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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到哈佛-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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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一直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或者以为是这样。不吃东西，即便托盘里的一点点食物看起来都可以吃；不跑到六英里不停止跑步。
如今我拥有了一名青春期男生那绷紧的三层肌肉的腹部。从侧面看它起皱并下陷、收紧。我已经消除了我作为女性的身体，那些柔软冗余的部分，那些过度的皱折，那些肉垫。我先前女孩子身体的影子已经消失了——它溶解了，消失了，沉坐在我腹部光滑的肌肉线条里，代替食物给予我安慰。我柔弱而笨拙多余的欲望沉到了内心，我女性的欲望尚未出世。
可是欲望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露到表面，我可以在双臂上看得到它。渐渐地，体毛每个星期都在手臂上长得越来越多。这是什么花招？体育在男性化我吗？
在一次锦标赛前的晚上，我得减轻六磅体重，否则我无法参加112磅级别的比赛。“别担心。六磅，没问题。”189磅级别的一名队友对我说。我想到的是，对一个112磅重的人来说，要减掉六磅比一个体重189磅的人要难得多。
下午6：00训练结束后，我没有吃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晚饭。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待到差不多晚上9：00，在室内田径场跑了186圈，将近十一英里。我身上穿两件T恤衫，三件汗衫——其中两件是带连衣帽的——戴了一顶很重的编织帽。好几层紧身衣服、绑腿和汗裤用来确保我会出汗，一滴一滴地，几盎司到几磅地，咸咸的汗水从我过热的毛孔里流出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跑步者和健身狂们看着我的行头，好像我有点疯了。我只看着钟和木跑道以及接近的喷水池。我嚼益达无糖口香糖，一块接一块。口香糖吃起来跟牙膏毫无二致，而且，由于我已经脱水，口香糖在我口里感觉像是薄荷味的灰尘。我在舌头下保留一点点口香糖味的口水，每跑完第二圈吐到喷水池里。我准确地数着我跑了多少圈，按照我到达喷水池的次数来计算。偶尔我会用水池里冰冷、美味而折磨人的水漱口，但当心着不要咽下任何一滴。
这完全是个游戏，一个在一夜之间“减掉”体重中六磅水分的自欺欺人的方法。我最后感到虚弱、晕眩、寒冷、站立不稳。我跑完了无数圈，我身上一层层衣服沉重无比，被那弥足珍贵的几磅体重浸湿透了。我走进一月的空气中，气温只有华氏十五度，汗水变得冰冷。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设法穿过一堆堆的冰走到地铁站，身上包着又冷又湿的衣服。我终于踉踉跄跄地走进起居室，只有力气换上三层新的衣服，然后不省人事地崩溃在许多层毛毯下面，湮没在一个黏乎乎的炽热的黑夜里。我从未感到被如此耗尽，如此噩梦般的不真实。
我把自己逼得太过头了。不过第二天早晨，我在7：00跑完一英里半，然后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在车上的绿色塑料座位上拼命地做仰卧起坐后，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当穿着紧贴在我结实而又瘦削的身体上闪闪发亮蓝白相间的摔跤服踏上体重秤的时候，那样做还是值得的。体重秤的指针奇迹般地停在了111磅。
我可以喝水，它的味道从没有这么好过。我现在可以吃东西了：酸奶，甜甜的奶香润过我干渴的喉咙；还可以吃几颗葡萄。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参加洛威尔假日摔跤锦标赛的女性。在那座巨大的有六块垫子的视听会堂，有六十多个队参赛。而我是惟一一个身穿代表队制服的女运动员。
在开始摔跤前，我肚子一饿或者一想吃东西我就吃。我对自己的体型自我感觉良好。我差不多总是很活跃，跑长跑和骑自行车上学下学。我也偶尔有个“发胖”的时候，那时我的体型很不妙，可我对自己身体所作的决定，对给它放进去什么或者从它要出来什么，相当有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在我成为一名摔跤运动员期间和之后被扭转掉了。
这种扭曲始于几个月后我吃的第一块M&M巧克力豆——那是巨大的巧克力和糖的爆炸。它是我在几个月的节食期间一直梦想和盼望的一切。妈妈以前常对我说，对每一个作用力总是存在一个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是牛顿的物理学第三定律。我已经摈弃食物把自己饿了这么久，一旦我被允许吃，我就想放开肚子。M&M获得了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不许吃，吃不到，所以我对它觊觎已久。在我可以吃了以后，我就刹不住了。第二块M&M是次小的巧克力爆炸，不像第一块那样富有戏剧性。此后我吃的每一块M&M只有巧克力的一半寿命：它只有前面吃的一半那么让人满足。不久我便在狼吞虎咽那些糖球，就跟我在开始参加摔跤之前差不多。可是我以前会吃完一把就停下，而现在一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强迫性地吃了一把又一把，试图要把那几个被剥夺了吃它们的权利的几个月补回来。我觉得有罪恶感。我并没有意识到，无论我吃多少，我都永远不会补回不可吃的那几个月。这只会让我感到塞饱并有内疚。我的身体像气球般膨胀起来，或者对我来说看起来如此。我对自己身体真正的界线或限度没有清晰的概念。食物不再仅仅是营养；它是情感。食物成了填补我内心匮乏的一种办法。我试着通过吃来从感情上填补自己，但我永远不会成功。
过了好几年我才重新平衡起来，不过最终我是以一个更健康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自从高中摔跤以来，我从没有节食。我必须了解我可以吃并享受食物，必须明白吃我想吃的不会让我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停下来，吃了一把就满足，尽情享受每一口巧克力而不会继续被内疚感驱使。
我也学会了欣赏自己身体的男性化的一面和女性化的一面。我意识到我能够喜爱我身体的柔软的部位。我爱抚浑圆的大腿，对它们诉说爱的话语，欢迎脂肪回到我身上，进入我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带着厌恶触摸和看待我的大腿，痛苦地把它们从我这里切断。我懂得了在我锻炼并吃得好的时候，我感觉强壮而健康，这个健康要比我身体的具体尺寸重要得多。
第二部分 从流浪儿到哈佛学子
我姨夫罗恩在高中当了很多年咨询顾问。我是去咨询他的年纪最小的人。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六岁时曾去问他：“罗恩姨夫，哪所大学最好？”
“哈佛大学。”他说。
“怎么样才可以上哈佛？”
“你得做些不一般的事情，”他说道，“别人没做过的，像爬山之类。”我对此想了又想，但就我六年的人生来说，实在想不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去做像爬山那样怪的事情的。
我再没有想过要上哈佛大学，直到高三，在入学申请截止前八天。
我不打算上离我在昆西的家不远的大学。我已经厌倦了新英格兰的冬天，我把上大学看作一个机会，去见识一下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我翻阅着大学介绍小册子上那些明艳的照片，对那些阳光明媚的新校园、清新的春天、那些熠熠生辉不知名称的远方城市的天际轮廓着了迷。尽管会想念妈妈，可我想去某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像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等。我不想上哈佛，它就位于波士顿地铁红线的另一头。
我申请了位于纽约的新社会学研究学院，还有布朗大学。这两所大学都以特别自由主义闻名。就是这些大学似乎也太近。我申请了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点我很陌生。
12月下旬，我所有的大学申请表都已经寄走了。我去参加哈佛延伸学校课程（心理动力学和宗教两门课）举行的期末晚餐会。晚餐会在我老师剑桥的家里举行。
我准备了两道菜带去。一道是用酸奶、格兰诺拉麦片和苹果块做的丹麦风味菜，另一道是用茄子做的叫做炖菜的东西。我穿上最喜欢的圣诞节外衣，那是件红绿镶嵌的格子花呢裙子，我妈妈从庭院销售买来，然后给我改成迷你裙大小。我配上黑色长筒袜，脚蹬野战靴，头发染成绿色。我来到奥斯丁教授家的房前，被房子的大小和雅致所倾倒。一排木格子架包围着整幢房子，比我个头还高，架子上爬满了常春藤。我穿着法兰绒迷你裙，感到渺小而普通，仿佛是个五岁小孩子，一个脸蛋带着苹果般的红晕第一天上学见到老师的幼儿园孩子。我按响上面写着“按这个铃找多萝茜·奥斯丁和戴安娜·埃克”的门铃。另一个门铃上标着：“按这个铃找埃里克·埃里克森”。见到这些，我更为敬畏了。课堂上我们曾经读过埃里克森的书，他是弗洛伊德的门生和同时代人。我觉得好像被邀请到了某个只有在传奇中才存在的人的家里。
奥斯丁教授来开了门。班里每个同学都叫她多萝茜。她满头漂亮的银发映衬着一张热情的笑脸。她帮我脱下大衣。房子里早就挤满了学生。她接过我带的菜，高声说道：“多么好的菜！”她把它们跟其他食物一起放在那张大大的桃花木餐桌上。
我开始加入到其他学生中去，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从二十出头到白发苍苍的七十岁老人。那天晚上某个时候，我跟多萝茜说着话。她高叫着说她一直不知道我还在上高中，正要申请上大学。
“你申请哈佛了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说，“我觉得我不会被录取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能融入到哈佛的学生中去。”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些高中毕业致告别演说辞的学生和那些读过微积分、上过全部高级课程班并且从未缺过一天课的学生才好申请上的学校。
“噢，不，你一定要申请。”她向我保证哈佛大学是个十分多元的地方，尽管它以悠久的传统举世闻名，它同样还是个各色人等都能茁壮成长的学府。“你明天去拿一份申请表。”她注视着我，然后说：“我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屋戴安娜。她是哈佛大学比较宗教系的系主任。”她离开了一会儿上了楼，然后带着戴安娜一起回来。我在哈佛延伸学校曾经上过几门世界宗教课，对成为宗教专业的学生很有兴趣。
我跟麦克先生讲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说的话，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打电话给我的咨询顾问教师丹尼拉先生，请他到文化遗产课程教室来商谈。他们没有想到过我去申请读哈佛大学，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那种“上哈佛”的学生。昆西高中不是所顶级学校，即使是那些在毕业班里排名数一数二的学生也并不总是能够被常春藤大学录取。我在班里排名二十。我二年级的成绩平平——很多门得差和不及格的——那学年我刚好过了关。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成绩要好些——但我的成绩都没有达到4。0的。可是麦克先生说：“好吧，要是她们认为你应该申请，你最好就去申请哈佛吧。”
那天下午，麦克先生、我还有其他几名学生到剑桥的沃本恩山公墓去祭扫我们的朋友、也曾经是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的丽莉的墓——她前一年得白血病死的。于是我们到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弯了一下，拿了申请表。那天是12月24日，离申请截止还有一星期。
下一周我去拜访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这次是上午去的，那幢雄伟的房子洒满了阳光，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只有两位教授和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她们抽空阅读我的申请入学作文并帮我修改。多萝茜说她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后来我发现戴安娜也写了一封。
在那年除夕，我拿着填好的申请表来到位于花园街的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关着，但是我把厚厚的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在了积着雪的台阶上，希望过了新年办公室重新开门后有人会看到它。
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二月份，我被从十二名最终候选人中挑选出获得了波士顿花园优秀运动奖学金，在一次波士顿大熊比赛中场休息时我被颁了奖。
我赢得这次奖学金触发了一名《波士顿环球日报》记者通过麦克先生要来采访我的念头。那名记者来到文化遗产课程，在“稀疏的内地”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他问了我有关家庭、出生背景以及摔跤等的情况。我把自己孩提时代的事情和盘托出。
过了一个月，记者打电话告诉我报道第二天见报。上学校前，我冲进地铁站买了份报纸，内心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我坐下来等地铁。我很吃惊，报纸头版上有我的一张小照片，文章占了几乎整个体育版的第一个版面以及内页的整整两个版面。难道最近没有大的棒球比赛吗？我思忖着。报纸上也登着我在摔跤的照片，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篇报道不光写了我摔跤的事，还写了有关我整个的生活。我无法把它读下去。于是我叠起报纸，把它塞进书包。那天以及接下来整个星期，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跟我讲他们多么喜欢那篇报道。我说谢谢你们，可是我自己一直过了几个星期后才看那篇文章，因为我感到自己一切都被曝光了。
我直到4月初才获悉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了。收到邮局送来的厚厚的录取通知包裹，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决心上哈佛是因为多萝茜和戴安娜向我表明了哈佛的许多教授重视他们学生的个人兴趣。我知道哈佛是所伟大的学校，拥有许多其他大学未必具备的资源。它也向我提供了最大的经济资助，因为哈佛拥有最大的捐赠基金。我把对上靠家这么近的大学的疑虑抛在了一边。其实我知道得很少，乘地铁走T字形路线就能到的哈佛大学，后来证明是个比我原先以为的更陌生的环境。
我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知道我将要参加麦克先生为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举办的一个主要庆祝活动。这个活动名称叫做蛋糕涂脸。我们中有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被大学录取，在学校演出扮演主角，通过一门很难的科目，或是参加一个学生组织的时装表演等——麦克先生会悄悄地来到某个毫无戒备的学生身边，出其不意地把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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