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3期-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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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不语。　
　　宁木匠说：“俺那小姨子，你认得吧，腰岭那个跟张五忱踩高跷的，男人去年得肝病死了，人家提媒的那么多，她都不干，她跟她姐说，除了你，她谁也不找。”　
　　村长父亲愣了一下。村长父亲眼睛瞅着被风吹的一浪一浪的稻田，瞅着瞅着，一个女人就一跳一跳从稻尖上跳了过来。　
　　那还是三十年前，他的老婆刚有病的前一年，外面来了高跷队，他和上塘的人们一块儿跑出去看，刚出门，就见有人从高跷上栽下来，他顾不得多想，赶紧上前扶，谁知，他用力一扶，手从她的膀头滑出，一下子蹭到了她暄乎乎的胸脯，她臊的，脸一下子涨红，过后再也不敢看他。那一天，他躲在看高跷的人群里，心怦怦跳，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一连好多年，一听锣鼓响，他的心都慌跳不止。　
　　平静了多少年的心就这样不知不觉慌跳起来，如果宁木匠是上门提媒，有他儿子儿媳在场，如果不是眼前有滚滚的稻浪，叫人心也跟着一波一波滚动，似乎都不至于是后来的样子。后来，村长父亲干脆就不说话了，脖子一程程红了起来。　
　　宁木匠把住脉搏，及时找到徐兰。而徐兰，见又有人给公公提媒，丝毫也没反感，不但不反感，且满脸带笑，不过这一次，徐兰没说让公公自个定，而是说：“俺不管，问俺家那些妹妹吧。”　
　　宁木匠愣怔半天，才明白他家的事原来是结婚在外的闺女说了算。明白这一点，自然就打了退堂鼓，因为谁都知道刘家的闺女难弄，弄不好，他的小姨子能叫这帮闺女气死。　
　　闺女们的意思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做父亲是明白的，倒是媳妇意思让他想了又想，媳妇虽然没有说出她的意思，但他还是能够领会她的意思。　
　　这做公公的，因为深刻领会了媳妇的意思，也就把自己的意思压了下去。　
　　为了媳妇的意思，这做公公的，一个人从五十岁一直守到七十岁。在最初那些年里，无论上山还是下田，无论上集还是在大街上坐着晒太阳，他从就没有断过那个念头。因为有那个念头在心里蛊动着，白天在他那里长得不能再长，他不敢听女人的声音，一听到谁家有女人说话，心就刀搅一般。因为有那个念头在那蛊动着，夜晚在他那里长得不能再长，他常常不到半夜就醒了，就坐在月光下痴痴地盯着窗外。没有月光的夜晚，他就闷闷地抽着烟，把屋子弄得烟熏火燎……　
　　想了一些年，想得太累了，自然也就不想了，可是，刚刚不想了，日子刚刚好过了，另一件事又冒了头。　
　　也许，正是因为另一件事冒了头，才使他没有心思想女人了。　
　　那另一件事，是上塘很多家庭都要面临的事，分家。村长父亲要是就一个儿子，也就不必分家，偏偏他两个儿子，那小儿子和大儿子之间差着十几岁，他大儿子孩子都九岁了，他那一窝的闺女都结了婚，他的小儿子才结婚。　
　　就说这小儿媳妇黄配莲，和姜淑花一样，是海边人，粗野惯了，婚后叫徐兰不叫嫂子，喊“大份儿”。姜淑花就是叫申玉凤老大，才把申玉凤叫恼的。然而两个人又有不同，姜淑花叫申玉凤老大，是在得知申玉凤欺骗了她，掩饰了弟弟的肝病之后，而黄配莲，刚刚过门，和嫂子之间什么不愉快也没发生，就叫嫂子“大份儿”，徐兰是老师，不高兴这么叫，就更正了一回，说：“二妹，咱是妯娌，你该叫我嫂子。”　
　　这一更正不要紧，更正出毛病了，黄配莲对当老师的嫂子生出了满腔的仇恨，街上谁要是说：“你有福气，摊了个好嫂子！”　
　　黄配莲啪地就是一口唾沫：“呸，装象儿！俺就看不上谁装象儿！”　
　　说的人觉得话不对味儿，就与她争辩：“可不是装象儿，人家就是那文绉绉的样儿！”　
　　黄配莲脸子更急了：“谁不说那文绉绉的样儿，俺就是看不惯她那样，俺叫她大份儿她不乐意，不就觉得自个是老师！老师顶什么，不拉屎还是不尿尿？！”　
　　仇恨看上去毫无道理，然而在黄配莲那里，有着一锅一盆的道理，她的姐姐嫁的就是一个小学老师，那小学老师倚仗自个有点文化水儿，回到家里什么活不干不说，还给老婆气受，衣裳洗不干净不行，皮鞋打不亮不行，炕上地下有灰不行，最可气的是，说话不能带脏字，只要带脏字，他就动武。一个乡下人，天天跟鸡鸭畜类打交道，跟土坷垃粪水打交道，说句脏话骂骂人再正常不过，可是为说话带脏字，她的姐姐被他打过无数的次了，每一次，不把嘴唇打出血来绝不罢休。她的姐姐娘回家说时，全家人气得擦拳磨掌。到了她找对象的年龄，一听媒人说对方家里也有一个小学老师，心里的弦一下子就绷紧了，结婚之前，她英雄似的向老娘起誓：“俺黄配莲要是败在一个小学老师手下，就不回来见你！”　
　　因为仇恨来得有着一锅一盆的道理，只要当老师的嫂子进了家门，锅碗瓢盆就在黄配莲手里咔喳咔喳直响，尤其桌上饭桌，她从不好好看嫂子，眼角斜睨着，欠她千儿八百吊似的，做公公的实在看不入眼了，就提出分家。　
　　在上塘，妯娌分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过好过不好，迟早都要分的，可是偏偏做公公的在分家那天，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分家后，他要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　
　　在上塘，没有人愿意养活老人，可是徐兰不同，徐兰的丈夫是村长，徐兰多年来又一直在乎名声，公公这么做，明显是有意坏她的名声。这让徐兰想不通。　
　　想不通，自然是要使劲想，使劲想也想不通时，徐兰就想到自己的命：为了名声，她屈尊嫁到刘家，为了名声，她多年来忍气吞声，身为教师，从没在家里端过教师的架子，可是就像上天有意折腾她，偏偏那一帮刁钻小姑子，就是不让她得到好的名声。小姑子走后，她的名声日渐好转，她的心一点点多云转睛，却又来了莫名其妙的黄配莲。黄配莲与她叫劲的日子里，每天下班往家走时，她的脚都灌了铅一样……她的命不是太苦了？！　
　　苦也不要紧，你苦到了头，就有了甜，可是谁能想到，不但没有甜，她的公公也加入进来，跟着坏她的名声？问题是，公公在这种时候坏她的名声，就等于帮了黄配莲，他帮谁都行，惟不该帮一个死不讲理的黄配莲！　
　　有了如此心情，公公轮到自己家时，想做到和过去一样就有些难了。徐兰非常想和过去一样，毕竟自己是老师，黄配莲说自己装象儿，就该好好装装，装像了才是。可是也怪了，自从黄配莲说她装，她居然再也装不出来了，那根克制的神经，仿佛被黄配莲抽了去，她一看到公公，心里就一阵阵堵得慌，心一堵，就想趴到屋子里大哭一场。　
　　有烧火做饭和伺弄孩子的事儿在那等着，有喂猪喂鸭备课批作业的事在那等着，哭是不可能的，没机会哭，脸子自然比哭还要难看。　
　　实际上，这做公公的，压根也没想到在分家那天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媳妇懂事，讲理，从没跟他红过脸，自己老了，跟大媳妇过，天经地义，可是不知道为甚，他就真的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说是不知道，细想来也是知道的，都怪大媳妇说了那句话。　
　　分家之前，公公问：“徐兰，俺想给你们分家，你表个态。”　
　　徐兰说：“俺不管，问俺二妹子。”　
　　徐兰的话是她的心里话，她确实看不上弟媳妇，但弟媳不提出分，她身为教师，是不会主动提出的，可是这句话，让公公想起了宁木匠上门提媒时她说的那句话：“俺不管，问俺家那些妹妹。”　
　　说起来，这句话也没什么，也是她的心里话，她的那些妹子也确实管着家里的事儿，可是不知怎么了，多年之后，当大媳妇以同样的表情和声调说出这句话，一股莫名的东西竟然不由分说就顶上了公公的心窝，使他想起以往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使他觉得不说出点什么话就不能痛快。　
　　他一直以为，那东西早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可是谁知道，它竟躲在什么地方，一句话就让它冒了头。它冒了出来，他分明是看见了，却又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他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它却让他不由自主地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帮二媳妇黄配莲狠狠地打击了大媳妇。　
　　说出那句话的当时，仿佛一个在地窖里呆了多天的人突然得见天日，胸脯里要多舒坦有多舒坦，然而，为这舒坦的一瞬，他付出了怎样的不舒坦，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一家一个月轮着养的日子里，不管走在哪家，他都要看脸色。大儿媳脸色不好时，他就盼着快一点到二媳妇家，可是他帮了二媳妇，二媳妇却并不领情，你大儿子是村长，有吃有喝有送礼，你凭什么不跟大儿子过，来讨小儿子的麻烦？　
　　大儿媳脸色不好，还可以看，二儿媳脸色不好，根本不能看，鞋底子一般，紧？？的。紧也不要紧，她还常常指桑骂槐，看到公公站在墙边往西望，就指着鸡骂：“想跳墙过去你就过去，别抻头抻脑的东张西望。”　
　　如此一来，这做公公的，轮到二媳妇家的时候，不管站在哪里，都低着头，生怕一抬头，又遭侮骂。　
　　如此一来，无论轮到大媳妇家，还是二媳妇家，他都天天翻日历牌儿，数剩下的日子还有几天。那日历牌儿，在别人家里，是明晃晃地挂在墙上，在村长父亲那，却是用一个塑料袋装着，窝窝囊囊揣在兜里。因为只有揣在兜里，翻起来数日子才更方便。　
　　他数日子，自然不能让家里人看见，大儿子心粗，看见也就看见，不会想什么，小儿子在外面盐厂开车，想看也看不见，媳妇看见，可就要惹出是非了：你刚轮过来又数日子，是住够了吗？　
　　所以，只能在院子里没有人的时候数，只能在晚上上炕睡觉的时候数。　
　　按说，怕媳妇看见，他可以到街上去，可以像过去那样，到南甸子的堤坝上去，可是现在不比过去，现在他把事儿弄坏了，好端端的福不去享，把自个弄得恍如一条找屎吃的狗，在两个儿子家门口溜来溜去，要是叫上塘人看见，不骂他才怪？！　
　　说起来，也不是怕骂，怕的是家丑外扬，上塘人从来都以为你是最有福的，有好儿又有好媳妇，你怎么还数起了日子呢？！　
　　所以，翻日历数日子，是不能让任何人看到的。　
　　当然，同是翻日历数日子，在大媳妇家数和在二媳妇家数是不一样的，在大媳妇家数，是怕时间过得太快又要轮走，毕竟大媳妇脸子好看些；在二媳妇家数，可就是越快越好啦，恨不能一天当一小时过，快快过完快快轮走。　
　　怕轮走时，那日历每翻一页，都折一下，并不撕掉，好像把那一页留下来，日子就留下来不走了；盼轮走时，每翻一页，都要撕掉，有时要两页两页的撕，仿佛那日子提前撕掉了，也就不用过了。　
　　实际上，那日子，既留不下来，也撕不掉，只不过图一时痛快而已。他刘秉德，活了一辈子，除了说那句话时痛快过，什么时候痛快过？！　
　　倒是有一天，轮到二媳妇家的时候，日头从西边出来，他真的很少有过地痛快了一次。　
　　那痛快，开始时并不痛快，他的二媳妇黄配莲在吃饭的时候，端饭碗坐在他的对面，说：“老头。”　
　　黄配莲一直叫公公老头，她说：“老头，是不是大份儿不让你找老伴儿？”　
　　公公心头悸跳了一下，扫了一眼二媳妇。　
　　黄配莲说：“她口口声声是当老师的，不让公公找老伴儿，这不是缺德是什么，她缺了八辈子德啦！”　
　　本来，做公公的，是要狠狠反驳这个说法的，是想站起来破口大骂的，叫眼前这个王八羔子把嘴闭上，可是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做公公的没有反驳，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可是他真的就没有反驳。因为就在他要反驳的时候，有一股东西从他心里头涌出来，那东西怪怪的，和分家那天听大媳妇说话时涌出的东西差不多，却又不一样，说差不多，是说它们都没给他防备；说不一样，是说这股东西湿乎乎，热烘烘的，不像分家那天那么冰冷。它水一样漫过他的心口，洇向他的眼窝时，仿佛一只虫子在他的皮肉上爬，让他眼睛一阵阵发痒、发酸，让他感到了一阵湿漉漉的痛快……　
　　４　
　　你很难知道黄配莲突然问出那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钟表指针的一圈圈走动，你很难知道村长父亲这又一次痛快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日光在天上不停地移动，你很难知道村长父亲因为痛快而没有反驳给后来的日子带来了什么。　
　　实际上，黄配莲问出那样的话，只是因为刚刚听说，想证实一下，并不知道证实之后要干什么；实际上，做公公的在心底里感到温暖痛快时，脸上毫无表情，根本看不出他的态度是证实。然而，就是这句话，给刘家的日子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给上塘的日子带来了难以拨开的乌云。　
　　那灾难刚露出须芽，并不是在黄配莲那，而在申玉凤弟媳妇姜淑花那。这灾难最初露出须芽，根本不像灾难，只是一场口舌风波而已，是姜淑花和徐兰之间的口舌风波。姜淑花的女儿是徐兰的学生，有一天，她回家跟妈妈说：“妈，俺老师说你坏话。”　
　　“她能说俺什么坏话？”　
　　“她说海边人野，不讲文明。”　
　　这坏话在姜淑花那里，最初也并没觉得有多么坏，只要不说自个偷人养汉，野算什么，再说啦，人家徐兰老师确实和上塘的大老粗不一样，人家文明人说你野，说就说呗。可是后来，吃了饭，女儿走了，姜淑花一点点觉出不对味了，她觉出不对味，是联想到她的大姑姐姐申玉凤，申玉凤当年回家挑刺儿，动不动就说海边人在外面疯惯了，不会收拾家，疯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野嘛。这么一想，可不得了，姜淑花当天下晌，就找到黄配莲。　
　　姜淑花和黄配莲，都住海边，娘家是左右紧挨的两个村子，只是姜淑花结婚比黄配莲要早五六年。虽有年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