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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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训根豪迈地笑道：“你不朝外说，鬼知道？怕，我怕谁？它天皇老子来，我也不搭睬他。”　
　　“真的？”　
　　“你咋看不起人！”　
　　包训根感到天大的委屈。　
　　“好！”　
　　包先定佯装终于下了决心，往包训根的前胸猛地擂了一拳，说道：“训根啊，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小子要能把谱保护下来，就是给包家立了一个大功！”　
　　说罢，便连谱带盒子用事先洗干净的塑料袋套好，郑重地交给包训根。包训根望着沉甸甸的一塑料袋的包氏家谱，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也暴突出来。他说：“大叔，你放心，只要我训根在，谱就在！”　
　　包先定非常高兴，至此，他可以完全放心了。但他想了想，依然严肃地说道：　
　　“谱在，你训根也要在。这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连侄媳妇都不要告诉，懂吗？”　
　　包训根脑袋点得像鸡啄米：“知道，知道。”　
　　包先定又再三叮嘱：“万一有人找你麻烦，一定要沉着，别胡来，你只管顶住，有我给你开脱。”　
　　包训根不再说话，眼只管直勾勾地瞅着手里的东西。包先定看出来了，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再多交代，对方的牛脾气说不定就要爆发了。　
　　最后，包先定充满感情地说道：“好，大叔不说了。大叔信不过你，这么大的事会交给你么？”　
　　包先定留包训根吃了顿晚饭。虽摆不出像样的鸡鱼肉蛋，包训根却已经受宠若惊了。因为包训根有任务在身，包先定没敢请训根喝酒。　
　　饭后，包训根背着塑料袋悄悄出了门。　
　　包训根开始把谱藏在家中。扫“四旧”的挨家挨户地扫，一进门便把香炉、烛台，乒乒乓乓一齐扔到地下，砸了个稀巴烂；墙上画的“麒麟送子”、“麻姑上寿”之类的吉祥画，不是用锹铲掉，就是用烂泥糊上，然后就是上上下下地搜。包训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看要扫到自己家时，包训根情急之中，突发奇想，他装着浇菜，挑了两桶大粪水，晃晃悠悠地把粪桶朝家门口一放，双手捏着条扁担，单等扫“四旧”的人找上门来。待人一走近，还没进门，他就直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我可是八代贫农，有话说在前面，谁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在我家翻箱倒柜，砸砸掼掼，有他的好果子吃！”　
　　包训根的倔劲远近闻名，这种叫板儿先就把大家镇住了；再望望门口的粪桶和他手里的扁担，就更怕三分。扫“四旧”的嬉皮笑脸地为自个儿找梯子下台说：“你他妈穷得叮当响，翻箱倒柜会‘扫’出个金观音、银菩萨来吗？”　
　　他们故意夸张地伸头探脑往门里瞅，一边说笑着就从门外走了过去。有人还讨好卖乖地说：“谁敢跟你斗？你包训根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粗中有细的包训根发现，原来扫“四旧”是只扫家里不管屋外的。他心想：谱藏在家里，迟早会有危险，要是哪天我外出去干活，他们中的冒失鬼突然跑到家里把谱搜去，再给烧了，不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么？　
　　这天他出了村子四处观望，看到屋后的树林子里有一座自家的大草堆，那稻草秸被盘得就甭说有多严实了。他不觉心中一动。“要是把谱藏在草堆里，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还神不知鬼不觉，等于进了保险箱。”　
　　包训根趁一个月黑天把谱从家里转移到屋后的大草堆中。就这样，一部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程如峰和包义旭到来，谱还完好地藏在包训根处。而且这事除了生产队长包先定外，谁也不知道。　
　　程如峰拿到这部十分完好的《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齐全的谱书。它续修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仅仅是谱诰、旧序、绘像、艺文、实录、谱论、凡例、家规、家私以及渊源世纪等等内容，就用去了两卷的篇幅。　
　　程如峰最想知道的“墓图”及“碑记”，更是赫然载于其中，这太叫他感到惊喜了！　
　　看了《包氏宗谱》，程如峰才知道，原来包姓的始祖是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后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其后的子孙便“以字为姓”，由此姓包。到了包公包拯，已是申包胥的三十四代孙。《包氏宗谱》上的许多事情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包姓始祖的第五十四代孙包相是在明代的弘治年间，即一四八八年至一五〇五年期间，由合肥迁往舒城的山区，成为今天包家洼包氏宗族的一世祖的。　
　　程如峰暗下判断：这部于民国七年续修的《包氏宗谱》，实际只应该称其为《包氏支谱》。不过，他又认为，虽为“支谱”，但却因其记载内容的翔实，还是很容易地可以窥视出包氏渊源清晰的脉络的。　
　　程如峰在这部难得的《包氏宗谱》上，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三条非常宝贵的资料。谱中有一幅包公墓园图，图上绘出了包公墓周边的地形，这大概就是风水先生所说的“龙脉”。墓前，除有一座香炉、一张供桌而外，还有一对石人和一对石羊。这些摆设，在今天的清理现场已都不存在。据住在黄泥坎的一位老农说，在他的印象中，解放大军进城之前，包公墓的周围就没有了东西。可见从续修《包氏宗谱》的一九一八年，到解放大军进城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三十多年中，包公墓园一带的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多半与日寇占领合肥八年有直接关系。　
　　谱中还有一篇林至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即一一九九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修复后的包公墓，“祭享有堂，墓道有门”，“植艺松桧，立表树阡”，规模还挺大，“缭以周墙，方一百五十步”。　
　　这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活跃。有一道耀眼的亮光划过脑际，一下子把他纷繁的思绪照得彻亮。　
　　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的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　
　　不过，他又想：既然包公墓曾经遭到如此的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呢？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之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　
　　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吴兴汉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　
　　他甚至可以确认，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程如峰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困惑着清理发掘小组的那许多异常的情况，也就烟消冰释了。比如，一棺两铭的问题不仅变得清晰起来，而且，反过来又成了支持这种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它不是包公的原葬墓，也不是董氏的原葬墓，所以才会出现有两合墓志石，却只发现一个人的遗骨；同样，董氏的墓志盖才会少了一角，而在那座小墓中也无法找到。　
　　程如峰回到合肥以后，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他又听一个包氏后裔说，桐城县一个叫包先国的人也偷藏有一部包氏家谱。那人告诉他，扫“四旧”时，包先国是将谱藏在屋后的石洞里，藏谱的箱子里因为包了一块生石灰，既吸潮又防虫，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但他依然不放心，又把箱子秘密地悬在山洞的深处，绳子上还捆了一束老鼠刺。这样一来，就是老鼠也啃不着谱箱。　
　　程如峰立马去了桐城。在包先国的帮助下，他又看到了二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这是属于桐城一支的包氏支谱。桐城包家的一世祖叫包裕祯，为包公的第十三代孙，当过玉山县令，致仕后，由合肥前往桐城，时间大致是元代中期。由于出自同一渊源，在各支系分出之前的部分，也称“谱头”。各支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宗谱即便失传的情况下，有了支谱，仍可以看出总谱的基本内容。　
　　现在，用舒城包家洼的《包氏宗谱》去对照桐城的《包氏宗谱》，程如峰注意到，桐城谱修于清朝光绪三十年，即一九〇四年，舒城谱修于民国七年，那已经是一九一八年。可以看出，桐城谱比舒城谱又早了十五年。谱头不但内容相同，其中的人物画像、祠墓绘图，舒城谱都是从这部桐城谱中翻刻而来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中间，仅仅只有十五年之差，包公墓图上绘制出的祭奠摆设，就又少了一对烛台、一对石虎和一块墓碑。这种不同的墓图，正好反映出了历史上的变化。　
　　从光绪三十年，到民国七年，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太平天国的教义看，它承认上帝，却是把庙宇和祠堂都视作“妖”的。他们所到之处，此类建筑均全部烧毁，夷为平地。合肥地方志上就有这类记载，众多的庙宇和祠堂就在那段时间无一幸存。另据《宋史·礼志》规定，宋朝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死后墓前准许设置石人两个、石虎两只、石羊两只，并且，可以享用望柱——即天安门金水桥前那样的华表。包公生前曾任枢密副使，官至二品，当然应该具有这些石象生。桐城谱的包公墓图，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情况，只是少了一对望柱。　
　　这对重要的望柱，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程如峰的思绪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漂游。他想，自包公入葬的一〇六三年，到桐城包氏支谱续修的一九〇四年，八百多年间，大的改朝换代就有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农民大起义，元代灭亡；满清入关，明代灭亡等四次之多。在这诸多的社会动乱之中，包公墓被破坏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读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陈年家谱，程如峰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记载的又何止是包氏一个家族的真实历史呢！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用说，比小说更真实的包氏家谱，透过它，对我们去认识自己民族被深藏的“秘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程如峰对保存了这么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藏谱人，打心里钦佩。　
　　　
　　第七章一个真实的包公　
　　　
　　程如峰兜了这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拿出铁杵磨成针的耐心和蚂蚁啃骨头的劲头，把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两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整理出来。　
　　由于墓志遭到严重的破坏，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无法辨认。虽说这只能是个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我们还是会被其中陈述的故事，深深感动。这里，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庐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开封府正门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弹国丈张尧佐……　
　　可以说，这是当今人们能够读到的，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最翔实生动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了。刻有这文章的志石虽断裂为五块，依然不妨碍它的价值连城！　
　　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典型，绝非空穴来风，他在生前就已是有口皆碑之人。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吴奎撰写的这个墓志铭，开篇就气势夺人，接下来说到包公在当朝和邻国中的影响，吴奎用了两句十分精彩的话：“其声裂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寥寥数笔，便把一个人人敬重爱戴的清官直臣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　
　　包公一开始就以孝敬老人而闻名州闾。天圣五年，即公元一〇二七年，包公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且得进士甲科，初命大理评事，再任建昌知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得此大邑，一个知县月俸十二至二十二千缗，禄粟三至五石，收入不算太低。但是包公父母均年事已高，老人家希望住在家里，不愿意跟儿子远去，为了照顾双亲，包公竟恳请上司辞去知县一职。上司知情，顾念他一片孝心，就改调包公到和州，因为和州邻近合肥。可是，包老大人和老夫人连和州也不乐意去，仍叫包公独自上任，见父母心意已决，包公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官职，他“乐处乡里，不欲远去”，回到家里侍候父母，直到双亲撒手西去，包公又“居丧毁瘠甚，庐墓终制”。直到了三十八岁时，才去外地任职。因此，包公比一般官员入仕晚了十年。　
　　从政较迟，包公做官的时间相对地说也就比较短，算起来，前后只有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当中，包公的工作被调动得十分频繁：先后出任过天长县的知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和池州等地的知州，以及江宁府和开封府两府的知府；出使过契丹；先后供职于工部、刑部、兵部及礼部；在财政部门，他就担任过判官、副使、转运使，一直干到三司使；在监察部门，他也出任过监察御史裹行、御史、知谏院、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还率领过北宋的军队，擎帅旗卫戍边关；最后做到了枢密副使，成为中央政府的宰辅，并在这个职位上去世。　
　　包公的官职，不能算高，最高不过是中央主持军政工作的副长官，这在当朝的官僚中，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论舞文弄墨的才情，显然也不及同一个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而且，在当时改革的潮流中，其理论和实践的建树，更无法与同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可是，就是这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赫的封建官员，却能够在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