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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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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林斤澜接触最少的。当我在林斤澜前门西大街的家里谈到要写“林斤澜和沈从文、老舍、茅盾”时，他说：“我和老舍、沈从文是有东西的，我与茅盾你怎么写呢？”我说材料少是少，但也要写。
１９４０年１月，林斤澜１７岁，决定要到延安去。组织上把线路排好，林斤澜先到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边上有个书店，书店中有店员会告诉林斤澜怎么走。到达重庆后，意外出来了：向店员递暗语，店员没有好声气：“走走走……我们忙着！”态度有时甚至是恶劣，样子似乎是装给别人看。事后林斤澜知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气数将尽，面子上的装欢已经艰难，次年不是有皖南事变吗？
２００３年我到重庆，看了“八路军办事处”，边上什么书店已经了无踪影。了解到１９４０年的时候，戴笠的公馆就在办事处的边上。对共产党人的监视和控制，其实早已开始。走投无路。我无法想象少年林斤澜走投无路的样子。——百无聊赖之中，林斤澜想起了茅盾先生。林斤澜在小学的时候，就读过茅盾的《子夜》等不少著作。他在散文中多有提起。如回忆小学生活的《月明星稀》，开头就说：
《鲁迅自选集》、《茅盾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李老师黄老师都叫买，叫多买几本，在高年级几个班上传阅。
当年为上学方便，我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有回我把《茅盾自选集》带回家去，外祖父在烟榻上读了。还给我的时候问先生叫买的吗？我说是。又问喜欢看吗？我也说是，外祖父默然。
重庆这个时候，鲁迅已逝，在林斤澜，茅盾就是一盏明灯。林斤澜了解到，茅盾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邀请，于１９３８年底抵达迪化（现为乌鲁木齐），在杜任院长的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并被新疆“土皇帝”盛世才任命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
少年林斤澜便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新疆学院读书。茅盾很快就给林斤澜回了一信，告诉林斤澜不要到新疆来，要林斤澜“就近上学”。署名是“沈雁冰”。
林斤澜对我说：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茅盾在新疆也呆不下去了。”
关键是盛世才这个人。这个人在抗战之后，制定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在当时，姿态相当进步和开明。并与共产党达成统战。毛泽民、陈潭秋、邓发他们都到新疆工作了。但盛世才毕竟是个官僚，是个政客，政客和官僚这东西表和里是不一的，说和做是不一的，前和后是不一的。他在新疆实行的同样是特务统治。毛泽民访问茅盾时就说：“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征。他对我们延安来的人很客气，奉为上宾，但从不交心。”
到了１９４０年的时候，茅盾觉得新疆的气氛已经很不好。从《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可见，林斤澜给他写信的这个时候，他正想逃离新疆。他是５月份逃离的。这个，林斤澜怎么知道呢？
林斤澜说：
“我就按照茅盾先生的话去做了，考上了设在重庆北温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我问：
“茅盾给你的这封信还在不在呢？”
林斤澜说：
“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丢失了，是怎么丢的，现在就想不起来了。”
在人生中，有时一个细节就显得极其重要。对林斤澜来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有了这封信，他才下决心，考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都正儿八经地做了林斤澜的老师。这些老师都不是等闲之辈，大大开阔了林斤澜的艺术视野，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斤澜和茅盾重新通信已是１９５５年以后的事了。林斤澜说：茅盾二十年代就同毛泽东一起工作过，后来又是鲁迅身边的人，该说是“曾经沧海”。茅盾建国初只做了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主编两个刊物：《人民文学》、《译文》。林斤澜回忆道：“文革”中，北京文联图书室里茅盾的《子夜》被卸下书架。林斤澜惊讶，《子夜》是“左联”的门面之作，怎么会下架呢？怕是茅盾也出事？忙向图书管理员打听，答曰是照单子下的。又问单子上怎么说，答曰只有分类，没有细说。再问《子夜》归入什么类，图书管理员背对众人，屉开一缝，密查书单，查定答称：“黄色类。”这是后话。
林斤澜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４年之前，全国小说年选，差不多每年都有他的小说。难得茅盾常有信来，而且是主动来信。信的内容是关于林斤澜的小说。林斤澜说：“茅盾来信也问意见，但大部分说的是我小说的缺点，说你哪里哪里写得不好。这非常管用。”——被年选选中了，当时当然是优秀小说，是茅盾赞成的；可是茅盾全说缺点，说缺点对人帮助大，又防青年作家飘飘然。用心良苦。
茅盾仅仅给林斤澜一人写信？大约不是。那么茅盾给每个被年选选上的作家写信吗？大约也不是。我问林斤澜这些信件还在吗？他摇了摇头。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一些重要的信件交给他二姐保管。他二姐也住在北京城，是个教员。等风头过去一问，不料他二姐早已把信件统统烧掉了！
林斤澜认为，茅盾为人极好。茅盾崇高，又有雅量，他对下一辈作家非常爱护。他举了一例：刘绍棠“鸣放”的时候，竟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有“时代性”（指革命时期）、“年代性”（抗战时期）、“时间性”（延安环境）。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作协对刘绍棠进行批判。当时林斤澜在场，屏声静气地听。茅盾首先发言，为的是定调子，他是想保护作家，保护刘绍棠的。茅盾说：“你刘绍棠少年得意，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无知。”林斤澜说：“茅盾不说刘绍棠反动，而说刘绍棠无知。无知的原因是少年得意，无知好办，通过学习可以改变，可以进步。倘若是反动，那就要打倒。他想对刘绍棠保护过关——后来反右太厉害了，刘绍棠划了右派，那是另一回事。”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中说道：“有一位前辈作家德高望重——他当得起这四个字，不说别的，单单终生关注一茬儿一茬儿的青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就够楷模。”林斤澜作文，大多不指名道姓。他对我说，这“有一位前辈作家”，指的就是茅盾。
林斤澜说，很早的有吴组缃，他的《录竹书房》、《一千八百担》就是茅盾发出来的。林斤澜说得没有错。朱自清早在１９４５年６月，就有短文《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第二段写道：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
林斤澜说，１９５１年初，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虽然并不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林斤澜还举例《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她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他满腔热情地介绍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王愿坚也是一个。还有杨沫。林斤澜说，《青春之歌》红一阵后，开始发紫发黑，批判浪涌。这时茅盾说：“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确是这样的。”杨沫立刻月白风清。
２００４年３月，林斤澜把一本《茅盾手迹精选》交给我。满面笑容，说是刚刚出版的。“你看看，这是５０年代中期的事情。他看了我的小说《一瓢水》，用便笺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对林斤澜非常重要，全文抄下：
《一瓢水》林斤澜。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赵找草药郎中，翌日就好了，再上路。小刘留写得还可爱。老赵工作好，负责，但是心境不好，家里闹离婚（原因是老赵工作忙，不能回家，而老赵因此也苦闷，在病中呓语，有“叫她到疯人院里找我”之句，盖谓如此下去，自己也要变成疯人也），很少和小刘留搭腔。写小刘留扶病人找草药郎中的住处，他的举动，都带上阴森森的味道。有几处使人惊心。
全篇共七千五百字左右。
可以从两方面评价这篇小说。如果要否定它，理由可以是：不知作者要拥护的是什么，要反对的是什么。（这是一句老调了，但常常被作为不可辩驳的尺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草药郎中还要仗剑作法，巫医不分，写草药店老太婆迷信说见过鬼；而且，还可以质问作者：写满街人家都糊红纸，“红艳艳，昏沉沉”，是何所指？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诬蔑我们的制度等等。
但反过来，如果不这样“深刻地”去“分析”，则此篇的最大毛病亦不过是写了一写，不能不说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懂得怎样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他的那些招来指责的描写，大部分属于这一范畴。那么，看了全篇后，是不是引起阴暗消沉的感觉，即所谓不健康的情绪来呢？我看也不见得。
如果我们不愿神经过敏，以为这个作者是“可疑人物”，作品中暗含讽刺，煽起不满，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一想：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力的作者，倘能帮助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这样，就可以考虑发表他的作品，同时给以指导——这可以联系几篇类似的作品写一篇评论的方法，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而着重地具体地指出作家最重要的一步是选择题材，而选材也者，实即作家对人、事的看法（即所谓立场）和洞察力（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考验，我们所以常常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之重要，也即是如此。
看得出来，编辑部对《一瓢水》有争论。茅盾写这封信的意向非常清楚，即把《一瓢水》发表出来，推动这位“有点写作力”的青年作者“前进一步”。
林斤澜说：
“这是１９５６年的事情。《人民文学》已将《一瓢水》退还给我，不料编辑屠光群来到我家，把《一瓢水》讨回去。这篇小说发在５、６月合刊上，这期上还有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那一期很有名，几个人被打成右派。——怪不得《一瓢水》发表以后，我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就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在《林斤澜文集》第一卷中，《一瓢水》是林斤澜发表的第八篇小说，这以后《人民文学》发的《草原》是他有些分量的作品，《台湾姑娘》使他成名走红，《新生》和《赶摆》让同行叫好。倘若没有茅盾的这封信，有没有今天的林斤澜，非常难说。
但林斤澜对我明确地说：“茅盾先生尽管道德高尚，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是主题先行，我不能同意。他有明显的偏见。比如说，他早年竟说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碗清汤，上面飘着几点油星。”
有一回，林斤澜说北京有个年轻评论家，给现代作家排座次。一是鲁迅，二是沈从文，三是曹禺。鲁迅之后，小说是“一城两传（《边城》、《呼兰河传》、《铁木前传》）”。林斤澜微笑着，好像是同意这种排法。我说：“《呼兰河传》漂亮，但萧红的名字总不响亮。”林斤澜说：“问题就在茅盾。萧红不是革命者，死后，１９４６年《呼兰河传》出版时，是茅盾作的序言，序言基本上对《呼兰河传》持否定的态度。”在《呼兰河传·序》中，虽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茅盾的重点却是这么两个段落：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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