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5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陈裕民是位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女同志，爱人曾被打成右派，她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夫妻双双被当时的合肥工业大学“扫地出门”。现在，爱人右派分子的帽子才摘下不久，她也刚刚得到平反。程如峰把这样的“海外来信”交给了她，她也感到十分为难，就说：“我当着你的面，咱们先把信打开，看看什么事再说。”　
　　陈裕民拆开信封，竟掉出一张名片来。　
　　原来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寄来的。因为这位美籍华人在信上使用的是中文，所以读起来没有一点语言障碍。他说，他看过中国的《光明日报》，读到了程如峰的那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知道程如峰是发掘包公的当事人，掌握了一整套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使他兴奋良久，就开始到处打听程的住址，好进一步地取得联系。恰好这期间《安徽大学学报》在《光明日报》上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公布了他们近期发表的论文目录，这其中，又正好有程如峰的那篇《解开包公墓之谜》，可把马幼垣教授乐坏了。于是他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立即给《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写信，了解到程如峰的通讯地址后，就直接把信写来了。　
　　陈裕民不敢做主，不知这样的信能不能回，索要的包公墓资料该不该给。她喊来文物处的年轻人彭国维，让他拿着这封信去请示市委宣传部。　
　　合肥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郭力如听了汇报，看了信，也犯起了踌躇。因为大家都知道：“外事无大小”，宣传部当然也就不敢随便决定，不过，他倒也热情，亲自带着彭国维，去省里请示文物局。　
　　安徽省文物局局长洪沛，原就在省委统战部工作过多年，涉外的事没少接触。他看完马教授的来信，立即表态：“省文物局不提供此类资料！”但他又十分爽快地说明，“这封信是写给程如峰个人的，他掌握的资料给还是不给，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请示有了结果，这就是组织上不过问，一切由程如峰自行处理。程如峰哭笑不得。因为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组织一步，现在遇到这么大一件事，市里不表态，省局不过问，一切由他自个儿拿主张，他想，是政策真的放开了，还是大家都在推诿？　
　　这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说不久前市里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合肥市外事办公室。他便抱着几分侥幸的心理，决定去咨询一次。为了不给领导添太多的麻烦，去前，他拟就了一个回信的草稿，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具体地听到他们的意见。　
　　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树志，是个人高马大、办事干练、思想解放的人，听了程如峰的介绍之后，朗声一笑，说道：“好事情！给你写信，你就回。”　
　　程如峰忙取出信：“请你看看，这样回信好不好？”　
　　王树志摇着手，连连说道：“不必，不必。私人的信件我怎么可以看？”　
　　但程如峰还是掏出了自己写好的信：“那请你给我把把政治关。”　
　　王树志奇怪地说：“个人通信自由嘛，把什么关哟？”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似乎显得很可笑，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会认为是在小题大做，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样，不可名状的“政治”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弄得人人自危，难释杯弓蛇影之虞。　
　　程如峰回信的思想关算是过了，业务上的问题，他觉得还需要认真对待。这时，“安徽省毛泽东思想万岁馆”已恢复成了先前的“安徽省博物馆”。他又去馆里请教吴兴汉：“可以把有关包公墓的资料寄到海外去吗？”　
　　吴兴汉想了想说：“我们这个行当有个规矩，考古发掘，在发掘的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之前，资料一般是不向他人透露的，更别说透露到国外了。”　
　　程如峰见吴兴汉提到了一直在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于是问：“何时能发表出来？”　
　　“估计快了。”吴兴汉说，“就发在最近一期《文物资料丛刊》上。但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具体啥时出来，还说不准。”　
　　程如峰回来后，便给马幼垣教授回了信，并作了认真说明，待正式的发掘报告一发表，他马上就会寄一份过去。　
　　一九八一年六月，程如峰从吴兴汉那里终于取到了发表日期为一九八〇年五月，却迟到了整整一年的《文物资料丛刊》，他立刻把有着包公墓群发掘报告的这期刊物，邮往了美国夏威夷大学。　
　　刊物寄出后不久，程如峰就先后收到马教授寄来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报纸杂志。原来马幼垣教授根据他邮去的那些资料，已经把中国大陆有关包公墓群发掘的消息以及研究的成果，都披露给了海外华人。　
　　程如峰为马幼垣教授提供了方便，马教授也及时地给他反馈了国际上有关包公研究与传播上的信息，还特地寄来了他的新作：《中国小说史论集稿》。　
　　读了马教授的书，程如峰才知道，马幼垣原来是美国研究包公的专家，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龙图公案”考》。《“龙图公案”考》的引文多达二十三种、一百二十多条，几乎涉及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和日本东京等各大图书馆，其占有资料之多，显其功力之深，使程如峰方知天外有天！　
　　长期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大陆的老百姓，除了知道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中国是越南“辽阔的大后方”，苏联是翻了脸的“老大哥”；知道古巴有个卡斯特罗，南斯拉夫有个铁托，柬埔寨有个西哈努克；知道朝鲜产苹果，伊拉克产蜜枣，除此而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现在，程如峰只结识了一个马幼垣，他的面前，就好像洞开了整个世界！他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研究包公的大有人在。包公早已经走出了国门。我们关起门在这儿起劲地批判清官，可是清官包拯早已经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然，包公的形象和故事，外面大多是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法国著名剧作家裘利安，就把包公戏《灰阑记》译成了法文，把包拯介绍给了法国观众；后来，汉堡大学教授佛屋路凯又将法文译成德文，使得中国的《灰阑记》在德国赢得了知音；再后来，日本的新关博士又根据欧州流行的译文，译成日文，从此，一代清官直臣包拯便越过中华大地，走向了世界。　
　　朝鲜作家骜溪萸将《三侠五义》改编成《包阎罗演义》，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又把《包阎罗演义》校点后在韩国出版。《龙图公案》一百多年前就被泰国翻译过去，风行一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乔治·海顿，也早把《陈州放粮》、《乌盆记》、《后庭花》三部包公戏译成英文，系统地介绍给了美国读者。汉学家特里克·海南教授还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盛赞包公的“刚正、勇气和机智”，以及“将有权势的恶人拉下马”的勇敢精神。　
　　海外华侨就更是信奉包公，他们把包公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还把包公作为理想中的正直之神，到处立庙塑像，虔诚奉祀。近年来，澳门政府甚至形成专门的规定，把包公庙视为重点文物依法保护。　
　　说到台湾，早在清乾隆年间，台湾云林县便有了包公庙。经过二百多年的拓展壮大，现已庙貌恢宏。仅接待香客住宿的酒楼就有三千床位。高雄、桃园、彰化、南投、台中等地，均建有包公庙或包公会社团，以至包公的英灵普照宝岛。　
　　在世界七大洲的众多国度，包公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包公的研究工作，更是空前活跃。　
　　程如峰了解到包公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包公故乡的文物工作者是多么幸运和自豪，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总之，他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了，于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第十八章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合肥市与日本久留米市结为友好城市。一九八〇年，在结成友好城市一周年之际，久留米市市长近见敏之率团来合肥访问。他们知道合肥是著名的“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就提出要看一看包拯和三国时期留下的遗迹。这让合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很为难，因为作为“包拯家乡”，仅有的包公祠和包公墓都遭到了彻底破坏，已无“迹”可看；作为“三国故地”，曾发生“张辽大战逍遥津”的逍遥津虽然还在，却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特色，成了一座普通的公园。倒是明教寺的古建筑群保留了下来，多亏了当年这地方被工厂和机关占用了，占用的地方虽然已被收回来，但也都正在修复之中。　
　　于是只有请近见敏之一行去参观正在修复中的明教寺。于是日本友人穿过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来到大雄宝殿尚存的佛像前，点燃了“文革”以来的第一炉香。　
　　日本友人的光临，使得明教寺的修复工作加快了。这年九月底，便圆满完成。同时，合肥出土文物陈列展也布置停当。十月一日，第一批前来观光的，仍是日本久留米市的客人。这次是议长黄木良人率领的三十六人代表团。十月二日，才正式对外开放。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一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再没有见到过与各种运动无关的“陈列”或是“展览”了，因此，公开开放的第一天，明教寺的门前，人山人海。事先设置的四个售票亭，不到十分钟时间全被挤垮。被挤得东倒西歪的人群很快失控。由于公安干警的及时赶到，并果断地宣布一切活动暂停举行，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　
　　直到了十月四日，明教寺才敢悄悄向外售票。但风声还是传了出去，寺内寺外，依然是人头攒动，一日之内竟接待了两万三千八百余人。　
　　这几件事，对程如峰来说，感慨颇多，刻骨铭心。这使他看到，经过令人窒息的十年动乱，人们多么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也表明，文化遗产，人文景观，对提升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又是多么至关重要！　
　　　　　这期间，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科委主任徐获、建委主任陈衡等人回访久留米。回来后，向市直机关干部做了一次访日报告。谈到日本非常重视名胜古迹，特别强调保持原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轻易改动。说福冈市有座七百年历史的太宰府遗址，其实只剩下排列有序的石础和零星残缺的石柱了，但他们仍原样不动地保护起来。尽管日本的地皮十公紧张，甚至达到“寸土寸金”，但太宰府遗址不准占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现在遗址旁边按照柱子的排列，复原了一座太宰府模型供人对照和游览，而不是铲掉一处真遗迹，找个地方再造一个假古董。日本的中学生在高中阶段，学校就会专门安排时间，让学生免费参观重要的名胜古迹，以提高本民族的自尊心。　
　　这些话，对程如峰触动很大。他想，“文革”期间，中国的公民，尤其是涉世不深的中学生，甚至包括大学生，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歇斯底里地去破坏中华民族五千年所创造出的那些文化瑰宝，其损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破坏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程如峰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鼓舞，他预感到，中国文物事业的又一个春天或许就要到来了。　
　　想到这些，他竟心旌摇动，兴奋不已，提笔给丁之书记写了一封人民来信。万变不离其宗，他信中的内容依然是念念不忘的包公，他祈盼合肥市人民政府能将包公祠也修复好，把包河公园进一步地建设好。　
　　不能说丁之对这封信不重视。接信后不久，他就作了批示。他把信批给了市政协。　
　　为什么要把有关包河公园建设的信，批给政协？程如峰至今弄不懂。丁之已经去世，这事我们也无法再去查实。也许，他只是文教书记，公园建设这一类事情不是他可以解决的，程如峰本来就不该将这样的建议写给他。也许，他负责的部门，连个油印的刊物也没有，政协却有个很不错的杂志。事实是，丁之把信批给政协，程如峰有关包河公园建设的第一次献言，就被公开发表在了《合肥政协》杂志上。这一点，程如峰还是感激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白忙一场。　
　　当然，事情远不如程如峰想象的这样简单。　
　　一场文化大革命，闹腾了整整十年，如今没谁再提包公是“牛鬼蛇神”，甚至说他比贪官还坏，但是，谁都知道，历史上关心包公，重修了包公祠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至少当时还没谁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了，大家都在大干现代化，可以说，百端待举，啥事不能干，干吗非得去干历史上卖国贼起劲干过的事？　
　　包河公园是要建设，究竟如何建设，管这事的自有主张，不可能会受到程如峰“建议”的影响。他们不仅早就在包河公园旁边建造起了一个大型的“宇宙飞船”，“电动马游戏场”的工程也正在积极的筹备之中，接着，“港商愿意捐钱在包公祠盖个大酒店”的风声也就传出来了。　
　　程如峰开始还有些不信，经过四处打听，他终于从副市长吴翼那里，获悉有关领导确有“把包河建设成为现代化公园”的意图；又在省政协副主席潘锷章处得知，包公二十九世孙、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已经打算捐资的准确信息。　
　　他差不多惊呆了。　
　　本来，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包公祠，在合肥市已经有了专业文物部门的情况下，就应该将它交给文物部门管理，这才合理合法。但合肥偏偏不是这样，把它划给了园林局。这样一来，园林系统就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园林建设的思路，去搞一些与文物，甚至于与文化都毫不相干的娱乐游戏设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河公园几百年来所营造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