是当代文学的精神追求嘛，算是复古吧！”
他这身不合时尚的行头，确实吓怕了诸多想望走近他的女性，在她们看来，谁也受不了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头。其实他并不很老，刚刚50岁，可他看起来确实有些老了。比他年龄大半岁的刘兴桐反而像个小弟弟。光光鲜鲜的，年轻勃发。
以刘兴桐的话说，杜林这是自甘堕落，他对杜林这种做派，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说辞，他要在必要时才发表看法。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杜林很不以为然。一个伪孔乙己！这就是刘兴桐公开的结论，重要的是，杜林对一切非议和不屑不以为然，更有说他是故意在炒作自己，他一概不加分辩。
杜林是十年不飞，十年不鸣，1982年毕业，教了5年写作课，1987年开始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又是5年过去，1992年他便一发不可收，一下子拿出两部专著，一部作家论，一部流派史。没有听过杜林讲课的人，很怀疑杜林这匹黑马的真伪。他太违背常规了！通常的学者做法，是会把撰写专著期间的一些见解文章，先行发表以求得影响或反馈，以利于最终成书时征得修改意见。尤其是现当代文学领域，这种社会反响更为重要。杜林一反常规的做法，自然大有可疑之处。在学校学术委员会上，刘兴桐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虽说是同学，他对杜林的才华和学问其实是了解有限的。杜林这两部书的出版，由于缺乏长期学术界中的铺垫，所以其轰动程度自然不能与刘兴桐当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相比。刘兴桐有足够的理由与优势去俯视杜林的著作成果。
正中大学的人们也都还记得1993年的杜林事件。被称为杜林事件是一份小报的渲染，其 实，事情也并没有大到足以用杜林名字来命名的地步。
那时的杜林，就已经是长衫长须长发，一副颓废衰靡的样子。加上那些天他天天熬夜，眼泡子胀大得吓人。他一出现在高级职称述职会上，就引起一片唏嘘之声。倒是白家胜教授惯来前卫，他并不以为杜林如此作派有什么不妥。
学术委员会的17位教授，包括时任副校长的刘兴桐，正襟危坐，把杜林围在中间。杜林慢条斯理，别人紧张是因为他的打扮与做派过于古怪，异端。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杜林不是今天才如此怪异，但许多人还是初次见识，不免有些震颤。大家面面相觑，像面对一个民国初期的孔乙己。杜林自己本不紧张，可是教授们异样的目光却着实令他有点紧张起来，幸好只是瞬间的事。他无意间把视线投向白家胜教授。白教授一脸笑意，还向他致以微微的颔首，这令他很鼓舞。其实，现场的教授们除了刘兴桐和白家胜外，其他15位都是外系外行。杜林的些微紧张并非来自于述职本身。
杜林把两部出版了半年多的专著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此刻他发现自己的书并没有出现在各位委员的文件袋中，每人的文件袋都是薄薄的，显示里面不可能有砖头般厚的书籍。他开始感觉到也许这只是一场过场戏而已，委员们也许并没有对他的职称评定有多大的决心。杜林是1989年评上的讲师，那也是勉勉强强通过，盖因为他没有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他太忽视这种要件了。当初，只要随便把两部专著中任何一部中的任何一个章节拿出去发表，都不至于让人轻看。现在申评副教授，差一天都属于破格。破格的程序可就烦琐了，要件也特别苛刻，任何一条欠缺都可以被作为反对理由。同样，任何一条欠缺也可以由更为形而上大而论之的说法被否决掉。全凭人事和感情投资了。杜林太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此次申评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白家胜教授好为人梯，他反复鼓动杜林应该试一试，“破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刘兴桐当年不是也一路破格过来了么？”
杜林还是没有多大信心，他明知自己恃才傲物的秉性在职称评定上，只能坏事。可他又不愿意踏进委员们的门槛。
委员们等着杜林的发言。杜林环顾四周，似有话说，他忽然收起桌面上铺排开的两本专著，他原来想就着这两本书作一番述职讲演的。他慢慢的站了起来。他说出了一番很不合时宜同时又葬送自己前程的话，令在场的委员们大为惊愕也大为光火又不得不认真对待。
“对不起，先生们，”杜林有些气喘，“恕我直言，我的述职和学术见解只能在同行专家面前才会有听众和价值，我不认为在座的诸位，除了白家胜教授和刘兴桐教授还比较接近我的专业外，”他略顿了一下，并不去注意白、刘两位的反应，却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在座的诸位能够听得懂我的学术陈述。让理工科的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最终评定一位教师的中文专业水平，我以为是可笑而且滑稽，同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我决定退出这种闹剧。谢谢诸位，再见！”
他慢条斯理地收起桌面上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全场一片静默，委员们让突如其来的变故怔住了。
十七
刘兴桐轻轻敲了一下桌面，小声地说：“岂有此理！简直是捣乱。”
大家议论纷纷。“真是胆大妄为！”物理系的肖教授勃然大怒，他面对刘兴桐：“刘教授，此风不可长啊！太狂妄了。”他唾沫横飞，他刚当上教授不久，一副大权威的样子。
管理系的钱教授在那里喃喃自语：“像什么话，难怪一副怪里怪气的模样，中文系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哪去了？”
“应该终止他的职称评定资格。”
“这种人当了教授可不得了，能把谁放在眼里？真不可一世。”
“这是向学术委员会挑战啊！”
“他们中文系初评小组是怎么工作的？这种人都能过关！查查他的书是什么渠道出来的！”
人们义愤填膺，纷纷抨击。没有一个人对杜林提出的问题细加思考，他是否说得在理？
白家胜一直冷眼旁观。他刚才差点拍案叫绝，但碍于刘兴桐在座，他想听听刘兴桐的反响，看看他的态度。杜林不只一次在他面前谈论起这种学术委员会的弊端，他颇有同感。白家胜见刘兴桐没有正面疏导，看出他有意要让人们往杜林身上泼污水，借题发挥。他便亮开大嗓门：“诸位，诸位不必激动，平心而论，我以为杜林先生此言并非不妥，他倒是比我们这些委员们想得更实际更深远。这是个专业范畴问题，不是人格也不是道德更不是政治问题。该检讨的是我们现行的学术制度，而不是杜林先生。杜先生后生可畏，他有什么错？他只不过说出了皇帝的新衣而已。”他转而面对叫得最凶，上纲上线最狠的肖教授和钱教授：“难道我有资格去评说肖先生的物理学论文、钱先生的经济学论文的高下么？这是显而易见的。想必两位不会反对我的浅见吧！完了。”
肖、钱有些尴尬，一时找不出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来反驳白家胜。白家胜是老前辈了，他们在他面前也不敢太过嚣张。肖教授便讷讷地说：“当然，这是当然。但是杜林也太张狂了吧！有意见可以慢慢提嘛。”
“他不就是慢慢提吗！”白家胜话中有话。
会场气氛松弛下来。人们的议论便有些转向。
“我看他这是与学术委员会为敌，这绝不是个人问题，我看这代表着一种倾向，和校党委作对！”刘兴桐的话令人费解，但意思是明确的，立场也是明白的。
“这种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有鲜明的立场与态度。刚才有些同志的态度就很好，很鲜明，我想杜林的行为是在向我们敲响警钟……高级职称应该评给什么人，尤其是破格评聘，有些格是不可以让步的。同志们可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绝不能够让这种目无组织的人在正中大学得逞。”刘兴桐很少在公众场合以如此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观点，也许他觉得杜林是自己的同学，他更要在这个问题上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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