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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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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底下。虽然那儿以后再没种过油菜，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它。”
程如峰忙问：“现在那块田还在吗？”
夏广宏果断地说：“就在公路下面。”
吴兴汉疑惑地起身向窗外望去，程如峰也不禁打起了眉结。夏广宏看出二人的疑虑，便带着他们出了门。他竭力地回忆着，然后，走到公路的一处，肯定地说：“就在这段公路的下面！”
为了要他们相信，夏广宏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这儿，不会错。”
要切断公路，绝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老人坚定的态度，又让程、吴二人不能不信。二人回到工地后，请探墓高手陈廷献使出看家本领，先用“洛阳铲”在夏广宏老人圈定的范围，纵横交叉地打出“十”字形的两排探孔。为保险起见，陈廷献又上下左右地补了几眼探孔。
结果出来了：夏广宏老人没有说错，公路的下面确有一个石造的地宫。其规模远比坎上的“主墓”还要大。夏广宏老人十分高兴，大家也都惊喜不已。已经准备回市局的公安民警张西觉，这下又有了用武之地。要从中切断人家的公路，免不了有许多麻烦事，也只有张西觉出面才合适。这时，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也忙碌起来，他们领着一帮民工，在需要挖开的公路旁边，连夜抢修出一条便道作暂时通车之用。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这座被编为“八号墓”的坟茔，正式开工清理。
“八号墓”挖进公路四点一六米的深处时，地宫的遗迹便初露端倪。这确实是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门朝南，与原先认定的那座“主墓”，正好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南北长四点八米，东西宽五米，横宽纵短，几近正方形。掘开以后，认真丈量了一下，其总的面积约为二十四平方米。因为早期已被盗，封土堆荡然无存，墓室上方的地平面又作为公路使用，墓室的高度便不甚明了。
总之，从墓室上部，直至墓底，在东西长六米、南北宽五米的范围内，大面积的填土十分混杂，显然是盗掘时所扰乱。填土内找出朽木六段，周边为圆形，没经加工，推测这些木头可能是盗墓者弃置的盗墓工具。在填土中还发现了大量块状的灰白土，以及零碎的砖石，而石块与砖块的质料又是和墓底出土的砖石十分相似的，这说明当初的盗墓者是用大揭顶的方式，明火执仗公开破坏的，绝非一般小偷小摸！
整个墓底居然没发现一块铺地的砖石，由此看出，那次盗墓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包公墓中的文物，更多的是一种发泄，而且，显得穷凶极恶！
清理的工作是十分仔细的。为了不让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被遗漏过去，下墓室的同志动作都是格外小心的，因此，进度明显慢了下来。
一天天过去，几乎一无所获。
这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大早就来到市政府广场，像往常一样，赶上开往东郊大兴集最早的一班公共汽车。车还未到终点站，就发现合钢二厂的张国麟站在站牌底下，急吼吼地朝汽车张望，车一开近，他便喜形于色地说：“有东西啦！”
二人忙问：“挖出了什么？”
张国麟激动地又是说，又是比划，可二人却越听越糊涂。不过他们还是明白终于挖到有价值的东西了，好像是块雕成人模样的木头。
跟着张国麟，他们一路小跑赶往现场。
原来墓底已经清理出来了，虽然没发现棺木及人骨的迹象，却在墓室的西北角，下距墓底也只有三十厘米的被扰乱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雕成人模样的木头”。
这是件木雕男俑。高三十四点五厘米，头部戴着冠状帽，帽的正面刻有一个清晰的“王”字，帽顶部平坦，正中有一圆形小洞；身穿方领长袍，腰束宽带，双手安详地叠放在胸前，作持物状，手中凿有一圆孔。整个形态，道貌岸然。
这木雕男俑说明了什么呢？
后来还是程如峰从《宋史》的《礼志》中破译了个中秘密。据《礼志》记载，大臣墓内置有“当塘、当野、祖思、祖明、地轴、十二时神、志石、券石、铁石”等随葬品。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八号墓”出土的这件男俑，便是“十二时神”之一。十二时神是用以报时的。按照中华民族特有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分别代表一个具体的时辰，那个木俑手中的圆孔就是用来固定这些生肖塑像的。
这么看来，“八号墓”墓室中原先就应该有十二件同样的木雕男俑，被掘墓者盗走了其中的十一件，而这一件显然是侥幸地遗留在了填土之中。
于是，墓主的身份便被进一步证实了：只有官至二品的包拯，才可能享有“十二时神”陪葬的殊荣！
这种结论，不久又得到另外的证实。在墓室南端的正中处，发现了一个用方形的砖砌出的台子。砖台的底部为原始生土，夯实后铺上了厚厚的石灰层，上砌砖台，十分坚固。毫无疑问这是置放墓志铭的砖台。原来“一号墓”出土的包公墓志，就是从这儿迁移过去的！
整座墓遭到破坏的程度，与包公墓志石被破坏的程度，完全相符。这一点又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再从整个墓群各坑位分布的情况看，这座墓虽被埋入公路，但它依然是坐落在黄泥坎的高处，有着高屋建瓴之势。其规模之大、构造之精，无不显示出墓主人的崇高的身份。
程如峰于是再次研究董氏墓志。虽然已经研究很多遍了，但他相信，人们的许多判断，常常是会被思维的定势牵着鼻子走的。开始发现“一号墓”里有两合墓志铭时，大家便不约而同地以为那可能就是包公夫妇的合葬墓，虽然地处偏僻，隐蔽，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打开“六号墓”，找出了董氏墓志石缺损的一角后，发现墓室很大，就又判断它肯定就是包公夫妇的原葬墓。现在重读董氏墓志，虽然还是那么一句“衬于尚书之茔”，方才意识到它的另外一种解释。
本来，“衬于尚书之茔”七个字，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最初大家只是把“衬于”理解为“陪伴”了。既然是“陪伴”，那肯定是夫妻的合葬；现在再琢磨，这“衬于”分明就是“陪衬”的意思。“陪衬”便不可能是一茔合葬，而只应是二茔邻葬。事实正是，这两座大墓紧紧相依，且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看上去有些相似，实际却是一大一小，一上一下，这样也更符合当时男尊女卑的世风习俗。
这才是真正的包公墓！
这座坟茔，既无文字资料可考，更无地面痕迹可寻，近千年来，守护墓田的人，却凭借着代代口传，将它的位置准确无误，铭记至今。为避免再次遭到洗劫，这条信息居然对包公后裔也进行了“封锁”，实在令人惊异！
假如夏广宏老人在这之前仙逝，那么，真正的包公墓势必将成为人世间一个谁也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假如，合钢二厂不是在此处建石灰窑，不是包公墓群必须迁移，这项清理工作不曾发生，那么，包公的后世子孙，千秋万代都会把董氏的坟头当做包公墓继续扫祭！
假如，董氏墓志不出土，董氏的墓室不大白于天下，那么，生前与包公相依为命的这位“诰命夫人”，会因为史书方志上无文字可考，包氏家谱上的张冠李戴，而永远沉冤于地下，无法被世人知晓！
假如，不是包公墓群的六合墓志同时出土，假如，我们轻信了史志和家谱，那么，包公前二代、后三代计六代人中，除崔氏一人而外，他们的所有的配偶，将无一幸免地成为尘封地下的历史秘密！
假如，是的，假如不是包公墓、董氏墓和崔氏墓三合墓志铭的相继出土，那么，人们将永远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为包氏家族延续香火，以至人丁兴旺，这其中多亏了包公身边的一个孙姓女子，和被《宋史》及家谱都搞错了名字的包公的次子包绶！
假如，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通过清理发掘才知道的发生在包公家族中的那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永远不得而知；包公的遗骨，也将可能随着时间的更迭，和常人一样，最后化为泥土，不可能再见天日！
历史的真相被保存下来，有时实在是十分偶然的。与之有关的任何一节链条，哪怕看上去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一旦断裂，就会连最重要的东西也尽数失去。然而，往往就在那些被看似最脆弱的链条行将断裂之时，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一个奇迹猝然而至。
夏广宏老人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个奇迹。
在程如峰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记下了对夏广宏老人最初的印象：他生于一九〇〇年，当时七十三岁。他曾干过十多年的石匠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石匠；他能如数家珍地向你道出那些地宫以及出土的墓志石都采自何处。他说包公地宫的石料，是从包公老家肥东县小包村的东大山上开采的；董氏地宫用的是红糙石，那是在合肥西门外的九里沟就地取材的；几合墓志的石料全来自巢湖边上的庐江县金牛铺，只有那里的大青石纹理细，绵性强，宜于刻字雕花。他提供的这些口头资料，和后来对石料产地的确定，都对包公墓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夏广宏老人回忆，大兴集黄泥坎这一带，土名曾叫“汪家圩”，最早就叫“夏家岗”。原先，他们夏家并不耕种包公墓田，他的岳父才是看护包公墓的传人。岳父姓邓，只生一女，邓女嫁给他之后，看护包公墓的事儿，便也落到了他的身上。
夏广宏说，邓家守护包公墓是世代相传。传到他这一代时，真正的包公墓早就没有了坟头。这个秘密也就成了只有耕种包公墓田的守护人才能知道。
夏广宏老人的这句话，引起了程如峰的格外注意。他于是联想起南宋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包公诞生二百周年时，淮西路安抚使王？之重修包公墓时，林至写的那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面就曾说到那次重修时除加高了坟头，还特地砌了围墙。于是，就根据林至的文字资料和夏广宏老人提供的线索，清理小组又对包公墓群的周围，试探性地进行了一次挖掘，居然就在包公墓与董氏墓之间挖出了宋砖砌出的一段墙墓！
这段墙墓，解开了又一个谜，这就是说：早在七百一十四年之前的南宋庆元年间，真正的包公墓就已经被圈出了“包公墓群”之外，就已经把董氏墓当做包公墓加以整修了。
可是，庆元年间又何以会干出这等荒唐事呢？
认真研究林至撰写的那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还是能够找出答案的。那里面说，“中更兵火，子孙流离”，包公墓“封丘荒颓，穿木剪拔”，“碣墓记藏”，以致闻者“为之恻然”。
不难想象，在林至的眼里，一场战乱，包氏子孙四处逃难，坟茔狼藉一片，包公的棺骨及墓志铭均不知去向。既然“封丘荒颓”，地面上的坟包已经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坏，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把董氏墓当做主墓重修，将包公墓圈出了包公墓园，也就不奇怪了；再说，偷偷迁葬包公棺骨和移走墓志铭的包氏后人，因为心有余悸，或是从保护好包公墓着想，明知官方错修，也不愿吐露半点真情，这些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问题是，如此重要的秘密，包氏子孙后来为什么会一点不知情？
为搞清这一谜团，程如峰又通过丁宁的帮助，一头钻进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他要在那些尘封多年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去解开这一谜团。
他终于注意到，从包公入葬，到宋宁宗庆元五年，这中间的一百三十六年，合肥就蒙受了三次金兵的侵扰。最大的一次兵火，当数“靖康之变”，金兵大举南下。《契丹国志》提到金兵灭辽时，就曾对上京乾川、显川等地的辽代陵墓大肆发掘，盗取金银珠宝无数，所有神殿烧毁殆尽。《历代帝王宅享记》和《历代陵寝考》中，也有金兵破坏北宋帝王陵墓的记录。从包公墓厚重的墓志碎成数块，地宫竟遭“大揭顶”的破坏来看，这绝非一般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盗墓者所为，多半是金兵。
金兵三次占领合肥的时间分别是：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和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兀术攻陷合肥，不久渡江南下，次年九月败回，宋兵收复合肥；绍兴十一年元月，金兀术再陷合肥，攻至合肥城东百余里的柘皋，后被宋将刘、杨沂中所败，二月退出合肥；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底，金主亮再克合肥，进至长江，在采石矶战败，退至扬州，后被部下所杀，这年年底，合肥复归于宋。
金兵占领合肥时间最长的是第一次，达十个月之久，攻势最猛，行径也最残暴，破坏包公墓的可能性最大。后两次侵扰的时间都不长，但金兵都是被宋大败之后的卷土重来，报复性的滋扰与破坏，其残暴与凶猛，甚至会比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二年中间，金兵拉锯似的三次出入合肥，作为宋朝重臣的包公之后，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度日如年，躲之惟恐不及，谁还敢把包公墓中的秘密吐露半句，天长日久，后来的子孙们不再知情，也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至于《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为什么没有明确写出包公墓的破坏者，程如峰认为，这个答案也只有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包公去世后的六十六年之后，北宋寿终正寝，虽其后出现了南宋，但就整个国力而言，已无法与北宋同日而语。尤其是南宋与金自“壬戌之盟”后，两国以淮河为界，宋已对金称臣，每年宋廷都得给金国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合肥距国境线淮河不过二三百华里，史称“边城之地”，作为南宋官员的林至，即使受淮西路安抚使王所托，撰写《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又怎敢触犯太上皇的尊严，指名道姓，署文勒石，直指金兵，以招来杀身灭族的大祸？
程如峰这些推测，很有道理，可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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