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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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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是该找一个人在身边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张艺谋：还不着急，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像我这种到处跑来跑去的，将来再说吧。
朱军：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儿也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最后，我想请你面对喜爱你电影的观众，或者是面对所有你的电影观众，说一句最想告诉他们的话。
张艺谋：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关注我的作品，议论我的作品，也期待我的作品。我很希望每一部电影大家都喜欢，但是我想这很难做到。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理解我拍电影的这点心，理解我对电影的这种真正的热爱，理解我对自己的追求的诚意。以后我还会拍电影给大家看，我也欢迎大家对我的电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我只是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我跟你们一样实际上也是一个普通人。我希望跟你们是朋友，谢谢。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表面的敷衍与奉承
绝对幕后
《英雄》是张艺谋的大片，隆重的电影首映式和新闻发布会，一举一动都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影片中明星大腕星光熠熠的出场似乎都没能盖过张艺谋的光彩。张艺谋依旧是朴实的，简单的装束与这样的大场面有点格格不入。在我们独家采访张曼玉和梁朝伟等《英雄》中的大明星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讲述了对张艺谋的平和那种发自心底的尊重，绝不是流于表面的敷衍与奉承。
很多演员都说想和张艺谋合作。记得刘德华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起；我们的嘉宾梁天在演播室里对着镜头说，“能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跑个龙套都非常的高兴”；章子怡对张艺谋最经典的评价就是“导演知道自己要什么”。尽管在《英雄》的宣传期间，很多演员都职业而机械地对媒体重复着词句，但是我能感觉到，说起张艺谋的时候他们是认真的。
张艺谋还是没有走进《艺术人生》的演播室
录节目的时候，节目组决定在张艺谋位于东南三环一幢普通居民楼的工作室里搭建简易的演播室，几乎将人家的工作室拆了重新装修。张艺谋走进工作室的瞬间，吓了一大跳。我们觉得兴师动众地打扰了，没有想到他却不好意思在前：“本该进演播室的，但是答应了一家媒体就只好拒绝别的了，大家谅解吧……”于是，在这个凌乱狭小的演播环境中，我们完成2002年最后一期节目。由于经过技术上的移花接木，观众并没有看出和平时节目的区别，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期非常特殊的节目……
因为工作室供电的原因，我们的灯少打了几盏，桌子椅子也非常简单，没有观众也就没有了掌声，在场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都各有各的忙碌。这样的情景与我之前的想像大相径庭，那本该是隆重而热烈的见面啊。摄像师是现场最认真的工作人员，生怕被火眼金睛的张导演看出疏漏的地方。管灯光的工作人员一个劲地遗憾没有预料到电压的问题，以至于设计好的效果没有呈现出来，为此他不住地向张艺谋道歉，张艺谋笑着说没什么。
朱军那天穿了正式的西装。记得张艺谋见到他的时候还有些许的歉意，询问是否自己的打扮过于简单。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除了必要的沟通与交流没有任何寒暄，因为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节目中，张艺谋的语调一直非常平稳，甚至时不时地半垂着头，无论说到什么都没有慷慨激昂，那是一种成熟男人的稳重沉着。现场很静，等到半个小时该换带子的时候，大家都感觉才过了十分钟。除了全神贯注提问与聆听的朱军，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职业的沉默和稳定……
张艺谋可能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至少那天是。做节目的时候正好是《英雄》的宣传期，张艺谋接受访问的频次极高，每个问题都像是带有一种尖锐的质疑。朱军那天的问题都很平和简单，因为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几乎每个街上的老太太都能道听途说地指出《英雄》的几处缺憾。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将一次安静的独家访问变成一次独家的质疑，何况在那天那时那景中《英雄》忽然变成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话题。我们仅仅访问了这样一个人，平和淡定，带一种只属于自己的收获和疲惫……
访谈顺利结束，我们收拾好准备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我找不到自己的包了，于是所有人在工作室里帮助我寻找。忽然，张艺谋指着一个大书案底下的棕色皮包问我：“是这个吗？”我还没有接话，张艺谋就敏捷地弯下腰，钻进了书案底下，将包捡起来弹弹灰尘，笑笑交给我：“瞧，我这个工作室太小，给大家添麻烦了……”因为这个小插曲，大家又攀谈了一会儿。
那次录制之后我们就和张艺谋失去了联系。但是无论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看见张艺谋的时候，我都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毕竟在我心中，他从一个“见首不见尾”的神变成了一个有着一面之交的普通人。那天他的衣着普通得我都记不住了，除了那张熟悉的兵马俑般坚定的脸……
我并不是想歌颂所谓大人物的平易近人，而是想用微弱的文字粉碎一些猜想似的传说。我不喜欢跟风所有关于他和他的电影的说法，我对电影的发言权就是一个普通观众的浅见。我也不想只因为一次职业的合作就夸赞他的品德高尚，但是那天我看到了他的一种道性：稳定而平和。所以我坚持认为，无论张艺谋的电影如何，张艺谋是一个配得上敬佩的男人……
（本期导演马宁）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白岩松杨澜（1）
如果一个主持人代表着一档节目，那么十一位主持人在一个节目中又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当代电视的轮廓，还是大众的审美标准？主持人是一种特殊的明星，天天在不同的情节中演绎的就是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说起困惑，杨澜在事后的一个访问中概括得最好：“如何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节目类型，如何使自己想做的事得到足够的认同，前方没有领路的，后面却有不少人追随，下一步往哪儿走？跟谁商量？怎么办？……”
这也许不止是主持人的困惑吧……
激情现场
白岩松杨澜
朱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与以往完全不同，《艺术人生》开播四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将演播室从北京搬到上海。现场坐着五六十位来自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前辈、老师和同行，说实在的，还真有些紧张。同时，我在心里也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让我们期待一期好看的节目，一期让人感到温暖的节目。首先我要请上的是我们的第一组嘉宾杨澜、白岩松，有请二位。
杨澜：你好，朱军，又见面了。
朱军：又见面了，请坐。见到你们二位，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先来？
杨澜：岩松你先来吧。（大笑）
白岩松：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他随时会把话头甩出来给你。他那个问题太大了。用简单的话来说，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传媒当中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行当。
杨澜：有一次我要出差的时候，我儿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你的工作什么有意思呢？”“妈妈一个人做节目，有很多很多的人能看啊。”后来我儿子又说：“有人看就有意思吗？”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然后我就问他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他说喜欢。“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大家都爱听。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
朱军：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主持人是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捱骂的人。（热烈的掌声）
杨澜：一看朱军就感想深刻。
朱军：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东西？
白岩松：我让前辈先讲。（笑）
杨澜：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大笑）我跟岩松估计是同一年的，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OK，我不透露你的年龄了。（边笑边说）
白岩松：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前辈，我是看她节目长大的。（笑弯腰）1993年的2月份，当时我在电台，崔永元老哥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缺一策划。”当时明显感觉工资不够花，他说可以兼职，我就去了，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我们的制片人突然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我完全懵了。他说：“你去北京火车站，有一个化妆的人在等你。”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到了山东以后，我说不知道怎么看摄像机，他们就说：“你采访你的，电视找你，不是你找电视。”我就由策划变成了主持人。但是真正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琢磨这是个什么行当，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呢。
朱军：应该想明白了吧。前一段时间，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专心致志地做主持人。
白岩松：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热烈的掌声）12年前我110多斤，那时候真是营养缺乏，现在我160多斤。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原来是《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由心生。他说，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
杨澜：人不说嘛，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台下的崔永元一直坏笑）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白岩松杨澜（2）
朱军：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我觉得一个主持人是不能和他主持的节目分开的，就像朱军和《艺术人生》已经完全捆在一起了，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白岩松：曾经说过一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成白岩松特别狂。他问我说：“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我这么说，但是我发现没实现，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这样你就不会对现在很满意。假如有机会——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像球星挂靴有一个告别赛的话，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
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还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他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栏目的名字。当时制片人跟我们一块出差，他特黑地说：“这就开始了。”
杨澜：一切麻烦、快乐、虚荣心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跟屏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跟司机乱贫，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儿啊，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光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没有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什么感觉？喜悦、紧张、忐忑，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虚荣心好像挺对的。
杨澜：我觉得肯定是有虚荣心的。
白岩松：我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我说做这个行当被人认出来，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觉得跟我妈特近，我就觉得我妈在看着我。后来这篇采访用的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
朱军：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另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的直播。我从来没做过直播，紧张，怕自己说错。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的一下子。非常恐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当我第一段直播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第二个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年做完悉尼奥运会回来之后，我就离开《东方时空》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办成，但是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出台。那段时间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朱军：这是第一次披露？
杨澜：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后来因为大学生到国家机关工作以后需要到基层锻炼，所以我就去大庆锻炼了。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是想过把我换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三个月我还能做好，就还有机会，如果做得不够好，肯定就换别人了。我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突然觉得单纯做一个主持人，命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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