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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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呀！”这不是一幕空前的滑稽戏么？某文人曾说：“现在的文艺已经走到力的文艺的一条
路了。我们的技巧也应该是力的技巧，处处要表现出力来……希望达夫今后创作在技巧方面
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要震动！要咆哮！要颤抖！要热烈！要伟大的冲决一切，破坏一切，
表现出狂风暴雨时代精神与力量。”像郁达夫这种一生元气已被酒色斫尽的作家，我想这希
望终于是希望吧。

　　　　郁氏文派曾有两个信徒：一个是王以仁，一个是叶鼎洛。王的《孤雁》收在文学研究会
丛书内，包含《孤雁》、《落魄》、《流浪》、《还乡》、《沉湎》、《殂落》，书信体小
说六篇，及《我的供状》代序一篇。他是文笔和行径都刻意模仿达夫，而模仿得非常之像的
一个。《孤雁》中有几篇写他失业后在上海杭州一带流浪，饥寒困顿，风尘潦倒的情形，比
郁氏作品还来得真切些。因为他还没有像郁氏那些矛盾的描写。作者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中
学毕业的青年，他的作品虽经过商务印务馆严谨的校对，还保存几许别字错字，学问之有
限，可想而知。而《孤雁》一文置之郁氏集中，几可乱真，这又可见郁氏作品艺术的价值之
如何粗疏低劣了。叶鼎洛有《他乡人语》、《男友》、《未亡人》、《归家及其他》、《前
梦》、《双影》、《乌鸦》等集。他的作品也是感伤颓废一路，不惟艺术胜过王以仁，更远
胜郁达夫。是因为郁文笔粗拙，而叶则描写细腻；郁无结构，而叶则结构谨严；郁无意境，
而叶则意境幽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现在引他对鸦片的赞颂一段来证明我的话：
凡是没有抽过大烟的人，当然只晓得它的坏处而不知道它的好处。就在我，起初也是这样。
可是在一两次知道了那大烟的功用之后，便知道这所以能够使一般人因此一蹶不振的道理来
了。我觉得，它的可爱之处，便是能够安慰人们的心，与有病的人以暂时的健康，与精神不
济的人以几个钟头的兴奋，与心神不宁的，以寂静的宁贴，与悲哀的人以恬淡的安逸，与失
望的人以平稳的心情。它的功用，不单是能够医治肉体上一切的微笑，也能够医治一切精神
上的病痛的。常常有许多人说，在酒里可以忘去一切的忧愁，我以为，在大烟里面得到比酒
还大的帮助。我想，在这世界上除掉爱人之可爱，就可算大烟可爱了。人们在爱情里可以忘
记他的痛苦，然而如果得不到爱人的爱情的，或者反而在爱情中得到痛苦的，只好钻到大烟
的国土里去了。所以在某一个地方，有些人把大烟称之为“黑美人”的，那的确是一个确当
的名字。

　　　　这段描写以新文学眼光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能够掷笔空中，回旋绕缭，做出许
多姿态，便为郁氏之所难能了。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
者以为他必有一篇沉痛热烈，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表了，谁知他只“哟！哟！”发几声感叹
词便了事。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巴金作品

　　　　巴金是个身世很神秘的作家。他原名李芾甘，根据他的作品，我们勉强知他是四川一个
大家的子弟，家里似很有钱。他虽然生下地便被黄金般幸运包裹着，虽然可以在大观园式的
园亭里，享受公子哥儿的豪华尊贵生活，他却偏爱和一班轿夫仆人做朋友，因而知道了许多
下等社会的事，而对他们发生浓厚的同情（《家》及《将军》自序）。他有一个孟母般贤淑
的母亲，给了他一颗无所不爱的心，她还给了他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她教他爱人、祝
福人，她这样地教育着他一直到死。然而他长大以后却来诅咒人（《光明》自序〉。他在悬
崖上建筑了他理想的楼台，一座很华丽的楼台，他打算整天坐在里面，然而暴风雨来了，这
是时代的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在这暴风雨底打击之
下，他的楼台终于倒塌了。幸而他在楼台快倒塌的时候，跳了出去（《新生》自序）。这就
是巴金的自状，读者一定要明白了这些，才了解他整个的人格和他整个作品的思想。

　　　　巴金的著作有《灭亡》、《海行》、《海底梦》、《电椅》、《光明》、《雾》、《复
仇》、《家》、《新生》、《春天里的秋天》、《死去的太阳》、《萌芽》、《沙丁》、
《雨》等等；后来又用“余一”的笔名发表《将军》等短篇小说，他是张资平、沈从文以
外，第三个多产的作家。“多产”两字，本来含有讥讽的成分，然而我们对于巴金，却只能
如实地说他多产而已，决不能还有别的意见了。他的作品据许多读者的分析有以下这几项特
色：

　　　　第一，富于虚无主义的色彩，或者也可说安那其主义的色彩。“巴金”这笔名便采取安
那其主义（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者巴枯宁（Ｂａｋｕｎｉｎ）和克鲁泡克金（Ｋｒｏｐｏ
ｔｋｉｎ）两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的。安那其主义否认一切原理原则，否认一切政治的社会
的威权，而把众人置于平等的共产状态之下，相信这个主义的人自然容易倾向那思想绝对自
由的“虚无主义”。巴金的处女作《灭亡》，包含这种思想最为浓厚。《灭亡》的主人公杜
大心为了爱怜人类而转为憎恨人类；为了憎恨人类而至于采取了对群众复仇的举动。以俄国
虚无主义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ａｎＳｈｅｖｙｒ
ｅｖ）相比，我们不觉得杜大心为同志张为群报仇，而单独地去行刺戒严司令，与工人绥惠
略夫否认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而采取尼采超人学说，想以人类生命的主人自居，而跑
到戏院放枪乱杀人的举动相同吗？还有再与阿氏的“沙宁”（Ｓａｒｉｎｅ）相比，不觉得
杜大心之极端否认一切传统的思想习惯，与沙宁之鄙弃世俗道德，力振自我威权的精神相同
吗？许多批评家都说巴金笔下的革命家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罗曼蒂克的情调，都指
此而言。

　　　　第二，提倡憎恨的哲学。托尔斯泰、泰戈尔等宣传“爱的哲学”，中国新文学家受其影
响者，当以冰心为代表。巴金呢？这位作家思想很奇怪，他竟取了与“爱”相反的“憎”而
来鼓吹“憎的哲学”。这思想在“灭亡”中间表现最为清楚，李冷和他妹子静淑原是“爱的
哲学”的信徒，但杜大心则加以强烈的反对，他与李静淑的谈话：　　你们这班诗人天天专
门讲什么爱呀，和平呀，自然的美丽呀，天天歌颂什么造物者的功德呀，其实这所谓爱，所
谓和平，所谓自然的美丽，都被你们几个人占据了去，至少在我，在那些被汽车碾死的人，
在那无数冻死饿死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诅咒人生。而你们呢，你们却拿
温柔的话来欺骗人，麻醉人。

　　　　……我已经叩遍了人生底的一扇扇的门，但每一扇门都涂满了无辜受害的鲜血。在这些
血迹未被洗去之前，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李静淑说：“我想这血迹是应该用爱来洗掉
的，用了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迹。”“爱？小姐！谁曾看见过爱来？”杜大心讥笑似的说：
“我们已被这样话麻醉得够了。如果爱是实在不虚的，那么世界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人们说
爱说了若干年了！谁曾看见爱来？我不，我要叫人们相恨，惟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
害、被杀。就因为有你们在拿爱字来粉饰世界，所以这世界还会继续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
下去了！我不要再听那爱字！”至于《爱与憎》一章，发挥这意思更觉淋漓痛快了。

　　　　至少在这人掠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
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应该灭
亡的。我发誓，我拿整个心灵来发誓，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
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

　　　　许多年代以来，就有人谈爱了，然而谁曾见着爱来？基督徒说耶稣为了宣传爱，宣传宽
恕，被钉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纪教会杀戮异教徒，又是惟恐其不残酷。宣传爱的人吃起人
来更是何等凶残。难道我们还嫌被杀被吃的人尚不够柔驯吗？还要用爱来麻醉他们，要他们
亲自送到吃人者底口里吗？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像羔羊一般地，送到敌人底的口里。就是
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奋斗而死，总得把敌人咬几口的！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
一生又算得什么！

　　　　我们可以分明看出，巴金的憎恨还是由爱怜发出来的。他自己说：“无疑地在我底诅咒
中同时也闪耀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罢。我并不为自己辩解，我
们只看那一个宣传爱之福音，而且为爱人之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怎样地诅咒过
人：‘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
们将要饥饿。你们现在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
四、二五节）将来在人间，也许这爱与憎的矛盾，会有消灭之一日，可是在现在我是要学那
一个历史上的伟人的样子来诅咒人了”（《光明》自序）。怪不得人说巴金反对托尔斯泰的
人道主义，其实他在热烈地唱着人道主义。我们将他的憎恨哲学，改为哀怜哲学，想也不要
紧。

　　　　第三，作品题材富有世界性。巴金小说好采取异域故事，论者谓这种取材在当时文坛尚
为初次之出现。他的《复仇》以十四短篇组成，而其中十二篇的主人公皆为欧洲人物。《电
椅》、《海底梦》、《光明》中间《未寄的信》、《我的眼泪》也是如此。作品以异域人物
及背景为题材，本可以发生一种最可宝贵的异国情调，但也不容易讨好。泰纳尝谓文学含时
代、环境和种族三大要素，我以为环境、种族的关系，比时代还要重要。一个民族的历史及
文化结构至为复杂，非自幼沉酣浸酢其中者辄不能充分了解。赛珍珠自幼生长中国，又识中
文能读中国书籍，而其所著《大地》（ＴｈｅＧｏｏｄＥａｒｔｈ）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究不
如王统照《山雨》之真切动人，罗琛的《双炼》写中国革命党事，亦多隔膜。法国老虎总理
克莱孟梭（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ａｕ）以中国古代盲诗人张某（大概指张籍）为题材写其《膜
外风光》，在法国为传诵一时之佳构，中国人观之则竟莫名其妙。巴金在外国留学有年，写
外国事情当然不至于闹什么笑话，但小小疵病，亦不能免。好像《不幸的人》那篇贵族的父
母反对女儿麦林爱鞋匠的儿子，硬将女儿送入修道院为尼，就不合于法国习俗与宗教实况。
天主教的僧尼弃俗修道，完全出于自己之志愿，并须经过十年以上之预备时间，发三次大
愿，永不退悔，而后才得教会收录，父母哪能作得多少主呢？又哪能硬将自己女儿送入修院
呢？又像《房东太太》那篇，房东老妇人一面痛骂德军称之为“布稀”（猪），可见她是一
个很偏狭的爱国主义者了，而她一面又会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而说出“没有儿子，是
我的幸福，如果生了儿子，单为着送到战场或工厂里去死，那么还是不生他们的好”的话
来，岂非矛盾么？《丁香花》写一个法国军人在战场上杀了妹妹的德国情人，而发生剧烈的
忏悔的心理；又其致妹遗书，必令同伴传递，转辗二年以后才得递到妹的手中。我不知道法
国的爱国教育，和邮局的作用哪里去了？《现代杂志》有一段书评对巴金的批评很好：“把
一种对于国人是生疏的环境和人物，尽量的放在自己作品里，是否能担保不相当的损失了这
作品对读者效果，却很成为问题。严格的说《复仇》里面所表现的‘人类的共有的悲哀’有
许多在实际上，却偏偏是中国人所万万不会有的悲哀……巴金要写人类的痛苦，而只搬演了
一些和国人痛痒不相关的故事，其动人的力量自然要蒙着一重阻碍。”

　　　　巴金在当代作家中是最富于情感的一个。情感之热烈，至于使他燃烧，使他疯狂。在他
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好像觉得他两眶辛酸泪在迸流，把着笔的手腕在颤抖。英国喀来尔
（Ｃａｒｌｙｌｅ）曾嘲笑拜伦一派诗人为“痉挛派”（ｓｐａｓｍｏｄｉｃ），后来这名
词便成了一般神经过敏兴奋过度的诗人的讽刺。我以为中国近代惟有巴金足以当此名称而无
愧。你看他如何自述写作时的状况：“我太热情了……我不能够把小说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制
作。我在写文章时是忘掉了自己，我简直变成一个工具了，我自己差不多是没有选择题材和
形式的余裕和余地。正如我在《光明》自序里所说：“这时候我自己是不复存在了。我眼前
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变成了许多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厉害地
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迅速’在纸上移动。许多许多的人都藉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
的苦痛了。朋友，假如你能够看见我对着那张堆满着书报和破纸的方桌，时而蹲踞在椅子
上，时而坐下去，接着又站起来，或者蜷伏在沙发上那样激动地写作的情形，你想我有希望
写出像你的×××那样谨慎、细致、华美的作品么？你想我还能够去注意形式、布局、进
行、焦点等等琐碎的事情么？我自己差不多是不能够自主的。一种力量驱使着我，使我在
‘多量生产’上得到满足，我没有方法抗拒他，这于今在我，已经成为习惯了。”伟大作品
需要多量的感情，也需要多量的理智。感情用来克服你，理智却用来说服你了。受感情的克
服，效果是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