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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累累 ［美］昆德伦 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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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头发跟我的一样，但比我的更亮、更狂乱。但愿能像长大后那样与格雷斯说话，躺在黑暗里，听她提问题，尽我所能给予解答。为什么修女不能结婚？你来初潮时年龄多大？一码有多少英尺，一英里有多少码？我们现在的地址是什么？我二十一岁时与博比结婚，结婚前与父母一共住过八处公寓。其中有六处我与格雷斯同住一间卧室。每次搬家都没有特别的原因。搬的地方比前一处既不好也不差，搬来搬去都在布鲁克林，而且始终是两居室公寓。我们的家就如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某个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我们穿好衣服，将睡椅、安乐椅和父亲的氧气袋装进一辆“自运”货车①，当晚就睡在几条街之外的新家了。母亲常说，挂画有什么用？父亲的喘息声与电视机的声音遥相呼应。镜子总在她的梳妆台上，靠在墙上。
搬来搬去，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希望。我希望有一个像家的屋子，里面有相称的家具、干净的地毯和我喜欢的色彩。我想有自己的房间，可以坐在大椅子里，脚搁在软垫凳上，眼看着四周，心中想：这就是我的家。我想三十年后能在同一间房里给自己照张相，身边有我已成年的孩子、孙子，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因此没人再会注意的烧饭的味道。这样的要求好像并不过分。与博比生活在一起时，我有过一阵子这样的渴望，我以为自己已经扎下了根。那时，有个邻居曾替我保留着我家的钥匙，以防我把自己锁在外面；还有一个卖肉的，他知道我喜欢买剔去骨头的肋条肉；街的尽头还有一所学校，墙上是攀墙月季，爬到了后面伸出的支撑平台上。我有了根。我知道它们扎得很深。
…
① 英语是U—luul，可读作“Y0u haul”，这是一家很大的联营公司，其最大的业务就是出租货车，供人搬家或搬货，但租者得自己驾驶。
我们一一我与我的儿子一一跨进那个逃亡者寓所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站在门口，双眼在冒火。这座公寓并不是无名无姓，它是座窄小的双联式公寓，位于佛罗里达中部，离海边有不少英里。这座公寓与我嫁给博比前住过的那些公寓一样，充塞过一批批陌生人吸烟、炸鸡、冲淋浴、晚睡早起的生活气息。这是一种临时住房，疤痕累累的不锈钢水槽不停地响着水龙头的滴水声。一走进这座公寓，我对博比。贝内代托的憎恨愈加强烈。与他在一起生活时，我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恨过他。我为已逝去的生活恨他，为我的床单和掸帚恨他，为睡椅上方的风景画和化妆室里的客人毛巾恨他。结婚时我以为告别了无根的生活，而现在却被迫重新过这种无根的生活。此时此刻，我真对他恨之入骨，假如再遇见他，我可能会像他对我一样。杀了他。
但两周后，这种感情便淡薄了。我不时想，自己该多往好的方面想。父亲不就常躺在躺椅里一边咳嗽一边这样说的吗？我曾抱怨因看管格雷斯而无法上大学，夏天无法像我的女友们一样到海边去打工。多想些好的事情吧。我的鼻子不再疼痛了。血也不流了。在我们小公寓的马蹄形院子里，走过四个门住着一家姓卡斯特罗的人家。这家人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对“双龙”六级头头是道。
我们到那儿的第三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本尼？卡斯特罗问罗伯特：“你知道最后一步吗？”两个孩子都爱玩游戏机，因此罗伯特不是呆在楼上，便是坐在门前台阶上，与本尼并肩弯着腰，盯着闪烁的屏幕。本尼有两个姐妹，一个十二岁，一个四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能自由自在，不管弟妹，不理会他们的玩具，这对他来说便是极大的快乐。所以，他现在每天来我们家，与罗伯特呆在楼上，日本武士不停地在那里相互厮杀。卡斯特罗太太只是笑笑，点点头，用一口洋泾浜英语说我人不错，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脸上那么多正在消褪的青紫块。她圆圆的脸蛋，头发往后梳成一条马尾辫，穿一件袋装T恤衫，膝盖肉陷下去，看上去好像比她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小。“是个好孩子。”她说，朝我儿子点了点头。
两个男孩有时也到室外，围绕长着小草的水泥方院做跳弹游戏。我站在旁边看，留神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佛罗里达天气炎热，他俩玩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桑迪是卡斯特罗家最小的孩子，像格雷斯曾是我的影子一样，她成了他俩的影子，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来回奔跑。这条路呈宽U字形，围绕花园公寓楼。有时，她会被树根旁凸出的混凝土墩绊倒。一见黄褐色的膝盖上出现细长的血色针眼，她就哭叫，长长的睫毛下硬挤出许多泪水，喊着要妈妈，好像她快要被淹没了一般，而母亲就在船上。过一小会儿，只听闷热的空气里传来细细的银铃声：“冰淇淋。”小姑娘脸上便会带着闪烁的泪花，快活地尖叫，手舞足蹈。这就是拯救。
我儿子很少哭，也难得笑，偶尔一笑就像是雪天里明媚的阳光那样令人目眩、难以适应。在我记忆里，他始终是这个样子。“罗伯特少年老成。”格雷斯过去常这样说，也许她觉得我需要听这样的话，我该认为罗伯特的沉默寡言、超常冷静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的，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并不是一回事。但当本尼的小妹妹抱住罗伯特的双腿时，他总会低下头，朝她笑笑。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昏迷的孩子，当时我在外科，不在急诊室。那孩子持续昏迷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几近死亡。当他眨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水”字时，他母亲脸上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看到罗伯特朝着桑迪？卡斯特罗那闪亮、乌黑的脑袋微笑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也是如此，那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起死回生的表情。＇致纯书苑＇
“这不是度假。”我们一踏进公寓，罗伯特便颤巍巍地低声说道。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的神情，因为他顺着狭窄的楼梯上楼后，再也没下来。我精疲力竭，躺在长沙发上，廉价的布面碰得我的脸发痛。我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觉像是昏死过去一般。醒来时，大半天已过去。公寓里静得出奇，简直不像有人居住。我两级并作一级地上了楼梯，来到卧室，喊着罗伯特的名字，发现他也睡着了。我站在他身旁，低头看着他。他双腿分开，两手松开，不再是习惯地半握着拳头。他下嘴唇很大，像他父亲，皮肤是淡咖啡色的。
“谁会想得到，你这样瘦小。”我婆婆曾这样说，眼睛看着他袒露的胸脯，一脸不快的样子。在夏日的星期天，我们来到海滩上，我慢慢地给他涂防晒剂，手指摸着他的脊椎骨末梢，抚摸着一节节脊椎。仅间，我在他的房里给他读《一条鱼，两条鱼》。他蜷曲在我身体形成的半弧形内。“你宠坏了孩子。”博比说，有时带着甜甜的笑脸，一只手摸着我的手臂，有时讥笑一声，哼哼鼻子。
“嘿，大小伙子。”博比总这样招呼罗伯特。他会开玩笑地、轻轻地给孩子戴上手铐，似乎要证明罗伯特不怕父亲的拳头？有一次，一位警察的妻子问我，博比为何不戴婚戒，那语气似乎暗示我丈夫在曼哈顿的酒吧及俱乐部里消磨时间时冒充单身汉。也许她说得没错。不过，他不再戴婚戒并不是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结果戒指弄破了他的皮肤。或许别人会认为他想得周到，他不愿再来一次。但这当然也暗示着还有下一次。总会有下一次。
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二天，罗伯特仍未开口说话。夜渐渐深了，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抚摸着他的背，说着话。
“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也许住很长时间。”
他蜷曲着身子，侧身躺着，修长的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间。“这不是度假。”他又说道，但这一次却带着木已成舟的无奈和低落情绪。
“宝贝儿，我们是在躲避。”我说，“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这里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躲避谁？”他问道。其实我知道他清楚得很。“为什么要躲？”
“什么？”
“我们在躲避谁？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吸了口气，看看我的手指。指甲K长了，护士的指甲不该长得这样长。
近两个星期我没法上班，脸上五颜六色的，紫的、黄的、绿的。像我们在急诊室里处理的那些脸蛋。面对这样的脸蛋我们只能耸耸肩，在记录表上慢慢地写上意见。可能家暴。可能是家庭暴力。为别的女人做这样的记录时，我总感到头昏目眩，手脚发软。我应该清楚。
“躲避爸爸，我们在躲避爸爸。你很清楚。你知道，他伤害我。你看我的脸。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爸爸打了我，宝贝儿。他确实伤害了我。不只是一次，远远不止一次。
你是清楚的。你看到过我的样子。你看到过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子。许多次了。最近一次很厉害。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这时，他突然起身看我，睁大了黑眼睛，满脸通红。我缩了缩身子，但看到他脸上泪干时留下的五花脸时，又想向他伸出手去。
“没有，他没有。你说过，他没有。我听到你告诉上班的人，说你是摔成那样的。你还告诉过格雷斯姨。还有外婆。你说，你是摔成那样的。还有，是因为病了。诸如此类。我听到你打电话这么说的。”
“宝贝儿。”我说，那是他小娃娃时的称呼，“黑羊宝贝儿”压缩成了“宝贝儿”，其中满载着我的爱。我伸出手，但他缩了回去，蜷起身，转开去，耸起的肩膀，像鱼鳍，像刀片，像一堵墙。多少回，在夜间，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听着击打肉体的声响、肩撞墙壁的声响、争吵声。争吵的起因是晚饭、失礼、通奸、出门去多尼公园、洗车液、没有了垃圾袋、没有了燕麦面包、芥末种类买错了。
“我那是撒谎。”我说，“我撒谎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感到难为情。而且我害怕。我害怕你爸爸。”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现在还怕他。”
他抽泣得很厉害，他、我，还有床，全在颤抖。床就像帆布床，不坚固，不如家里的那张高架床。家里的高架床下是写字台和电脑，记事板上贴着美国节日表。要是我在外面找张美国节日表贴到墙上，是不是太危险？外面是不是有人早已在找我们？找一个在七月里买美国节日表的女人？这一年已过去一半。三十八年了，她已度过了半世人生，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包扎和掩饰伤口，但从未治愈伤口。我以前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和母亲，现在只希望能平平常常地离婚。离婚是一件既悲惨又让人羞愧的事，孩子会在为了抚养费而起的争吵中背着露营包，从这家流浪到那家。而我连离婚也做不到。“你什么地方也不准去，弗兰。”博比不止一次这样说。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妈咪，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罗伯特哭着，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我不知道他伤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熟悉的房间，失去了他少年棒球联合会的球队，失去了他在幼儿园里结交的朋友安东尼，失去了他奶奶星期日下午为他做的肉汁、他熟悉的老学校、街道、公园、汽车，还有他亲爱的父亲。或者说，他是否希望得到别的东西，得到那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从未成功地使他得到安全感，我逃跑就是想努力为他找到安全感。也为我自己。
“我知道，宝贝儿。”我说，将他抱在怀里，将他温暖的身体紧贴着自己。我用手捋着他的头发。我哭了。“我爱你，宝贝儿。非常爱你。你是最好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本尼，一切如故。之后，我没再提起此事。我必须让他逐渐适应新城镇、新学校和新朋友。
不再发生意外了。不必再假装是意外事故了。对他父亲的行为，你自己往往都难以相信，又怎么告诉你儿子呢？有时，我会回想起博比将我推向墙壁或在车里突然反手打我的情景。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一定夸张了，博比就希望我这么想。但我再次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知道事实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我甚至开始用一种软牙刷，这样就不必像以前那样常常感到血腥味了。对一个爱爸爸的孩子，你怎能对他说这些呢？
到达佛罗里达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吻了吻罗伯特，跟他道晚安。他向上伸出手，碰碰我的脸。旧棉被单盖至他的下巴处，空调给闷热潮湿的空气带来轻微的凉意和霉味。
他头发长了，盖住一只黑眼睛。借着小窗口透进的昏暗光线，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博比，但这是个我始终爱着的博比，一个温柔的、带着稚气的博比。我吻了吻他的前额，将他的头发向后捋去？这一次他没有挺直身子，也没有逃开，而是笑了笑。
“你的脸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他说，“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场电影好吗？”
我走进浴室，这是公寓里唯一有镜子的地方。我想这并非是出于偶然。到这个特殊地方来的住户都不愿照镜子，不愿看到青紫、红肿、伤疤、眼中的悲哀和羞辱。小时候，趁格雷斯在房里小睡，我曾用鞋柜垫脚，站在母亲的梳妆台前，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看。那是一面红木框镜子。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只是想看看自己，看个究竟，是谁在用淡褐色的眼睛回视着我。如果能看到自己的脸，而不只是在脸后行走，似乎会觉得自己更真实。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过去两三年中我一直避开镜子，因为脸上始终是一副警觉与空荡的表情，像伸出双手的盲人走在一条充满危险的走廊上。我自己都觉得这种表情非常陌生。
我也并非整天这副表情。在医院里就不这样，即使那里有鲜血、尖叫声、发狂的人，但在那里我不害怕。单独与罗伯特在一起也不害怕，我陪他从学校回家，或带他上电影院，那时只有我们两人。然而，其他时间我很害怕。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在一起。想想自己带着一张面具生活，想想作为一个人却带着那样一副神情，真是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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