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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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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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迷，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这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系统而珍贵的材料。七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他的著作《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策源地之一，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所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所见的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用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意义不同凡响。早期报道见于1998年8月12日、1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1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今200万年。黄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有详尽论述。此外，1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后来对元谋人化石产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元谋人的出现，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一百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一百万年之前（安芷生等：《“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1期）。
北京人，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人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1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在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先后出土头盖骨六个、头骨碎片十二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四十多个个体；还伴出了十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六十九～四、五十万年之间。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而事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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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呈现出极大的变化与进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推崇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经济相适应的工具消失，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七千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文化（距今11000～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已发现的遗址达一千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一般文化特征是：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稻的历史提前了约二千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
　　大汶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约为6500～4500年。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龙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1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1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1987年和1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1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客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肖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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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的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在先，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条理上古帝王姓名、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一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刘起釪《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