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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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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之中，尤以虢国夫人最得圣宠，势力也最大，格外霸道。有一次，她相中了大臣韦嗣的宅基，便带领工徒闯入韦家，问道：“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准备卖多少钱？”韦家人回答并无卖房之意。虢国夫人不管卖与不卖，立即命令工匠动手拆屋，改建新房，仅拨给韦家10亩空地补偿。中堂建好后，她又刻意克扣工钱，命人捉来蝼蚁、蜥蜴放在屋中，声言若走失一只，则不给工钱。
为了炫耀权势，杨家兄妹每次上朝，都要争先恐后地抢在百官之前。玄宗与杨玉环冬幸华清宫，杨氏兄妹五人同行，路上每家编为一队，着一色服装，车马人员皆盛装打扮，远远望去，如“百花之焕发”。杨玉环姐妹的珠翠首饰钿簪等物五彩缤纷，坠落途中无数。事见《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
当时长安城中有歌谣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做门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则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姓一家位势显赫，权倾天下。杨家有嘱托请求，台省府县等各级官府，就都像奉了圣旨一样去照办。四面八方的珍品奇货、童仆驼马，每天都如流水般运送到杨家。
不过，杨氏五兄妹虽然飞黄腾达，势焰熏天，但对唐朝廷的政治直接影响还不算太大。玄宗对他们的恩宠，多半限于声色犬马，宫宴欢娱。对朝政起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人，实际上只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兄弟杨国忠。天宝十一年（752年），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当了宰相，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其中当然包含着玄宗取悦杨贵妃的意思。
杨国忠本来只是罪恶的一个无赖赌棍，由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后，大搞贪污腐败，只短短数年，就使唐朝朝政陷入巨大的混乱，朝廷失去民心，威信一落千丈，朝中大臣离心离德。尤其是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国忠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推波助澜，终使矛盾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可以说，杨国忠一手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佚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纪三十三》司马光认为，安禄山感激玄宗恩德，本来是要等玄宗死了以后再动手，然而由于杨国忠兴风作浪，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加快了天宝之乱的爆发。
而这一切，归根溯源则要追到杨玉环身上。后代史家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唐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与盛唐却是不可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第四章 隐蔽的危机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三 安禄山的发迹
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朝阳）杂胡，小名扎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先经营小生意，因懂得6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时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到，20年后，他会将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此后对他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骑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奚、契丹人的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张守珪性情慷慨，亦爱惜安禄山骁勇。只是军令如山，沉吟下就写了一纸呈文，将其解送长安，任由朝廷处置。张守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住安禄山的性命。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天子非但不昏聩，反而被广泛认同是位出类拔萃的统治者，态度亲切，体贴臣属。
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师后，先遇上了当时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早在3年前，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张九龄就对安禄山印象不佳，认为他有反相，曾经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者，必定是这个胡人。”此时既然有机会除掉隐患，张九龄自然不会放过，便在张守珪的奏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批示按军法处斩。
然而，事情果然如张守珪所料：玄宗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带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的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张九龄又上奏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玄宗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实际上，玄宗用来反驳张九龄的例子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历史上“王夷甫识石勒”的典故中，王夷甫并没有看错人，事实证明他的确眼光独到。晋朝石勒少年时有大志，曾随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物品，王衍惊异于他的声貌，认为此“胡雏”有奇志。王衍字夷甫，时任太尉，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石勒起兵后，王衍为石勒所俘，甚至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结果为石勒所杀。
之后虽然张九龄多次固争，玄宗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为后来的天宝之乱留下了隐患。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知名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立功赎罪，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情，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一片赞誉之声。
就在同一年，窣干也跟安禄山一样，开始时来运转。
窣干，突厥人。据史书记载，窣干从小瘦弱不堪，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而且驼背弯腰，单肩上耸，眼睛鼻子长得都不是地方。长大以后，他的相貌变得好看一些，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远近，也因此与安禄山结为好友。
不久，窣干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下，逃到了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人抓住。奚族人一向排外，预备杀死这个外来人。窣干急中生智，大声说：“我是大唐派来与奚王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惹下了灭族的大祸。”此时唐朝军威虽然不及太宗时期，但依旧十分强大。奚族人见窣干一本正经的样子，信以为真，不敢轻易得罪大唐的使者，就送他去见奚王。窣干见到奚王，竟然长揖不拜。奚王虽然十分恼怒，却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对窣干无礼，还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并决定派人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窣干对奚王说：“你派去的人数目虽然不少，但多是浅薄之徒，这样的人怎能去见大唐皇帝呢？我听人说，你手下有一个才干超群的琐高，何不让他去呢？”奚王听从了窣干的意见，派琐高带着300人跟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这一行人快到卢平的时候，窣干暗中派人先去通知卢平守将裴休子，煞有介事地报告说：“奚族人派来的精锐将士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嘴上说是朝拜天子，实际是来偷袭卢平，你应该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他们。”裴休子相信了窣干的话，预先布下埋伏。等奚族使者进入卢平后，唐伏兵一拥而上，将奚族一行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单单留下琐高。
窣干把琐高押送到张守珪那里。张守珪见奚族人中号称最有才干的琐高被抓来了，欣喜异常，认为窣干为唐朝立了大功，当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窣干大加赞赏。在张守珪的全力保荐下，玄宗召见了窣干，交谈后，称他是世间奇才，当场授予他大将军、北平太守的职务，并赐名思明。
史思明能够临危不惧，随机应变，这份胆气，即便在猛将如云的唐军中，也是不多见的。史思明的才能和计谋之深也由此可见。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便成为大唐仅次于安禄山的第二号劲敌。
安禄山和史思明各自有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官运就开始一路亨通起来。而发现二人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则开始走下坡路。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降附于东突厥的奚、契丹部落，不断进犯唐边。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借张守珪之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攻打潢水（今西辽河，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上游北的奚部。乌知义不愿出战，白真陀罗又矫称皇帝制书，迫其出战。乌知义被迫领兵出战，先胜后败。张守珪闻讯，竟隐瞒败状，奏报获胜。事情泄露后，玄宗命内给事牛仙童前往调查。张守珪重重贿赂了牛仙童，将败责归于白真陀罗，迫其自杀。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此时牛仙童深受玄宗宠信，为其他宦官嫉妒，共同联合起来揭发了此事。玄宗得知真相后大怒，诏杀牛仙童。另一名宦官杨思勖负责行刑，将牛仙童“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新唐书·卷二百零七·宦官杨思勖传》）死状十分悲惨，五代后晋主修唐史的张昭远和贾纬在描写这段史实的时候也毛骨悚然，发出了“其残酷如此”的感叹。张守珪则因旧功减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到任没几天，背部生疽而死。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唐朝著名的边帅，他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旧唐书·卷一百零三·张守珪传》）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不到两年，便以军事打击和离间相结合的手段，屡败契丹，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幽州多年来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玄宗对张守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非常满意，准备封他为宰相，“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但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玄宗不甘心，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又劝阻说：“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玄宗这才作罢。张守珪虽没被封为宰相，但他在皇帝和大臣们心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有《燕歌行》，其中“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句即是吟诵此事。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一路青云直上。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官特进。当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了平卢。安禄山刻意逢迎张利贞，极尽贿赂之事。张利贞归朝上奏，盛赞安禄山，于是，玄宗就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知左厢兵与使及度支营田水利、陆运副使，兼任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和顺化刺史。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初六，分平卢另立为节度使镇，任命安禄山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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