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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6年第4期-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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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哲学家薇伊的对比也许可以说明这一切。卡夫卡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感受是“迷惘”，薇伊的感受是矛盾，“致力追求纯善的人，在尘世间会遇到不可调节的矛盾。矛盾是现实的尺度”。卡夫卡的信仰“不可摧毁性”使其成为尘世间身着盔甲的忍耐者，甘愿的失败者，而薇伊的信仰则更加让人望而生畏，她认为人的不幸是绝对的，上帝通过不幸在道成肉身中把神圣置入世界，人不应该在世界之外寻求神性，而应在爱中走向世界，“不能相遇的上帝永远在我的期待之中”，相同的是忍耐，不同的是她将信仰最终演变成一种生活实践，她纯洁地在尘世中生活并一无所求地承受苦难。卡夫卡自始至终都信仰一种“自身的宗教”，他通过自身的“不可摧毁性”来对抗世间的不幸、人的虚无感，而没有托付给宗教。“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谁经历信仰，就不可能经历奇迹。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布鲁姆认为这也正是卡夫卡成为我们经典的精神偶像的原因——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薇伊的全部作品沉浸并承受着净化内心的强烈渴望，但她的言说已渡到了宗教这一边，“我们存在着，我们并不在；上帝即存在，自我隐没以便我们能存在。”“我受够了，可以消失了。”作为人，消失于上帝的爱之中。一个是表达，一个是信仰；一个在语言中寻找自我救赎，一个成为寻找上帝的具体途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圣人；英雄身着盔甲，圣人赤裸坦诚。“有些生活是典范的，有些则不是。那些堪称典范的生活中，有一些我们则带着一种混杂着反感、遗憾、敬畏的心理远远地打量。粗略地说，这就是英雄与圣人之间的区别。”（桑塔格）
5。 风格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对昆德拉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在这位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眼里，这另外的方法即是越过真实性的疆界，但并非为了逃避真正的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
昆德拉，这位自负的小说家不仅听不懂马尔克斯的话，同时也误解了卡夫卡。卡夫卡的越界难道仅仅是在把握真正世界的同时投入了另一场使人着魔的异想天开的游戏？难道仅仅是在严谨地分析世界的同时玩了一把自由自在、不负责任的小把戏？这太初级了。据说昆德拉还在卡夫卡那里发现了“性”，以及“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但他对卡夫卡的开创性风格还是有所把握，那就是梦幻与现实的结合：“十九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的实现却需要一种特殊的、一个世纪以后惟有卡夫卡才发现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巨大贡献并不全在于他跨出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料地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在小说这块场地上幻想能像在梦中一样爆炸，小说能够从看似难以摆脱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来。”
另一位说德语的喋喋不休的大师纳博科夫对卡夫卡的风格有更精确的发现，他在其自以为是的《文学讲稿》中说：卡夫卡的风格即是他的清晰、准确和正式的语调与故事噩梦般的内容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没有一点诗般的隐喻来装点他全然只有黑白两色的故事，他的清晰的风格强调了象征可以是有创见的，也可以是愚蠢和陈腐的。
梦幻，现实，清晰，准确，卡夫卡的风格可以用几组相矛盾的词语来表达。在卡夫卡眼中，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世界必然包含着梦幻、神秘，包含着无言的东西，他进入了这种无言的状态，在譬喻之后包含着譬喻，深渊之后另有深渊——“什么也不是，光的残余从言词中横穿而过”。即使是无言的东西，他也做到了最大可能的清晰和准确，即使是那些最为短小的篇章、片段，无头无尾，他也做到了细节上的绝对真实。“日子，季节，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互相接替过程那种表面的寂静是一种倾听；马匹就是这样走在车子的前面。”这种把握世界的能力，这种质朴、简洁和坦率，拥有绝对的价值。他既有一种沉默的天性，“他有点乌鸦的气质”，也有叙述上的绝对耐心，将荒诞的世界展示在真实的逻辑之上；他有时会将叙事背景抽空而直抵真实的核心，有时又会诀别任何主题，只作一种纯客观的描述，像一幅黑白素描。他是一位出色的幻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观察家，他将细腻的感受力和现实世界的经验性天才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从来都不是一位虚无主义者、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位现实世界的斗士，一位失败主义的大师。
6。 压迫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又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十分清楚。”然而父权、职业、噪音、人群、婚姻、身体……现实的压迫无处不在，这个“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的青年又如何能够获得解放呢？父亲是他头顶的一片乌云，这个威严、市侩、自以为是的妇女时尚用品店老板助长了卡夫卡性格中的悲剧成分，使他的内向、执拗和消极变得更加坚韧，几乎成为信仰，“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但是“他受着罪，默不吭声”（布罗德）。莫扎特可以反抗和顶撞父亲，但卡夫卡只是选择沉默不语——直到最后，他才写了一封致父亲的信，但怎么看都像是一份独语——他向父亲诉说，是父亲的教育带给了自己虚弱、缺乏自信心和充满负罪的性情。他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但被母亲悄悄留下。马克·布罗德认为，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按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卷入赚钱的职业才是他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到精疲力竭。”一边是蜗牛爬行般的公务经历和被公文停滞堵塞的人间世界，一边是对文学事业的渴望，对头脑中那个庞大世界的表达欲，这种冲突成为悲剧的起源。“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需求。为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理，只带来工资……”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 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
文学是他“惟一的渴望”，“惟一的职业”，但他又不能以此作为挣钱的职业，因为这有损文学的尊严。矛盾渐成一种压迫性力量。为了摆脱父亲的笼罩性压迫，他选择婚姻来进行对抗——用婚姻作为平起平坐的标志。事实上，婚姻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成为他更大的负担。“没有比卡夫卡更具灾难性的情人了，”布鲁姆说，“那些情书表达了世上最为忐忑焦虑的心情。”卡夫卡在对婚姻生活进行总结时说：“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时光和衰老的袭击，渴望写作的蒙眬压力，失眠，近于精神错乱——无法独自承受这一切。也许婚姻将赋予我更多坚持下去的力量。”但是卡夫卡也明白，写作是一种独处的事业，“大多数时候我都必须独处。我所完成的东西完全是独处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必须将身边的人推开才能把活儿顺利地干完。“只有写作时，我才毫无畏惧，很有力，令人吃惊，被感动。如果经过妻子这个中介，我就可能像当着每个人的面一样。”那个叫妻子的人是不可能让你独处的，她有权向你要求证明自己的存在，她有权要求分享你的时间和情感，甚至你的身体。在这种困境面前，卡夫卡订婚—解除—再订婚—再解除，并在无限踌躇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也就不再令人费解了。“女人们充满性欲，她们天生不贞洁，调情，对我毫无意义……”“性交是对在一起的幸福的惩罚，尽可能过苦行的生活，比一个单身汉更加苦行，对我来说这是忍受婚姻生活惟一可能的道路。可是她呢？”这种现实的困境曾困扰过多少伟大的天才啊。叶芝说，我们必须在写作和生活之间做出抉择，当你把独一无二的生命的一大部分用于写作上，后果之一就是作为一个人，你渐渐会觉得自己并非货真价实。博尔赫斯在为自己写的挽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困窘。（刘小枫博士在其著作《沉重的肉身》中对卡夫卡在婚姻面前的踌躇做了精到的分析，但他对卡夫卡格言的解读则有些牵强附会，误解深重。）
7。 孤独
这个词留在最后说，因为它是进入甲虫卡夫卡先生房间的钥匙。
“我讨厌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事物，谈话使我厌烦，拜访他人使我厌烦，亲人的悲欢使我厌烦；害怕接触，害怕进入他人之中。”“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我讨厌它们，因为它们妨碍了我，耽误了我……”“我投入孤独的怀抱，犹如江河汇入大海。”卡夫卡的理想生活是做一个“地窖人”，一个人躲在黑暗的地窖里，独自面壁写作，隔绝与一切人的来往，晚饭由那个叫妻子的人从洞口送进来……“为了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这种乌托邦生活能够带来杰作吗？答案是明确的—— 一切杰作在矛盾中自然生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却是个舌头灵活、内心简朴、精神健康的人，一点也不抑郁和绝望，但是内心却一团黑暗，因为他看到了人间更多的真相，预测到了更大的灾难。无人能够分享这些真相和灾难，也无人能够真正听懂他的预言，因此惟有孤独。“孤寂只会带来惩罚”，在卡夫卡的心中，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一直在相互搏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群体生活的意愿。对于写作来说，越孤独越好，但孤独本身具有一种噬人的力量，它可以帮助作家完成杰作，也可以将作家的生命吞噬。想想看，那些被孤独吞噬掉的天才：赫尔德林、波德莱尔、爱伦·坡、狄兰……
孤独没有吞噬卡夫卡，小小的结核病菌却将他击倒。1917年9月，卡夫卡首次查出了肺结核。他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粉碎了。”只此一句。后来他又补充说：“一切都变了，苦难又逼近躯体。” 身体的疾患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多少惊人的著作还没有完成，这位脆弱的天才就匆匆离去。“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相同的是这个“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夫卡已经无法开口讲话，只能用笔在纸上记些自己想说的话：
“来点水，这药片卡在黏液里，像玻璃碴子一样。”
“一只鸟钻进了房间里。”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上，让我鼓起勇气……”
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疗养地逝世，并留下了一份被背叛的遗嘱：“将我的一切手稿销毁。”
本雅明在给神学家舒勒姆的信中说：“我们读卡夫卡时带着这样一种单纯的认识：他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评价卡夫卡的形象的纯粹性和独特的美，我们不能忘记一样东西：它是失败的纯粹性、失败的美。一旦一个人认可了最终的失败，所有的事情便一件接一件地出现在他面前，仿佛出现在梦中。而再没有什么有如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那样令我难忘。”
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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