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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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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儿埋！”来人话说得很冷很硬。
包先长的心被刺痛了，他把戴在头上的那顶黑呢干部帽猛地抓在手里，用同样又冷又硬的语气说道：“就是队长不干，我也要埋！”说罢就把来人丢在一边，自己走开。
那天，包先长放开了酒量，喝得十分痛快。显然，他是喝多了，他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么一句话：“这队长就是不干，也要埋！”
大家的饭碗刚放下，公社书记又传过话，要大包村党支书包海明、大队长包先长、大队会计包遵国、大队老党员老劳模包遵林几个人，立即赶到公社去。
胳膊再粗也扭不过大腿呀，几个人一商量，觉得不去也不是办法，既然去了，就得把话挑明，看姓崔的又能怎么样。
大队的几个干部一出门，包训芝、包训素、包先友、包先福和包先学，也一个个脚跟脚地找到公社，他们实在气不过，也决心去同书记评评理。赶到公社大院，老远就听一个人的嗓门哑哑地在喊：“马上把那些棺材匣子送走，不然，我们就当场销毁！”
包训芝首先跨进门，极力申辩：“我们是组织上安排来的，不是来搞宗族迷信活动的。”
那人的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还是那句话：“你们带回去，不然就地销毁！”耐心解释，屈身求情，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从公社走出来时，包先长以大包村族人代表的口吻向包训芝等人说：“你们先回合肥，这事就交给我们。”并特别关照，“这事也就我们几个人知道，暂时别往外说，免得让其他人担心。”
回到大包村，包训芝、包先福和包先学就随合钢二厂张国麟和王占魁返回了省城。程如峰不知道公社大院刚发生的事情，以为一切都办妥了，就提出想去看看包公的诞生地。他邀上吴兴汉，步行去小包村，好在小包村和大包村之间离得已经很近。
在小包村，他们遇到了十分热情的包礼凡。包礼凡正抡着大锤砸片石，在忙着盖新房。听说他们是送包公遗骨过来的，顺便想看看包公的“衣胞之地”，就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活，把他们邀到家中，亲切地攀谈起来。
包礼凡说：“这里已经不叫包村，破‘四旧’时改成了小李蛮生产队，属解集公社大杨大队。全队八十多户，五百来人，姓包的占了二十二户，一百二十多人。解放前，姓包的都很穷，常常被人欺压，附近七八个队没有一户姓包的地主，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
也许小包村的故事人人都会讲，要不就是碰到了一位出色的导游，包礼凡带着他们四处去看包公的遗迹，并结合遗迹讲一些神话般的故事，让人听了津津有味。
若干年后，我们带着对包拯的敬仰之情，去走访他老人家的衣胞之地小包村时，原也想见一见那位包礼凡，遗憾的是，始终也没有找到他的家。不过，我们碰到的任何一个村民，不管是不是包家的后人，也都可以说上一大堆包公与小包村的故事。
那天，包礼凡带着程、吴二人首先登上了凤凰山顶。这是一座并不高峻的山冈，方圆八华里，离村极近，在东南方向。山上杂草丛生，小树稠密。包礼凡说，这山本叫柴山，包公幼年常在山上与村里的一群孩子玩耍游戏。他说当时包公家里很穷，他母亲怀他快临产了，还上山打柴。一天，她正在打柴，忽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她知道胎儿在躁动了，立即捧腹蹲下，休息一下然后再走。就这样，她每痛一次就又捧腹蹲一下，在她蹲过的每个地方都长出了一个小土包。她一共蹲了十三次，山上就隆起了十三个土包。人称“一里十三墩”。
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们确实看到凤凰山的山头上尚存有六七个隆起的小包墩。不过，程如峰心里清楚，因为他早从包氏家谱中知道，凤凰山上的这些小土墩，其实是包家的老祖坟。这些坟墓应该是包公的先人墓。也许包礼凡也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说穿。于是他也就装糊涂，不愿打断包礼凡的兴致。
从山上下来，包礼凡把他们带到村边的一口荷花塘。塘面不过一亩田大，已是秋后的季节了，水面上东倒西歪地横陈着一些莲荷的枯枝败叶。
包礼凡说：“包公刚生下来时，全身漆黑，不哭不叫，他父亲以为生了个妖怪，就把他扔到荷花塘里。那一塘密密麻麻的荷叶竟托住小包公。他睡得正香呢，他的大嫂子出来洗衣服时发现了，猜想一定是刚生的小弟弟，就偷偷抱回房里，暗地哺育长大。所以在我们包家，自古就有长嫂如母的说法。”
这故事显然是编排的，是把崔氏哺育包绶的故事，移花接木到了包公的身上，还演化出一幕著名的包公戏《赤桑镇》。
程如峰却宁愿相信《庐州府志》和《合肥县志》上有关这口荷花塘的记载文字。说包拯从小就爱和村上的孩童一起，在这塘里摸鱼捞虾钓鳅掏鳝；每逢赤日炎炎的夏季，他总是爱跟小伙伴们一道在塘中洗澡嬉戏。
与荷花塘隔上几条田埂的地方，有一口水井。包礼凡介绍说：“这井，叫花园井。井很深，大旱不干，大涝不漫，水味甜美，包公就是吃这井里的水长大的。”
正说着，一位前来打水的五十来岁的妇女热情地插上一句：“包公就是在那里出世的。”她用手指着前面五十米远的一排平房。
程如峰笑道：“这都是九百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知道？”
中年妇女说得很认真：“我住在那里，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说的。”
她的话立刻使程如峰想到了夏广宏老人。是呀，来自民间的传说，有时你不得不信，正是夏广宏的先人，世世代代口传下了包公墓的确切位置。
程如峰对中年妇女的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觉得她的话极可能会有真实的不见诸文字的历史。从建筑考古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庄园的格局，大都是前宅后园，住宅的后面大都辟有花园，现存的曲阜孔府就是最好的例证。花园井说不定就是在当年包公住宅后面的花园之中，包公在这里诞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绕过花园井，穿过那一排后来建起的低矮的平房，在一个村边水田里，他们看到了一块约有簸箕大的土堆。包礼凡说，那便是包公的衣胞地。
衣胞，医书上称胎盘。按旧时的习俗，孩子生下地，胎盘是要拿到外面的野地里埋掉的，不像现在那样用来做补药。
说着，包礼凡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他说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大清官如今变成了大坏蛋，比贪官还坏，原先这儿还有个小庙，庙前有块磨盘大的青石板，现在庙拆了，石板也被人敲碎揭走了。
“包氏宗祠还在吗？”程如峰问道。
“多亏改办村里小学了，不然，也就毁了。”
程如峰和吴兴汉在村庄的北头找到了这座包氏祖祠。这是一座清代中晚期建筑，前后两进，每进都是三开间，中有小院，灰砖小瓦。虽古朴简陋，却处处透出典型的江淮地区民居的特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改中国所有祠堂大门朝南开的定式，它的大门是向北洞开。为什么这样做，包礼凡说，听老辈人讲，这是因为北宋的京城在黄河边上的开封，门向北，就表示忠于大宋；也有的讲，这是包家有意标新立异。
小包村的确有好多与众不同之处：人们一般都是选在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包家却在腊月二十四；人家正月初三晚上送年，包家却定在正月初四早晨；正月十五玩灯，通常要在十三试灯，他们却在十四；包家祠堂朝北开，正是这种思维与众不同的反映。
在祠堂院子的左侧有一溜青石板台阶，从地面一直铺上高高的围墙。显然并不是为了供人上墙，更不是上楼，因为无楼可上。细问后才知道，当年修建这座祠堂的十八个包氏后裔，祠堂修好后不久就相继去世。后人为纪念他们对包氏的贡献，给每人筑一个台阶，让后世永远记着他们。
程如峰数了数，不多不少，正是十八级台阶，它们无声地架在那里，和整个祠堂融为一体，令人肃然起敬。
这种创意，以及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奇特，可奇特的是，祠堂已经相当陈旧了，但过堂和正堂的屋梁上，却干干净净，根本找不到蜘蛛爬过的痕迹；并不平整的墙壁上，也看不出明显的灰尘。守护祠堂的人也感到奇怪，因为除了地面，那些地方他们从来就没有打扫过，竟总是那么干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这事压根就不会有人相信。守护人的解释是：当年修建祠堂的那十八个包氏祖先的灵魂并未离开。
有一段时间，祠堂曾经改为学堂，为防冬天的北风侵袭孩子们，只得把门改向东，门旁边的一个窗子，还用木板封了起来。程如峰透过网状的铁丝窗，惊异地发现：木板上绘制有河流般的墨线，墨线上写满了一个个人的名字！原来封窗用的竟是包村的木板谱。过去修一次谱不容易，既要有经费，又要有人才。一些人丁不多、财力不强、人才缺乏的姓氏修不起谱，但又怕长期下去，世系中断，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把世系写在木板上，或者布帛上，称为木板谱和布谱。那都是极少见的。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标本。可惜木板早已经在日晒雨淋中变成了灰褐色，与木板上的黑线反差很小，难以辨清。
他痛心地直甩头。他摸出一张纸，仔细地揩去“木板谱”上的尘土，为这扇奇特的窗户拍了一张照片。
第十五章遗骨偷埋
在故乡的龙山脚下，在大包村村边的空地上，青天大老爷包公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守在边上的大包村大队的大队长包先长，一夜没合眼，眼睁睁望着这些虽然归乡却不准入土的祖先的遗骨，欲哭无泪。一介草民，尚有三尺之地，千年的忠魂，却不得一黄土。这是什么世道啊！
为了保住老祖宗的遗骨不被销毁，第二天，包先长只得委曲求全，让人把十一个木棺匣子重又送回合肥。这样，十一个小木棺就被运到了包遵元家。
怎么可以把这些装有老祖宗遗骨的木棺匣子，就这么放在家里？包遵元急得在屋里屋外直转悠，脑袋都想痛了，也不知如何是好。这天，他约上包义旭，二人一道来到市文化局，找到程如峰。
程如峰听完了二人的讲述，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响，才知道莽莽庐州沃土，竟无包公的葬身之地！
再去找文集公社的领导谈，肯定是对牛弹琴了。只有请更高层的领导出面干预，给肥东施加压力，这事或许还有解决的可能。可是，又该去找哪一位领导呢？
最后，程如峰领着包遵元和包义旭去见吴兴汉。吴兴汉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从文集公社党委书记那张写满“阶级斗争”的脸上，已经预感到了这事的棘手，只是没料到，事情会僵到这个地步。
经过一番努力，吴兴汉从省“万岁馆”政工组开了一张致肥东县革委会政工组的正式函，说明包公遗骨迁葬是上级的意图，是合肥钢厂建设的需要，并不是包家在搞宗族活动，以此来打消文集公社的顾虑。
这封公函已发往肥东时，程如峰的心上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谁知，仅隔了几天，程如峰家的门又被包义旭和包遵元敲开了，两人愁眉紧锁，一副想哭的样子。
程如峰忙让二人进屋：“还没解决？”
包义旭直叹气：“没解决不说，包先长整天挨批斗，广播站在全县的大小喇叭里，点名批判他搞宗族帮派活动，对抗运动，说他搞反攻倒算，搞复辟。”
程如峰紧张地问：“包公遗骨现在放在哪里？”
包遵元说：“放在我家呢。”
放在家里当然不是办法，程如峰想了想，说：“你们是不是跟原来包公墓的所在地合肥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的干部商量商量。清理墓地时，我们相处了几个月，关系很好，可以求他们帮助找块地方把遗骨埋了。”
包义旭也觉得只能这样。况且，他在清理小组也呆了几个月，双圩大队的不少干部，他也闹熟了。可是，去了大兴集才知道，双圩大队的所有山地均被合钢二厂征用了，剩下的全是水田，没有可供墓葬之地。
包义旭和包遵元又白跑一趟。
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似乎都想到了，剩下的，只有绝望。
包遵元从大兴集回到前进新村的家，怒火中烧，只想骂人，他把茶碗摔得叮当响。老伴怕老头急出啥病，就细声相劝：“干吗发这么大火，再慢慢想想办法。”
包遵元双眼布满了血丝，痛苦地喊道：“还有啥办法？啥都别指望！”忽然，他冲进里屋，操起了棍棍棒棒。
老伴吓坏了：“你，你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让老祖宗和我们一块住！”
包遵元满屋子找着废旧木料、铁丝、钉子和油毛毡；老伴终于明白了，也忙去做帮手，在自己屋外的山墙边上搭出个披厦，然后，把装有老祖宗骨头的十一个棺材匣子统统搬进去。
就这样，曾经让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闻风丧胆的包老爷的遗骨，竟然在合肥前进新村一间简易的披厦里，度过了一段羞辱而又辛酸的日子。
眼看立冬了，小雪过后是大雪，转眼间冬至又到了。冬至一过，江淮地区便进入了数九寒天，一天冷似一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的第二天，正是个星期日，大包村的包先正，同包家女婿黄其荣，赶着毛驴，拉着小板车，到合肥来运饲料。每次大包村来人，如果当天走不了，一般就在包遵元家歇脚。这天，包遵元特地把包先正和黄其荣邀到家中，同时，把包义旭也请了来。
包先正因为耳朵确实有点聋，加上平日很少说话，就得了个“聋子”的绰号。他个子很高，长得挺壮实，长方脸，往屋里一站，透出几分英气。特别是他为人忠厚，不掺一点假，这一点在大包村是有口皆碑的。包遵元这时想，祖宗的遗骨就这样放在山墙外的披厦里，经过这几个月的冷处理，风声也渐渐过去了，外边又是天寒地冻，这正是偷葬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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