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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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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铲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余。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苟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则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余，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
【议钱下】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此未至者一也。
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苟且之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苟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同上〉
【议仓】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论，在乎当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迈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不建于三代之君也，不起于两汉之时也，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其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率，以众赖为便，以义和为名。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设其官守，严其戒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不烦于刑而民乐从，不费于国而民无困。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以言其济施，则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输入，则义之广者也；以言其取与，则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则长孙倡而始之，其在唐则戴胄举而行之。文帝从长孙之计，于是民俗以安，国费以省，邦储以厚，而卒能成大业之治焉。及太宗从戴胄之言，于是和气以洽，仁风以畅，王业以固，而卒能成贞观之风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为博施之本而为军国之费，弗以乐输之赋而为征取之科。自是之后，名存而实废矣。由此观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后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为治而昏主所以为乱者，其义仓之谓乎？
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然此岁以来，急于边费，以征以取，浸暴于常。而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则义仓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者也，今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则有仓之号而无仓之制，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约租之多寡而增其数，计入之丰约而定其籍，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振之，故曰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诚能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苟不如是而徒立其号，以为征取之术，则不若勿行之愈也。〈同上〉
【废官】
传曰：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明策谓修废官者，如何而为废耶？逸民者，如何而为逸耶？施之于今，修其官者何职？招其人者何方？以考于承学之人。
夫无其官而不补，有其官而不修，皆废官也。无其官而不补，则五官废而五行失其性之类是也；有其官而不修，则乐官不陈诗，国史不明及之类是也。士之术业修、道德备而不见于天下者，此逸民也。伊尹之于莘、太公之于北海是也。修废官则事无不举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则人乐为用矣，故曰天下之人归心焉。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修先王责任之制而兴其贤，使豪杰之士不遗佚于闾巷穷僻之中，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所修者不在一职，所招者不必异礼，而圣人之意得，当今之务适矣。〈同上〉
【黄河】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
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余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
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
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
方汉之时，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余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
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
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同上〉
◎杂论二篇
【为治论】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则其体虽大，四海九州虽广，其治不难至也。不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则虽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则虽有笃好之能，至与两者之皆废。则其体虽小，其去人虽近，有不能集于治者。
或谓：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余岁，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车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俪皮之聘，然后为治也。复农于田，复士于学，复官于职，复兵于耕，复佛老于无，以正民之业，制礼节用以养民之财，修仁义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过乎此。而因今之器，顺今之变以行之，归之乎不失其所为之本，不务其末而已，时之相去虽万岁可行也。
楚汉陈隋之际，天下争于战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废孰有甚于此时？而文帝、太宗能养之以少求广爱之思，诱之以自然之势，则数岁之间，耕者有余食，然则农非不可复于田也。
秦既焚书册，绌礼义，绝天下之学，未有酷于此时，而汉武以来立学校，专之以经，励之以行，其制未可谓备也。其中间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渐渍，至于东汉之日，怀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学而出，然则士非不可以复于学也。
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称其任，人才之不见，未有甚于此时也。及汉、唐受命，高祖、太宗设百职之员，充其选者皆向时之士，非借才于异世也。用变业而示之，则人人自奋，争出其才，求将相则得将相，求百执事则得百执事之才，欲除敝则敝革，欲修政则政举，无求而不得，无为而不成。由是观之，顾所以厉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汉武之末，纲纪大坏矣，官之耗乱未有甚于此时也。及宣帝总核名实，信赏必罚，而公卿百官皆称其职，然则官非不可复其职而使也。
隋唐之际，无井田之法千有余岁，兵之易农未有久于此时。天宝之后，将立于军二百余年。而至周，天子又军中之所立。天下之势劫于兵之骄，患于兵之不可用，未有极于此时。而太宗能开府设卫，则兵归于田。世宗能诛其奔军之将，则行师四方无不如其意者。然则兵非不可复于耕而使也。
武宗之时，佛入中国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户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带而为民者几五十万，曾无一人之阻，然则佛老非不可复于无也。
魏、唐之际，毛、杨绾之势耳，然而变千岁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则何患乎制礼节用之不可行也。
秦、隋之后，灭廉耻、捍文网，未有如此之熟烂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变之，则人人自厚，大臣至耻言人过，百姓至不烦于刑，然则何患乎仁义之不可施、俗之不可变也。
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择之而未精，为之而未详，然而亦各随其小大深浅而如其计，见其效。苟有大有为之心，则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其说非迂，其道易行也。
昔秦设首功之科，驱人于敌场，非伤即死然，而士皆靡然乐斗而喜战，此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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