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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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我那会儿在学校是属于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总是紧张、害怕，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家庭出身而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朱军：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张艺谋：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为人处事方面也一直比较低调。我很少参加圈里的聚会，也疏于跟大家来往。这有点像陕西人，我觉得陕西人很不善交际、疏于来往。尤其近七八年来，我很少跟圈里人交流，总是自己在一边做事。但是很奇怪，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内容上当然不能走极端，因为内容上有诸多限制。这好像跟我的性格是很大的反差。　　　　
　　　　朱军：你的性格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外冷内热？你终于找到电影这样一个载体宣泄你心中那种激情。　　　　
　　　　张艺谋：别人也这么分析，我想可能是这个样子。在电影中我可以肆意表达一些热烈的激情的张扬的东西，但生活中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好。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受宠若惊进北影

　　　　受宠若惊进北影　　　　
　　　　朱军：你当时考电影学院完全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脱离完全用体力来养活自己的环境。其中有一段时间差点被人给劝回去了，“读两年就行了”，“拿一个大专就可以了”，有这么回事吗？　　　　
　　　　张艺谋：有这么回事。我当年是破格录取，今天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因为都法制化、规范化了。进了电影学院有点像一步登天，我是受宠若惊。两年以后，学校领导跟我谈：“当年部领导说你可以提前毕业，那么现在两年了，你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我当时就有点想走了，脸皮薄，总觉得好像赖着学校也不好，但是我很在乎毕业证。　　　　
　　　　朱军：大专跟本科当然不一样。　　　　
　　　　张艺谋：不，给我大专我就走了。当时我就问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证书，学校领导说要想一想回头再答复我。后来我赶紧给陕西的哥们写信、打电话，他们说如果我有毕业证——大专也行——就可以帮我在报社“活动”一个工作。我就特别想拿一个摄影系大专就走，我不想呆了，但是后来老师告诉我不能给我毕业证。完全是为了能拿个毕业证，我就申请再读两年。那时候我对电影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也不知道它将会是伴随自己一生的至爱，完全没有想到。　　　　
　　　　朱军：就在莽莽撞撞的状态之下，你一直在往前走，而且从来没有停过。从工厂到电影学院，然后去做一个电影人，在这个超越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性格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　　　　
　　　　张艺谋：陕西人的性格比较一根筋，比较执着，我觉得陕西人不灵活，做生意一定会失败。我就很不会计算，但是比较执着而且比较顽强，就是要一步一步地干。进电影学院，突然变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长期的梦想就是脱离车间到厂里的工会做一个宣传干事，我想了七年。为了那件事我曾经多次到劳资科长家里活动，以工代干就行。所以我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太偶然了，太离谱了，而且也太幸运了。我完全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也从来没觉得我就是那块料。　　　　
　　　　朱军：其实当时很多人面临同样的机遇，机遇不是单独给你张艺谋一个人。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把它形容成一个偶然和意外？　　　　
　　　　张艺谋：说来话长了，我简单地说。我想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会照相，就拿了一些照片给老师看，老师也觉得不错。但是我超龄了，要求是18到22岁，当年我已经27岁了。我到北京来报名，学校不让报，在西安考场的考试我也参加不了。他们考了三天的试，我在外头转了三天。我特别着急但是没办法。西安考区的老师也很欣赏我，说可以把我“推荐调到西影去”。我不甘心，在高人的指点下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我的摄影作品。我前妻的姐夫认识老画家白雪石，所以我又给白先生写了一封信，加上画册一起送到了北京，就没有消息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部长特批了我。我一没考试，二没面试，三没体检，四还超龄。其实如果我真的参加考试，很有可能会考不上，因为摄影系要考数理化，我数理化是一塌糊涂，只有初二的水平，而且早就撂干净了。政审也会很糟糕，那时候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落实。这两项我肯定过不去，我考不上。　　　　
　　　　朱军：听了你的简单介绍之后，我倒觉得正是你的执着帮了你，如果你在考场外晃悠三天就放弃的话，恐怕你就没有今天了。　　　　
　　　　张艺谋：也许是这样，性格起了一点作用，试一下吧，也没关系。我有特别强的紧迫感，同学比我两个弟弟都小。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太不容易了，而且我又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努力，一定不要浪费时光。我闲不住，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不赞成，他们拉我去休息，让我放松一个星期，什么都不要想。后来我发现不行，那样我反倒累。我不是很喜欢玩的人，跟大家玩我觉得很辛苦，不如做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事。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电影就是心里至爱

　　　　电影就是心里至爱　　　　
　　　　朱军：你回到母校北京电影学院跟学生交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可以推翻你们心里所有的东西，甚至于你们的父辈，但是你们一定要珍藏你们心里的爱，你们心里的梦想。”我想问你，你心里的爱是什么？你心里的至爱是什么？　　　　
　　　　张艺谋：其实今天说来，心里爱的就是电影，我不敢说我是个多少好的导演，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中国最勤奋的一个导演。我一直在拍电影，前两天我们还在谈一个电视剧。别人老说：“艺谋你还要怎么样呢？”　　　　
　　　　朱军：我也想问，你还要怎么样呢？　　　　
　　　　张艺谋：还为名利来做吗？或者还想达到什么呢？我都五张了，今天已经不为这些一般的目的在做了，实际上就是喜欢、就是爱。你说是至爱也可以。我知道打死我都不可能拍出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朱军：你在电影当中呈现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很自信、很有个性的一面，为什么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这么没有自信了呢？　　　　
　　　　张艺谋：应该说我是有自知之明。我仰慕的那些电影大师的伟大作品，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做到。更不可能像一般人讲的，我拍电影是为了拿奖。这些东西已经不是让我投入工作的动力。我喜欢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喜欢它的过程，真的是喜欢它的过程，因为结果是完全不能控制的，而且是没有标准、没有上限、没有终点的。拍电影的过程让我很迷恋，让我觉得很动心。我是一个导演，我想拍一个故事。　　　　
　　　　朱军：也许是做了一个梦，也许是虚构了一个故事。　　　　
　　　　张艺谋：可以讲是虚构了一个梦。然后一步一步，找钱，然后大家集合在你这个旗帜下，一起开始圆这个梦、造这个梦。每个人都付出许多努力，整个过程中有快乐、有悲哀、有苦恼，最后把这个梦呈现给大家。这么多年我已经慢慢不看重结果。我喜欢实现梦的过程，我喜欢大家在一起。　　　　
　　　　朱军：你们这一批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也就是第四代和第五代中国导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叛——在超越你们的前几代。　　　　
　　　　张艺谋：其实反叛这个词用在年轻导演的身上也特别对。这些我们俗称的第六代、第七代中国导演很强烈地要求反叛，他们甚至以我们为目标，以我们为反叛的一面墙。现在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想法，对我来说，创作要反叛的主要是自己。我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题材，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风格，拍一些不同的东西。　　　　
　　　　朱军：总是想把一些新鲜的东西带给大家。　　　　
　　　　张艺谋：很坦率地说，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注意到差不多近六七年以来，我的每一部电影出来之后都是被人批评。批评的声音多了，我也比较习惯了。现在拍电影，一点都不想“能不能让大家都说好”，已经不作这个奢望了。如果我再拍10部电影，那么对这10部电影的批评可能都会多于表扬。十几年前拍电影就是要听一声好，觉得那很重要，现在不会了。　　　　
　　　　朱军：一个人在受到肯定的时候，自然会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力来。　　　　
　　　　张艺谋：我慢慢地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更多地重视过程。当然我不可能超凡脱俗，我们总是在世俗当中打滚。而且现在我也明白一点。永远是众口难调，对人、对事、对一个作品永远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一切都很正常。　　　　
　　　　朱军：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人真正理解你的电影？　　　　
　　　　张艺谋：我还是不能清楚地说出是哪一些观众喜欢，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有时候电影放映完了，观众如果知道我在，大家都会起身鼓掌。虽然一般情况下都是礼貌性的鼓掌，但是你从这些陌生人的眼神中能读解出他们是礼貌还是由衷的喜爱。看到那种由衷的眼神，我会很幸福，虽然我表面上会假装若无其事。由衷的欣赏你的眼神和那种掌声，会让你陶醉，会让你喜欢，会让你爱，会突然让你觉得你没有白干，就是那一刹那。　　　　
　　　　朱军：你既然了解那种感觉，为什么不会用一些好的言词去面对或者是对付你眼前的工作人员？　　　　
　　　　张艺谋：经常不会。　　　　
　　　　朱军：我听说有一个美工因为多喝了点酒，你批评了他。批评完以后，你对他说：“你工作还是不错的。”结果这个美工大哭，跟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被你表扬。就这么吝啬说表扬的话？　　　　
　　　　张艺谋：没有，你听的是传说。　　　　
　　　　朱军：据说是有出处的。　　　　
　　　　张艺谋：那也许是因为我对人要求严格吧。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很少用极端的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很少善待自己。这种习惯可能导致我对工作人员经常不吭气，人家做完工作以后，我就是简单地点点头，也不做更多的评价。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个性。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我，做不了大师

　　　　我，做不了大师　　　　
　　　　朱军：你以前说过一句话，你永远不会成为大师。我特别不能认同。作为你的电影观众，我们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成为大师。　　　　
　　　　张艺谋：我还是觉得不行。　　　　
　　　　朱军：我只是把这份情感转达给你，希望你不要过于谦虚。　　　　
　　　　张艺谋：我还真不是装谦虚，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不必要再装什么。　　　　
　　　　朱军：其实在普通电影观众的心里，你已经成为大师了。在你心里大师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要拿到一个什么奖？　　　　
　　　　张艺谋：那倒不是。奥斯卡奖只是一个美国标准，但是国内的观众和国内的媒体是有一个奥斯卡情结，所以它是一个重点话题。我觉得得奖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就算是你得了，你也不一定就成了大师。我心目中的大师，我举亚洲的例子，就是黑泽明。他的电影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电影是经典。我的电影不能说是经典，只能说有几部还不错。一部电影或者一个人的几部电影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经典，这是大事，我觉得很难做到。今天也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　　　　
　　　　朱军：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你选择放弃还是坚持？　　　　
　　　　张艺谋：成为大师吗？这个不能是目标。　　　　
　　　　朱军：为什么不能是目标？　　　　
　　　　张艺谋：没有标准。我也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有时候我也会想，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都死了。　　　　
　　　　记者：几十年以后。就像我们看前人的作品一样。　　　　
　　　　张艺谋：对。我们看前人的作品，因为不了解他那个时代、不了解围绕他作品的争论，所以总是仰视的。我当年在电影学院看费穆的《小城之春》的时候，只看了这一部电影就觉得费穆真的是大师。我完全不知道他1947年拍这部电影的经过，也许当年很多人说这部电影不好呢。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朱军：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张艺谋：你是指创作呢，还是指生活？　　　　
　　　　朱军：我想应该是全部。　　　　
　　　　张艺谋：我还是最在乎理解吧，被人理解。我不一定要求被人赞扬——当然谁都不喜欢太多的批评——也不要求别人的喜爱和尊重，这些都不是我最在乎的。如果一个人理解我，那么他爱我、恨我、打我、骂我、夸我，我都舒服；他跟我就算10年不来往，见了面跟我握握手我都舒服。理解对我来说很重要。　　　　
　　　　朱军：你觉得你目前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张艺谋：你指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　　　　
　　　　朱军：方方面面。　　　　
　　　　张艺谋：我最大的缺点还是不擅长跟人沟通。　　　　
　　　　朱军：认识到了，但是就是不改。　　　　
　　　　张艺谋：这是性格，改不了了。必须了解我的个性才能跟我工作，否则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跟人不牵扯。家庭遗传基因就是这样的，在我印象中父亲也很不擅长跟人沟通。他从来不出家门，跟左邻右舍都不讲话，都是让我妈妈去打交道。　　　　
　　　　朱军：你的优点呢？　　　　
　　　　张艺谋：优点是比较努力，比较勤奋，也比较实在。　　　　
　　　　朱军：现在如果让你面对你最爱的人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张艺谋：一时想不起来要说什么，请大家理解我吧。　　　　
　　　　朱军：有很多观众非常关心你目前的生活状况，能不能给我们多少透露一点。　　　　
　　　　张艺谋：其实我的生活是特别普通的。简单地说，现在算是王老五。　　　　
　　　　朱军：金子王老五。　　　　
　　　　张艺谋：一个人，主要以拍电影为生。拍电影和与拍电影有关的所有边缘活动，占了我生活的80％左右。剩下的20％是跟一些比较知己的好朋友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