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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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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吴兴汉还有陈廷献。
陈廷献是洛阳人。洛阳地处中原，为东周、东汉、西晋等九朝的首都，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盗墓者众。陈廷献就是盗墓世家之后，打小就练就一副非凡的身手。他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无须先把坟包挖开，便可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墓，以及那墓的具体年代。解放后，陈廷献弃暗投明，一九五六年被请到安徽，成为安徽省博物馆著名的探墓技工。在轰动一时的寿县西门内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中，曾大大地露了一手。
陈廷献操使的那种特殊的工具，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洛阳铲”。这是精明绝顶的洛阳铁匠和盗墓者，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共同创造出来的探墓之宝。那铲头看上去呈半圆形，中空，壁薄，口利，柄儿长，上面接着竹竿、木棒，或是系着麻绳，用它探入地下，就能把数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来，然后，从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洛阳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样仿造，即便以假乱真，但就是不能从地下带上土来。
发掘包公墓，陈廷献自始至终都显得格外兴奋。剥夺一个挥惯了“洛阳铲”的人探墓的权利，这等于剥夺了他施展绝技的舞台。这是陈廷献最感无奈和苦闷的事情。探墓工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他人生的价值和荣誉。可是，文化大革命闹腾的七八年来闲得他心里发霉。现在一走上黄泥坎，大伙发现，他那一年四季黑黑的脸膛子泛出了红光。
陈廷献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他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来。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丘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而且墓室是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这当是包公墓无疑。
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着十几座坟茔，大体匀称地分布于主墓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从“探眼”取上来的土色判断，左下方有一座小坟，远远偏离了整个墓群，又是座土坑墓，凭经验，料定它与包公的关系比较疏远。
陈廷献将地下墓室分布绘制成一张草图交予吴兴汉。吴兴汉十分满意。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他就可以下决心了。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开始动手。这可以理解为他是要先易后难，当然也是一种“投石问路”。
这多少也体现出了吴兴汉的个性，他是个做事比较稳重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发掘宋墓，宋墓的结构，他一点不了解；包公官至二品，二品官员的地宫会是什么样子，就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如果先从最高最大人人都说是包公墓的那座墓开始发掘，就太冒险了。从陈廷献探上来的地下墓土看，那座孤墓虽小，虽偏离墓群，其土色却是与其他大墓没有多大区别，也可判断为宋墓，因此，来个“投石问路”，无疑是能够摸索出一点经验的。
小墓的主人葬得并不深，墓上的封土高约三米，且呈不规则的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不见夯层，更没有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很方便，派上去的大兴公社的民兵，没费多大的气力，就清除掉了封土，露出了墓坑来。
看得出，墓坑的东西两壁略向内倾斜，呈现弧形；坑内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即“墓土”，既无夯层，更无任何扰乱迹象。但等到细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大家都吃了一惊：
挖出的，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楠木棺材的出现，使吴兴汉大为意外：小墓所葬的，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
尽管是土坑葬，尽管年代已经久远，楠木却还算好，透着一种纯粹的咖啡色，而上面原先刷着的黑漆，现在漆皮多半剥落于棺底的两侧。
待把棺木周围的泥土完全清理干净之后，吴兴汉又是一怔：
他发现，楠木棺材的底板两边，竟然排列有序地悬挂着六个供当时执绋抬运用的大铁环！
墓主何许人也，竟然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却是闻所未闻的。
越发使人感到蹊跷的是，经过一番仔仔细细的清理之后，只在棺材里发现了一些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人骨，却并未寻找到其他器物。
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文物，这多少使得吴兴汉有些扫兴。但是，搞古人类研究的方笃生，他的兴奋点本来就不在有没有器物，而是在遗骨。虽然遗骨并非远古化石，他还是下意识地跳了下去。
方笃生认为，在这个临时组建的发掘队伍中，甚至包括吴兴汉在内，没谁会对死人的骨头有兴趣，但这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黑糊糊的棺木之中，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一直没离开现场的那几位讲解员姑娘，这时早吓得躲到一边去了。
程如峰自打来到黄泥坎，就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怀有莫大的兴趣，发掘工作的每一道程序，他都默默地观察着，研究着。见方笃生跳进刚打开的墓室，他也想跟着跳下去，但还是犹豫了一下。他别的不怕，只怕不懂业务，下去后添乱。后来见方笃生一个人在棺内细心地清理淤土，寻找散落的人骨，心想这种工作还是可以帮上手脚的，这才跳下去。
他们从淤土中先后找出墓主的头骨、肩胛骨和肋骨，还找出了大量的人骨碎片。方笃生凭着经验，分别认出了墓主的头盖骨和四肢骨。
最后，又一次出现了一桩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的事，就在这个小小的墓室之中，居然清理出了两合重叠竖立着的，长宽都在一米以上的墓志石。
先发现的那块墓志盖上，阴刻着十二个厚重的篆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这是宋朝的墓穴无疑。但“永康郡夫人董氏”是谁？没人知道。
再看另一个墓志盖，程如峰惊得眼睛都直了。他分明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同样苍劲的篆字：
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这就是包公墓？
这怎么可能是包公墓！
当两合墓志石被吊到地面上时，在场的所有人差不多全傻了眼，难以相信，却又不容置疑！
一个墓室，一口棺材，放有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尚无先例。但是，这肯定无疑是包公墓，而且，它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个位置？
既然这座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极不起眼的小坟丘是包公夫妇的合葬之墓，那么，上方那个又高又大一向被世人公认的包公墓，又会是谁的墓冢？
程如峰大惑不解。吴兴汉更是一头雾水。
吴兴汉所以避开那座高大显赫的主墓，先找个游离墓群看似卑微的小墓动手，原本只是想摸索出一点经验，最后再去解决包公墓，谁知歪打正着，倒是把包公墓给挖出来了！
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吴兴汉第一次被搞得晕头转向，摸不到北。
第三章关于包公墓的三个传说
能被人民普遍接纳与推崇的历史人物，不是可以“封杀”的。不仅“封杀”不了，还会物极必反。“文革”对清官的批判，诱发的，只能是人们的逆反心理。合肥人一直将这座古城视为“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并引为骄傲，对包公墓的发掘，显然给他们提供了感情宣泄的机会。
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没做任何声张，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消息甚至还被严密封锁，但依然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就刮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闹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可是包公的家乡啊，平民百姓对包公的感情，岂可用车载斗量。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自然都会格外地引人注意。很快，流传开来的有关包公墓的故事，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惟一的一个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平日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叫他朝东，他准会朝西，包公要他去打狗，他偏偏要打鸡。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的棺材吧，他准会做成石头的，于是就特意叮嘱儿子给自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偏就这一次认了真，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于是就真的做了口石头棺材。正因为包公是睡在石棺之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包公了。
二是说，包公墓室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了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有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以及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他的墓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不好轻举妄动。
再就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心知肚明。因此，包公过世之后，从开封运了回来，家人做了二十一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当时的南熏门、时雍门、威武门、西平门、水西门、拱辰门和得胜门，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的发掘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大兴集在当时已属合肥郊区，平日从市政府广场发往大兴集的班车，乘客并不多，也多半是中途下车。车开出市区后，常常是空空落落，冷冷清清的。可是，自打包公墓群正式探墓的第一天起，这条线路的班车便人满为患。车厢里明明已经被塞得针插不进，一个个全成了沙丁鱼，下面的乘客还大喊大叫地拼命往上挤。不光是这趟班车，凡是市内朝东开的各线公交车，都突然变得火爆起来。许多在合肥住了大半辈子也没听说过黄泥坎的人，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之中，滔滔似水，一浪浪向东郊卷去。
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发掘现场很快被围了个水泼不进。已经挤进里边的人，想看得更真切，仍不断向前挪动；站在外层的，更是奋力向里拥。于是围观的圈子越缩越小，越挤越乱，一时间，小孩哭，大人喊，最后乱成了一团。
就在陈廷献探墓的第三天，整个发掘工作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吴兴汉不得不向市里紧急求援。当天，市公安局就派来了治安民警张西觉。他为黄泥坎平添了一道风景：沿着现场的四周，拉出了一圈用铁丝网架起的警戒线。
有了铁丝网，围观的人就都被限定在了“楚河”“汉界”之外。不过，总会有几个好事者，带头撞线。有人敢带头，就有人敢效仿，于是，三三两两，趁其不备，变戏法儿似的，就出现在了网内。这些人不及时规劝出去，更大量的人群跟着就会明目张胆地跨进“雷池”。
张西觉太了解这种心理了，他从拉起铁丝网的那天起，就没有脱下过身上的那套警服。他知道，警服的存在，比他的存在更重要。那是一种威严，一种震慑。后来天气渐渐变热了，哪怕挥汗如雨，他也没把警服脱去。
合钢二厂基建处抽到现场工作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不仅及时地提供发掘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也及时组织起处里的民兵，去配合张西觉。不久，合肥警备区也派来了两名战士，来到黄泥坎协助民警搞好治安保卫工作。两个忠于职守的小战士，因为年龄都不大，又少言寡语，以致我们在二十六年后采访这件事情时，许多当事人竟然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程如峰提供的一张照片上，其中有一位被喊作“小王”的战士，就站在文物工作者们的中间，矜持地望着镜头，还有点孩子气的腼腆。
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人们都想知道，包公是否真没化尸，睡的是否就是石棺，包公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每一道门是否都设有“机关”。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那个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的故事，都想亲眼看一看，大兴集黄泥坎挖出的是否真是包公墓。
当然，包公墓志的出土，说明了一切。何况，不仅出土了墓志盖，还出土了详尽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上面也都刻得明明白白：编撰包公墓志铭的，是包公的同时代人，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书写墓志铭的，亦是同朝的知国事监书学杨南仲；篆写墓志盖的，同样是同朝“温州瑞安县令”、“甥将仕郎”文勋。
一下有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出土，早想在文物考古的事业上大干一番的程如峰，其激动兴奋之情自不待说。就在大伙忙着现场清理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份工作。只见他把包公的墓志石小心翼翼地搬到附近一个坟包的旁边，照着原样拼凑好，找来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把志石上的淤泥擦去。渐渐地便看清了，志石上留有明显的打击痕。
碎成五块的墓志石有明显的打击痕，表明包公的墓志曾经被人破坏过。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这些，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
程如峰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包公墓志上的淤泥彻底清除干净，这才发现，要把志石上的那些刻文完整地记录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时间的久远，又由于人为的破坏，上面有许多字漫漶不清。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志石上篆刻的正是包公的生平事迹！
现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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