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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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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典型器物。
从包绶墓出土的这方石砚，经专家鉴定，系皖南歙州生产，通常被称作“歙砚”。这种认定十分重要。因为包绶作为包公惟一的传人，他用的只是安徽当地的歙砚，这就证实了当年包公去端州任知府，卸任时“不持一砚归”并非来自文人骚客的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第十一章发现了包公遗骨
包绶夫妻墓清理结束后，程如峰的眼睛就盯住与包绶夫妻合葬墓相对称的、右侧隆起的那座大坟堆发怔：他实在不明白，包和包绶两对夫妻合葬墓都已打开过了，那个地方葬的又是谁呢？
探墓技工陈廷献最初在用“洛阳铲”探墓的时候，就感到奇怪。他围绕这座坟头打下了不少探眼。从“洛阳铲”带上来的土色看，好像没有含着棺木的“五花土”；几个探眼处的土层，都比较疏松，也没有发现被夯实的痕迹。
扒开之后才知道，这整座坟墓竟是一个“实心馒头”。里面没有墓坑，没有棺骨，全是用土堆成的一座假墓。干了大半辈子考古的吴兴汉，大为诧异；“半路出家”的程如峰，更是感到莫名其妙。
陈廷献也感到意外。但他在探墓方面毕竟见多识广，早听老辈人说过，古代有一种只有封土，没有坑位的假墓，那叫“疑冢”。它可使墓群的布局变得匀称、美观，又可设置假象，转移盗掘人的视线。
经陈廷献这么一说，程如峰果然发现，如果不是在又偏又小的“一号墓”发现了包公夫妻真正的合葬墓，而是把人们一向视为包公墓的坟头依然看作主墓的话，那么，包公三代的坟头就呈现出一个半月形，整个墓园就显得半虚半实，很不规整。已葬的不宜迁徙，新死的辈分低又不相当。正是因为加了这座“疑冢”，在墓园的中轴线上，它与包绶夫妻的合葬墓正好东西对称。这样，坟头的布局就由半月形变成了众星拱月的态势，从而使得主墓居高临下，巍巍独尊。
这确实不仅可以迷惑盗墓人，也显出了墓园营造上的独具匠心。“疑冢”的出现，使大家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到了主墓上。“疑冢”使得主墓的地位不容置疑！
善于在墓志上花费脑筋的程如峰，把整理出来的五块墓志铭排在一起，相互对照，试图从字里行间窥出个什么秘密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崔氏、包绶、包永年，三人的墓志都明白无误地注明，葬于“合肥公城乡公城里东村”，具体的方位分别是“先茔之次”、“实先茔之次”，以及“祖茔之次”。“先茔”也好，“祖茔”也罢，指的当然全是包公墓，它在告诉人们：他们全是葬在包公墓的下面。
这就表明：在他们上面的主墓，编为“六号墓”的那座坟墓，就是真正的包公墓。
问题是，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石，又确实是在那个埋得十分草率而又边远的小墓中发现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人的遗骨。至于是何人的遗骨，尽管一时半会儿还很难确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那个小墓只会是包公夫妻的迁葬墓。
那么，“众星捧月”的主墓，是否就是真正的包公墓，或者说是包公夫妻的原葬墓呢？主墓里，现在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它的里面，又将有一些什么样的秘密告诉我们呢？
周围“之次”的其他坟茔，大都发掘结束了，该是清理编为“六号墓”的主墓的时候了。
揭开了“六号墓”的墓室之后，一座精心建造起来的地宫便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座主墓果然非比寻常，整个墓室全是用条石砌成，条石又是以红砂石为主，少量青石。不论红砂石还是青石，外表都密密麻麻十分精细地凿有细纹形的柱状图案。东西两壁各用了三排条石，每排为十四根，齐齐整整向上叠砌，构成了一座坚固的拱形。各层条石的两端都削出斜石，有的斜面上还凿有凹槽，这种凹槽显然起着榫卯的作用，以加固墓壁的强度。
整个地宫筑造得固若金汤而又气势夺人！
石门两边的石墙，因损坏严重，残石已散落于泥土中。从墓门砖严重破碎和凌乱的迹象分析，盗墓者已多次光顾。地宫的石门洞开着，室内空无一物。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里，发现了墓志盖上的一个角。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的墓志盖相比照，结果，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厚不薄，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这一实物证明，这个一向被包家人认作主墓的大坟头，确实正是包拯夫妻的原葬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就被包氏家族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惊慌，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小墓成了“一棺两铭”。也许是质地坚韧的楠木棺材使得包公的遗骨大多留存至今，而董氏的遗骨，早就在自己的墓棺中化成了泥土，总之，找遍了“六号墓”的地宫内外，也没有发现一片残骨。
从包公夫妻原葬墓的最后确定，越发看出建造“疑冢”的重要。平地堆出那么一座“疑冢”，就掩护了下面的包公的迁葬墓。包公的原葬墓屡被盗墓者穿穴而入，而包公却在迁葬墓里，安安静静地长眠了七百多年。
只是为了乱人耳目才发生的这些重要的变故，连包氏家谱上也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竟害得包氏的后裔们全蒙在鼓里，年年岁岁去为一穴空墓祭扫。
但是，不管怎样说，包公墓之谜到底解开。剩下的，就只有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遗骨作一科学鉴定，搞清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如果时间允许，那就一鼓作气把其他坟墓也都清理一下，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但又似乎可以肯定，剩下的都不会是太重要的坟茔了。至少，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了。
对遗骨进行鉴定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专搞旧石器研究的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因为他过去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研究所是“反动权威”和“臭老九”的云集之地，这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不可能知道。所里还有没有熟人？这封信他应该寄给谁？他甚至怀疑，经过“横扫一切”，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有没有了，也都难说。
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方笃生挑选出部分最典型的遗骨，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开始，他很想以自己的名义把信写给著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没事都会添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对清理包公墓的事也只字不提。他写道：“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此骨一九七三年四月间出土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宋墓中，请鉴定是男性，还是女性？及其年龄。鉴定结果，请给正式鉴定书。”写完，又看了一遍，觉得希望鉴定的内容以及要求都提到了，只是考虑到此次吴兴汉是头头，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老吴和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
他把这包裹邮给了中国科学院业务处。他以为即便有回音，也需要很长时间，没想到只隔了一个月，对方不仅寄来正式的鉴定书，遗骨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
鉴定书写在一张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公文纸上，流利的钢笔字写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１、头骨片：额骨片附连顶骨前囟部残片，骨片很厚，额骨中心部位厚度十一点二毫米，顶骨前囟点附近为七点八毫米。这个数字与北京猿人五号头骨接近；冠状缝内外面均全部愈合，矢状缝仅看到前囟点附近一小段，亦全部愈合。
２、肱骨：左肱骨干一段，肱骨比较粗壮，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肱骨干中部最大径为十七点二毫米，最小径为十五点六毫米。
３、年龄性别：根据头骨比一般人厚得多、肱骨干比较粗壮和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具有男性骨骼的特征；从矢状缝和冠状缝全部愈合判断，年龄应在五十岁以上。
由于材料过分残缺，以上鉴定仅供参考。
鉴定书的下端，签有“四室韩康信”字样，日期为：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鉴定的结果，没出方笃生所料。鉴定的结果进一步证实：这正是包公的遗骨！
第十二章包公墓守护人的传人
为了便于包家另行安葬，也是出于一种尊重吧，发掘清理工作一开始，合钢二厂就批来木材，做了许多长五十厘米，高和宽各三十厘米的小棺匣子。凡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死者，其遗骨都分别装进那些匣子里；无遗骨的，只能抓上两把墓土。为防止相互混淆，程如峰还在那些匣盖子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姓名。
六座无名墓里的尸骨几乎都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因为没有墓志一类的文字留下来，家谱上又无记载，难以确认他（她）们的名字，程如峰只得在那些小木匣子上，姑且写上“无名氏”，连男女性别也一概省略了。
有一天，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指着墓地西南边的一大片稻田对程如峰说：“那里原有几座老坟，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全给平掉了。其中还有个王朝墓呢。包公去世后，一直跟随包公的张龙、赵虎、马汉，都流落江湖了，只有王朝一人死活不肯走，他不仅护送着包公的灵柩回到合肥，为了照顾包公的一家老小，从此他还留在了包家，直到生病去世。因为王朝对包公的一片忠心，他与包家的那种特殊关系，包公子孙也就把他看作了包家人，死后自然就葬在了包公墓园。从前我们每年清明节上坟，也都要给他培一锹土，插一根‘纸标’，像对自己的祖先一样地祭拜他。”
包义旭指指点点说给程如峰听，但那些地方早已改为水田，确实没有了坟包。至于王朝其人，程如峰原只当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史书上、墓志上，并无记载，但他还是被包义旭讲的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这倒使程如峰想起了《包公铡包勉》的故事来。
那故事流传得很广，还产生了一出著名的京剧。剧中包公怒斥其侄包勉，有两句唱词几乎家喻户晓：“骂一声小包勉胆大的畜生，初为官你竟敢不清不正，贪赃银受贿赂苦害黎民！”
但是，在整个包公墓群的发掘清理中，查遍了包氏三代墓志铭，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叫包勉的人。有史可考的是：包公祖孙三代都是克己奉公、廉洁守法，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清官。
从包公墓动土那天起，围观的人就没有间断过。在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中，有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天，他农活一干完，就会出现在清理现场，风雨无阻。常常是大家已陆续散去，他依然还站在铁丝网外边，不急不躁，不言不语，又很有兴趣。
这一天，主墓发掘结束，清理工作也已经收尾，发掘清理的队伍正准备从黄泥坎撤走，他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这墓是假的。”他说。
他说得不紧不慢，却十分认真，丝毫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
他的口气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单独安葬的，他的墓还在上头呢。”
程如峰这时正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听了老人的这番话，不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可能？”程如峰想，黄泥坎地面上的所有坟头，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连“无名氏”的都一一“解决”了。老人说的“上头”，那里不是水田就是公路，并无隆起的土丘。
程如峰认真打量眼前的老人，他发现，这是个年逾古稀之人，在他的脸上，写满了人世沧桑；一双皴裂的手，足见他的一生是多么辛劳。
但是，老人说罢那句话后，并不嗦，转身就要离去。
老人的这种肯定，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胡适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之处不疑。”他喊住老人：“请问贵姓？”
老人倒是爽快：“我叫夏广宏。”他往不远的村子一指，“就住在附近。”
“你怎么可以肯定这座主墓不是包公墓？”
“信不信由你们。”老人说罢，便管自离开。
第二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道，在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夏大郢东村，找到了夏广宏老人。这真是天上落下一根线，正好掉进了针眼里。原来他们寻访的这个夏广宏，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耕种包公墓田，看护包公墓的。
听老人介绍，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包公的墓地不断受到蚕食。他急得猫抓心似的，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合钢二厂一兴建，这一片发生的变化就更大。夏广宏说：“二钢一建，周围的农民就‘三改’了，土墙改砖墙，草屋改瓦屋，烧草改烧煤了；但包公墓园也就随着二厂的扩建，彻彻底底消失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包公墓地受到了一次更大的破坏。背地里他流了好几次泪，痛苦得几宿睡不着觉，却又无能为力。今年春上，听说包公墓群整个儿要迁走，这使他如闻晴天霹雳。一家人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守护着包公墓过来的，要把包公墓迁走，他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因此，打从清理的队伍开进黄泥坎，他就变得丢三拉四，说是在田里忙活，心却飞到了清理现场，一天不到坎上转上一转，人就像丢了魂似的。后来他终于看出，来清理的这些人，都还不错，并不是来破坏的，对包公的墓群没有恶意，工作认真，言谈举止对包公充满着崇敬。
主墓清理结束了，眼看大家抬腿要走人了，夏广宏老人这时才觉得有句话不说，就像一根鱼刺梗在喉管里，一辈子都会不好过。
他对程如峰和吴兴汉回忆道：“我自小就听说，真的包公墓不是坎上那座最大的坟头，而是埋在了一块油菜田的田埂底下。虽然那儿以后再没种过油菜，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它。”
程如峰忙问：“现在那块田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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