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1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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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我的年纪，还有我的这颗孩子似的心！（《无题》）　
　　前一句话是“好多年前从一位青年诗人的书里看到的”，第二句话是曾卓自己写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从萧伯纳的一个剧本中来的，说那句话的人物是罗马的凯撒”，但这三句话都很能反映曾卓当时的心态。他惊叹于“这些年来生命的荒芜，让大好的岁月白白逝去了”，现在“英雄老去，但还有一颗孩子似的心”，那种心态自然是很悲凉的，却也隐隐显示出一种活力，而他更勉励自己要像神一样承受“严酷的考验”……　
　　这其实也透露了曾卓的一些生命信息：他心理上的苦闷、创痛与其他人可能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并不像绿原等人一样从苦难带来的心理深度与精神变异这一点上挖下去，用变形的意象给读者带来颤栗的感觉。他对于苦难无疑很敏感，尤其是在感情上，不过虽然身上带着伤痕，他却常常面对苦难奋身而起，将苦难看作对自己的锻炼——“一切痛苦都带来多少好处/斗争用她苦辣的乳汁哺育着我的生命”（《醒来》）。苦难并没有让他的心灵变形，他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所追求的战士精神：“向往着考验海燕的暴风雨，/向往雄鹰的天空和海洋上水手的歌声。”（《凝望》）这种乐观精神，与他虽经受苦难，蒙受冤屈，但对自己心目中“伟大的事业”并没有失去的信仰有关。所以在《我期待，我寻求……》中出现了这样的段落：“我期待，我寻求……/　不要遗弃我啊，/　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　我是你的期待呼唤的浪子，/　我是你的寻求战旗的士兵。”为了返回这种集体，这种事业，他“流露着自疚与懊悔的心情，甚至不惜在表面已复原的伤疤上鞭打”，对自己做出在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自我解剖：“然而，看啦，这人，/　虚浮而又骄妄。/　对人民只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背影，/对理想还缺乏坚贞的爱情。”（《凝望》）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指出，这与这一代人的集体主义与历史理性主义的信念有关，所以曾卓会否定自我，愿意承认自己作为实现某个目的的“战士”身份与工具价值——“只有真正是人生战场上的战士，才能无愧于是一个诗人；只有忠实于历史的要求，与人民的喜怒哀乐相通，才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在流行的集体主义与战斗精神的价值信念的引导下，表现伤痛情绪、表现个人思念、甚至表现个人抗战的诗句，虽然是个人最真实的心理反映，却会被判定为不应该的，所以在60年代初，曾卓虽然承认他最初的潜在诗歌写作比起他年轻时所写的诗来，“是要好些”，但又感觉“这究竟只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就缩小了诗的意义。如果我一直沉溺在其中，那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向病态发展吧”，他感觉“必须使自己振奋起来，冲破狭小的圈子，飞向广阔的天地。一时却又没有这样的力量。于是基本上又停笔了，这样又是十多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集体主义与战斗精神对他诗歌写作中的自我表达形成了障碍。　
　　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在逆境中奋进的乐观精神，又与他对生命的信念分不开。他相信生命自身的力量是黑暗无法压灭的：“灰暗不是她的色彩/铁链锁不住她的翅膀/在黑暗中发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飞翔/她的孪生姐妹是斗争和希望。”（《生命》）所以，他才将苦难看作是对自己的锻炼，希望在这种锻炼中获得新生：“我的身体让急雨鞭打，/我的灵魂让烈日曝晒，/在烈火熊熊的熔炉中，/我将取得第二次生命——真正的生命。”（《我期待，我寻求……》）他“灵魂负伤”，但不愿意过早地精神衰老，青春的生命依然在他心里呼啸：“也许我有些老了么？！而且灵魂负伤。/我失去了最珍贵的赖以生活的一切。/在浮华的欢乐中飘泊，在痛苦的烈焰中成熟，/我仅有的财富是：用全部青春换回的昂贵的教训。//　但是，听啊，在我的内心/青春的歌声仍像当年一样轰鸣。/她烧灼着我的胸口，激情地呼唤我：/勇敢、奋斗，再前进！”（《凝望》）引申一步，从其精神向度来看，曾卓诗篇中表现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总是与他对“自由”的向往分不开。他的《有一只鹰》，描绘的“鹰”有几个特点：它是强大的——“它飞得多么高啊/白云紧贴着它的翅膀”；它也是自由的——“它的健壮的翅膀能够飞得多远/就有着多么辽阔的蓝天”；它也居于风云变幻的中心——“它的翅膀有时牵引着狂风暴雨/有时驮负着蓝天白云”。这里的鹰，既表现了一个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是他处于厄运中的希望的投射。它的强大、自由、参与现实斗争的热情，处处都显示出以人民战士自居的诗人自己的向往，即使他被剥夺了在自己身上体现这些品质的权利，他内心的向往却不会平息，而且愈加强烈。即使听到一声布谷鸟的鸣叫，他也马上感觉到它的叫声中“溶和着蓝天、绿野”，在“呼唤自由劳动”（《布谷》）。诗人的这种向往即使在“文革”最沉闷的年代也没有失去，在《海的向往》中，诗人拣回了一只海螺，他感觉自己与它一样被搁浅，充满了“海的寂寞”，但同样带着“海的向往”（亦即是对自由的广阔天地的向往）——“平静的日子使我烦忧/渴望着风暴与巨浪/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大海啊，我的故乡”。诗人在单人牛棚中写作的《无题》，其中的英雄主义具有浪漫色彩，诗人在这里与拿破仑对比：“我不是拿破仑/却也有自己的厄尔巴——/一座小小的板壁房就是我的孤岛/外面：人的喧嚣，海的波涛。”他渴望冲破黑夜、扬帆远出，显示出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其强烈程度也许与其夸张程度成正比。　
　　仍然是在“文革”关押中，曾卓写作了一篇《希望与绝望》，对他的这种心态作了明晰的阐释。在这里，曾卓显示出对鲁迅精神具有卓越的直觉。他掂出的“绝望的抗战”一语，确实深得鲁迅精神的三昧：　
　　但绝望也是虚妄的。现实黑暗，压力沉重，先生却决不畏缩、妥协，而进行着“绝望的抗战”。……　
　　血和铁，火焰和毒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希望》）　
　　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却看不到明确的希望，这样的战士的心情是多么沉重？！　
　　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　
　　看不到明确的希望，却仍然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这是怎样的战士和大勇者！　
　　有时搏战，有时哀歌，甚至搏战着同时哀歌着。搏战是战士的本色，而哀歌也反映着渴求的心。所以读着《野草》，读者并不会消沉麻木，却有深思、激动，感受到了在浓烟蒙蔽下的烈火。　
　　　
　　不过虽然看到了鲁迅精神的这一面，曾卓实际上并不十分了解这种绝望中抗战、即使无路可走也决不颓唐的现代精神的全部含义，他最后仍然要寻找希望作为依托。也许由于接受以往的鲁迅研究的阐释，他认为鲁迅最终“找到道路”、“获得希望”，因而“只有绝望才是虚妄”：　
　　这样的寻求者当然会找到道路的，因为他原是不停地战斗着，一步一个足印，甚至一步一个血印地走过来的。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也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是最有力的抗毒素，先生终于完全摆脱了悲观、颓唐的心情而走向了大希望。　
　　　……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执著的战斗总是必要的。只要有着真正渴求的心，总能找到道路，获得希望。先生在另一处说过：“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么，只有绝望才是真正的虚妄。　
　　说鲁迅“走向了大希望”，恐怕并不对头，至少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对于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的现实战斗精神，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评判，这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种战斗精神“出于一个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自由责任。对于现实的自由责任，是构成这个主体的核心因素，处在主体的内部，对于主体来说，它不是来自外部的动力。”鲁迅并不是看到了大希望才去抗战的，如果那样，未免小觑了这种精神的意义。正是出于无上的责任和意志力，他才坚持绝望的抗战，对他来说，绝望绝非虚妄，他是在用“一只手挡住笼罩命运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见的一切”，“且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了由现实的具体性展开的混战——中国的颓败的现实中死缠烂打的混战”。其中既表现出“一贯的坚韧性和彻底精神”，同时也反映了鲁迅作为带有强烈现代意识的“精神界之战士”意识深处冲撞、分裂的一面。曾卓是一个单纯古典气质的诗人，对这一点虽然注意到了，但并没有更加深入地体会，但这种理解却也显示出曾卓自己精神中的重要倾向——他对希望的执著，他并没有真正绝望，而仍然怀抱着大希望。这是曾卓学习鲁迅但又与鲁迅不同的地方，精神力量自然有异，气质也绝然不同。所以，曾卓会有这样的诗句：“微火，在一阵风前/灭了，失去了光亮/理想的烈焰/在狂风中愈烧愈旺（《火与风》）。他是不会放弃歌唱理想与希望的，像他在《我有两支歌》中所说的：“我的口中有时停止歌唱/我心中的歌声永远嘹亮……”他也是愿意向前看的：“心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肩负着那个累人的‘明天’。”（《向前看》）他也坚信“黎明”会到来：“你使有翅膀的飞翔，有口的歌唱/在长夜中人们期待你的来临/你从不使希望者失望。”（《黎明》）。所以，他的《希望》听起来就像是对“希望”的颂歌：　
　　谁说你是虚妄的呢，希望？　
　　当我受伤倒地，　
　　你是轻轻抚慰我的母亲的手掌。　
　　当我在长长的隧道中摸索，　
　　你是呼唤我前进的一线光芒。　
　　你　
　　柔声地为我歌唱，　
　　当我难以忍耐寂寞、孤独。　
　　你牵着我的手跨越乱石，绕过泥潭，　
　　当我在旷野里迷失，彷徨。　
　　你总是与我的呼吸一道呼吸，　
　　与我的心一道跳动，　
　　像我的影子一样守候在我的身旁。　
　　我失去了一切，是的，一切　
　　但你从来没有离开我，　
　　我也从没有失去你啊——　
　　希望！　
　　　
　　曾卓与许多诗人，如牛汉、蔡其矫一样都寄希望于将来，知道黑暗长不了——这一点给了他们无比的信心，使得他们即使在最不堪的时候也能够坚持下来，始终保持乐观精神。为了克服弥漫全身心的颓唐的情绪，他对自己进行了决死的搏战：　
　　而我的心有时干涸得像沙漠　
　　没有一滴雨露来灌浇。　
　　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　
　　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　
　　　
　　我常常推开颓废奋身而起，　
　　如同推开梦魇奋身而起。　
　　我必须像对敌人那样　
　　对自己进行决死的斗争。　
　　——《我期待，我寻求……》　
　　　
　　可以看出：曾卓的乐观精神不是说教，也不是口号，它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而是经过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对自我的搏斗才得到的，他对理想与希望的歌颂带着自己的痛苦、鲜血与生命能量——这是曾卓的理想主义的最可爱也最有感染力的地方。在最终，它也不再指向乌托邦，而是指向生命意志的对未来的自由的向往。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全了诗人的人格——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但仍旧对爱、生命、希望与理想永远张开双臂……这在他身上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给了他力量，也证明着他的意志的胜利。这让我们联想起他的著名的《悬崖边的树》来，这棵树“是靠了坚毅而又倔强的意志，没有栽入深渊之中。但是，它的形貌是被时代的风扭曲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顶住狂风，同时展开着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这里概括了“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姿势和共同体验。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整个“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作为曾卓1955年同案的难友，也作为一个与曾卓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诗人，牛汉的评论也许更准确一些，他说：　
　　　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我们觉得它能表现出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形象。　
　　　
　　《有赠》：爱与柔情的呼唤　
　　　
　　曾卓的气质中既有呼吁希望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着敏感柔情的一面，二者实际上都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他由此产生一种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同时生发对爱与柔情的期待，这是必然的事情。这种期待与向往也是他所无法摆脱的。理想主义与敏感柔情交织，构成诗人曾卓气质中的双重因素——这在他的潜在写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对理想主义的补充，《有赠》一辑中的诗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气质中的另一面。　
　　《有赠》一辑中的诗是写给一个名叫“雪”的女人的。作为写给所爱的人的诗篇，这些诗的感情特别真挚动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那首同名的《有赠》。诗人写这首诗时，与相爱的人已经分别六年，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却彼此失去音讯。这不是一般的分离，而是充满风暴、泥泞、孤独、辛酸和悲痛的分离。它不仅带着心理的压力，而且承受着政治压力的重荷。作为一个被政治隔离的人，诗人一开始就发出深长的叹息，为归来的囚徒描出一幅剪影：“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累、困顿。”在这种情境中，诗人感到远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