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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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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循规蹈矩完全受儒家纲纪秩序约束的文士所企慕的一种风范。这样的名
士代有其人,其中有些不乏叛逆精神,反对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进步思想。
他们互相承继,成为封建时代民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红楼梦》第二回
列举一批这类人物的名字,除了第一个许由是传说中的高人外,摆在头里的
就是陶潜、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近日”举有倪瓒、唐寅、祝允明。这
些都是悖弃礼法、放情任达的风流人物,曹雪芹明确把他们同孔孟程朱等儒
家正统人物区别开来,说他们若生于上层,就成为“逸士高人”、“情痴情
种”,若生于下层,就断不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一句话,他们是不走封
建正路的浪子或叛逆者。在曹雪芹看来,“放荡弛纵,任情恣情”的贾宝玉
是他们的同类,他自己也以阮籍自许,实际上自居于这一叛逆传统之列。无
独有偶,比曹雪芹略早的吴敬梓也倾慕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经常以阮籍
自比,或表达对阮籍的景仰。他移家南京时把自己比作“阮籍之哭穷途,肆
彼猖狂。”(《移家赋》)搬进秦淮水亭,欢宴朋友,写《买陂塘》词说:
“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与吴蒙泉(虞博士的
原型)联句时又想起阮步兵而“佯狂忆步兵”。(见吴蒙泉《会心草堂集》)
一直到临死前一二年,在题咏金陵凤凰台时,他想到的还是:“凤凰台以李


白之诗而名”,“台下有阮籍墓”,并以思慕这两位“酒星”作为全诗的主
旨:“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金陵景物图诗》)真可谓拳拳服膺,
终生不已。魏晋风度的影响渗透在他的人格和作品中,特别集中体现在以他
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形象和其他奇人形象中。

道家理想人格的境界之一是,具有某种超世的品质,带有不同于世俗人
的特征。追求个体独立人格的名士,也不愿混同、淹没于庸常,从汉晋名士
就形成一种观念:有高名之士必当有异行。于是名士之求名常与求奇相伴,
竞求以特立独行超迈凡庸,于是标奇立异、企慕奇人异行遂成为名士的传统。
继承这种传统,吴敬梓也把真名士杜少卿以及与他气质相近的人称为奇人。
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奇在哪里?首先他鄙弃琐
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富贵,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才性,表现出纵心肆
志、恣情任性的意趣,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吴敬梓把“钱财散尽”作为杜少卿“平居豪举”来写。他清高脱俗,遗
落物务,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古今都有人訾议他接济人时“贤否不明”。
其实那些人之或贤或否哪里是杜少卿所屑于一顾的呢?他像打发粪土一样打
发钱财,谁要谁拿去就是了,何需考察是贤是否!他体现的是慷慨超脱不为
物累的名士风度。他既不藉藉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家财散尽后,布衣
蔬食,心里淡然,安于山川朋友之乐。这是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和逍遥,
符合道家追求的人生境界。他在纵心肆志、恣情任性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
注入更多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成分,吹进明清时代的新鲜空气。一般文士把
膺荐举、受征辟当作最高荣誉,他却坚决谢绝李巡抚的荐举和征辟,理由是:
“麋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辞掉“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
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追求精神自由
的宣言。为此他既摆脱了钱财俗务的羁绊,又冲破八股举业的牢笼,热衷于
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着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装病不
去做官?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
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但要在南京
“做些自己的事”,还得要有一股蔑弃礼法、横对陋俗的劲头才行。游览姚
园,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遗世忘
俗地走了一里多路,在当时这确是惊世骇俗的带有明显挑战意味的举动。他
的特异行为冒渎了那个时代行之已久的原则规范,嘲弄了庸众的普遍信念,
背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他敢于对某
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当朱
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
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朱熹的《诗集传》说《溱
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
并非淫乱。”这不是在追寻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
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他对《女曰鸡鸣》的解释,宣
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不但尊重自己的个性,而且
也尊重别人的个性。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
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
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
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
“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他


的妇女观也较开明,对纳妾风之猖獗很不满意。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
自谋生计,庄非熊说她“奇”,武书也说她“奇”,都是心存猜疑不解。杜
少卿也称她为“希奇的客”,却认为“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
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
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真是“惺惺惜惺惺”,他们之互相引为知己,
表现了奇人之间精神的投契。

杜少卿一边追求超世脱俗的格调,一边充满愤世嫉俗的情怀,表面上洒
脱风流,内心里悲愤苦闷,因此,他的恣情任性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透露
着内心的愤激和痛苦,表现出激而为怒、愤世嫉俗的“狂”的特征。这使他
的名士风度有了深刻的一面,具有了不满封建黑暗的叛逆内涵。“狂”是强
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他和作者本人
一样“独嫉时文士如仇”,愤激填膺,一触即发。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
骂他们是奴才。臧茶对他谈举业的好处,他骂道:“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
矣!”人家为子孙发富发贵要找好风水迁祖宗的坟墓,他发作道:“那要迁
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凡此种种都露出他“狂”
的面目,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总评就说“少卿之狂”,以“狂”字概括他
的特点,很有见地。

现实生活中的吴敬梓也以“猖狂”、“佯狂”的阮籍自比。他的亲朋好
友说他“酒酣耳热每狂叫”,说他“狂憨”,说他“狂疾不可治”(均见李
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都不为他讳“狂”。不是偶然的,曹雪芹也
称他心爱的贾宝玉“似傻如狂”。以社会言,明清时代东南地区由于出现了
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繁荣,文人的活动天地扩大了,眼界开阔了,思想
也较活跃,不愿受封建约束的才子加浪子式的人物出现得更多,他们中有些
人是很有叛逆色彩的。前引曹雪芹提到的唐寅、祝允明,与文征明、徐祯卿
合称“吴中四才子”,他们就被视为“狂逸不羁”。兼擅文学和绘画的倪瓒,
其后还有徐渭、郑板桥等,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
势。倪瓒自称“倪迂”,因不愿为富贵者作画险遭杀害。徐渭被视为狂人,
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郑板桥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遣》),
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
辟蹊径”(《松轩随笔》),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当时就
有人把郑板桥比作阮籍(郑方坤《郑燮小传》)。他们这些人构成了明清时
期“以情反理”的“狂人”谱系,他们比魏晋名士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为中
国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

杜少卿之外,小说末尾写了“市井四奇人”,他们身怀才艺,却因身份
微贱而被世俗所轻,因而激为狂猖。其中的市井书法家季遐年颇有上述徐渭、
郑板桥的投影:季遐年恣情任性,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
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不修边幅,傲视富人,请他写字要看他的
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是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
看”。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这
种傲岸狂狷实是一种扭曲的反抗性格。作为文学典型,杜少卿、贾宝玉之狂,
程度不同地分别概括了更多的时代新质素,表现了一些与社会环境不协调,
为庸众所不解的新性格。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
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被社会所不容的最突出特征,


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

真儒庄绍光接到征召之旨,立即就晋京,他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与山
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后来证实“我道不行”,
是为践履儒家出处之大节,才辞爵还家;即使如此,也要恳得皇帝的“允令
还山”旨后才启行。真名士杜少卿则不同,他不把自己纳入什么“君臣之礼”
中,自称“麋鹿之性,草野惯了”,为了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
竟冒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根本不去;并且从此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
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鄙弃八股功名,不守家声祖业,背离了科举世家和封
建阶级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被高翰林视作“杜家的第一个败类”。如果说
贤人的两只脚还站在儒家传统的藩篱之内,那么,奇人却已有一只脚跨出儒
家传统的门槛,表现出与封建环境不协调的异端倾向。如果说贤人的活动尚
不过多触忤世俗,那么,奇人的叛逆就或多或少对封建秩序起离心和瓦解的
作用,因而常为御用文人所不容。高翰林就像发现瘟疫病人一样,立即向社
会敲起警钟,戒饬青年“不可学天长杜仪!”恨不得把这个祸胎剿灭。但这
正像迟衡山说的:高翰林“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
—从反面证明这些叛逆者刺痛了封建阶级的神经,至少在生活态度上悖离了
封建的规范。但杜少卿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儒家的仁义礼乐,伦理观念也咬不
断儒家的脐带,仍然以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为政治伦理的精神宗长,积
极参与祭泰伯的礼乐盛典。在《儒林外史》的正面形象群里,真儒士的政治
理想与真名士的超逸风流是互补相渗的,真名士以儒家的政治信仰为依归,
真儒士吸收名士的超逸风姿而显得浑雅冲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小说人物
形象中体现了儒道互补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

(四)

王冕之所以作为“隐括全文”的形象,是因为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这
理想人物恰恰是儒道合掺互补的产物,兼具真儒士、真名士的精神品格。

王冕“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具备了理性觉悟的首要条件——有着广博的知识才能。唯其见多识广,博古
通今,方能撷取多种思想文化养料,去破除“锢智慧”的八股的毒害,成为
坚持自己的“文行出处”的理性依据。虞博士、庄征君、杜少卿等皆有此种
博学特征。看来这也是称“贤”称“奇”的重要条件。诸暨县知县时仁命翟
买办召见王冕,王冕辞曰:“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
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
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
是不识抬举了?”王冕的话含有深意,天目山樵初评时说:“此等说话,危
老先生、时知县尚不懂,无怪翟买办发急。”天目山樵在“定评”里自己作
了解说:“君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则不往见之。”此话出自《孟子·万
章下》,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尚贤思想和贤人人格的理想。孟子认为,在位
者必须师事贤人,如有事相商,就要亲自登门拜访,不可大模大样地召贤人
来见自己;而贤人呢,则应当拒绝这种召见,“不以贤事不肖”——不拿自
己贤人的身份去服事不肖之人。“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那是绝对不行的,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
的召见,就是儒家这种观念的形象表现。这里不仅是“非其召不往”——不


是自己所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就不去;而且是“不以贤事不肖”,决不屈身
去听“酷虐小民”的“不肾”知县之召,他的拒绝和趋避,正是贤人理想人
格的表现。

《孟子·公孙丑章下》继续发挥这种思想:孟子原准备朝见齐王,一听
说齐王命人召见他,他就反而不去了。为什么呢?——“将大有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理想的君臣关系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焉而后臣
之”,都“不敢召”。孟子这么做是否是对王的“不敬”呢?孟子曰:“齐
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之召后,又写吴王朱元璋
特来拜访,虚心求教,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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