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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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学校刊》上撰文《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从思想上启迪团员学习列宁主义，主张以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中国共青团，阐明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谆谆告诫团员“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
　　１９２５年６月，曹家渡纯善里一所“平民学校”开学了。课堂设在一间旧房内，全部家当只几张板凳，这就是父亲领导的培训工人基层干部的“５２号训练班”。他身先士卒，定期在训练班讲授共产主义ＡＢＣ。
　　训练班成员来自沪西区振华纱厂、绢丝一厂、绢丝二厂、公大纱厂、中华纱厂、爱迪生灯泡厂等，一百多名团干部，并且有一半女工。男工文化水平低，女工更低，大多是文盲，不要说接受共产主义理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只能认，不会写。怎样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呢？“五四”运动时期，湘江岸边长郡平民半日学校教音乐的情景又浮现在父亲眼前、５２号训练班的培训就这样从教歌谣开始了。“我伲穷人真伤心，住么住格‘滚龙厅’，关么关格芦芭门，门搭用格布条箸……”一句句上海方言俚调，描绘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苦情。课堂气氛登时活跃起来，许多女工不禁边唱边流泪。接着，父亲又给大家讲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生活。于是，“阶级”“共产主义”等概念渐渐地形象化地被工人团员们接受了。
　　（三）与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
　　“五卅”运动以来，工农革命势力迅速增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全国青年中威信很高，引起资产阶级右派的恐惧与仇恨。他们加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运动的领导权，妄图打击和削弱共青团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派的猖狂进攻。　
　　　　　　　　　　　　　　　　　　3．建设共青团（2）
　　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他不但发表文章而且到青年中去讲演，散布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鼓吹无产阶级要无条件地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有自己的政党和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对此，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父亲和恽代英联名签发“关于加强宣传工作，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指示，要各地派头脑清晰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级宣传训练委员会，向国民党左派指明孙中山容纳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一切要排斥共产党者根本违反孙中山的思想，揭露戴季陶调和劳资是牺牲工农利益”，指出“只有阶级斗争能实现民生主义，以及民权、民族主义。”否则，大多数工农群众不觉悟，国民革命绝无成功之可能。同时运用《中国青年》作宣传阵地，批判戴季陶的谬论。
　　这时，与戴季陶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也在疯狂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思想阵地。
　　国家主义派是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一小撮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别。他们利用创办的《醒狮周报》及多种刊物宣传其“内除国贼（即共产党）”“外抗强权（即苏俄）”反对共产党与苏俄；同时，他们又用“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以及“国家”“民族”这种堂皇的字眼欺骗了不少青年学生。
　　为了争取部分受欺骗的青年学生，父亲十分注重与国家主义派斗争的策略，一面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对其反革命谬论进行坚决地批判；一面从组织角度入手，瓦解敌人队伍。他与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主任林育南联名签发通告，要求各地派“观点明确而忠实”的同志，侦察反动派的组织内容及活动，争取反动组织中的群众，“在有反动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的与对方冲突或分裂。”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执委专门发出“告孤军社、醒狮社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书”，号召他们“放开眼光，消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与坚决地斗争，不久，国家主义派分化了。其中某些小团体如“中国少年自强会”、“起舞社”等纷纷自行解散，发表宣言，宣布“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还有的人写文章宣称他们“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从此，国家主义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影响日益缩小。
　　１９２５年底，由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右派贺衷寒、缪斌等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为标榜，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之遥相呼应，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长甘乃光为后台，广东产生了“孙文主义青年团”，已初具模型，打着团结革命青年的旗号，主张革命青年团体可以集体加入孙文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广东省委鉴于孙文主义青年团之名称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与作用，经中共广东临时区委同意后，决定采取主动，于筹备之初即派人取得了起草章程的筹备委员地位，同时，立即上报团中央。
　　父亲接到广东省团委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甘乃光之流名为“国民革命应有单独的青年运动”，实则是“为造成自己派系在青年群众中的势力”。他认为“一种青年团体的组织；必须有一种共同利益的立场”，而这种各阶级青年的政治联盟性的组织，在经济与其他利益上因各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就不可能只代表无产阶级青年的利益，相反会妨碍无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因此，必须反对这种组织的产生。
　　于是，他当即复信广东省团委，详陈利害，指示广东省团委：１．向甘乃光及其主张者说明这一组织将来的不良结果，使其改变这种企图；２．抓住已有的组织不使其发展并促其消灭；３．在党团刊物上公开反对这种组织的产生。　
　　　　　　　　　　　　　　　　　　3．建设共青团（3）
　　经几番斗争，甘乃光的企图破产了，孙文主义青年团很快瓦解了，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确保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统一。
　　（四）实施党团分化，壮大党的队伍
　　胡耀邦曾说，任弼时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起初，我并不理解这一评价，待了解了父亲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后，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历史形成这样一个事实，从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最初建立时，就形成了为了有利于党的安全和进行有效的工作，党的许多工作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党称为“本校”，团称为“预校”。各地情况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搞三方面活动。以至到大革命初期，甚至出现团的组织比党大而普遍，而团员年龄也以２１至２５岁居多，超过２５岁的也不少，也有许多地方只有团而没有党的组织。
　　对此，党、团中央多次决议进行党团分化工作。特别是“五卅”运动爆发后党组织的发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团不得不代替党工作的状况促使党团分化工作加快落实。
　　父亲领导团中央立即实行“按年龄加以分化，把超过２３岁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加强或创建党的组织”，并且规定“以后发展须以２３岁为最高限度”。此后又规定“（一）凡年龄超过２０岁之团员全数介绍入党；（二）凡年龄过２３岁之团员入党后，完全脱离团的组织；（三）不到２０岁而能活动的团员亦得加入党的组织。”把团员转党的年龄再次降低。此后不足一年，共青团输送给党３　０００余人，占团员总数３０％，并有３　０００团员兼党员。既为党组织送去大批新生力量，又为团组织青年化创造了条件。
　　（五）确立共青团的性质
　　１９２６年上半年，由于入团的年龄一再降低，更由于团组织成分发生较大改变，４２％是有觉悟的工农青年，学生运动已逐渐成为过去时代的工作。团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突出出来。同年７月１９日至２２日，父亲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三届一次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怎样使团组织青年化群众化。
　　有的代表提出青年团“应是做文化运动的组织”，青年化的意义就是以后团应多做“青年文化运动”。而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此种解释，有的说：“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党”、“是党的候补学校”、“是党的左手”、“是列宁主义学校”等等。
　　最后，父亲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以前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代，做工作是学生运动、非基运动、反东方文化“泰戈尔”运动，确实有声有色，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学生中确实有些影响，但现在的团已经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它应当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组织，应当代表无产阶级青年谋利益，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团体。所以，我觉得还是定为“共青团是列宁主义学校”。
　　接着，父亲又就青年化、群众化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我们所说的组织青年化，绝不仅是与党员在年龄上的分化，而是一切组织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需要，青年化的意义不是减少团的工作而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众中去。对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其本身利益，“须在学生群众中扩大团的组织，尤须注意在中等学校及高小学生中从事发展”，组织学生会，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青年工人的经常工作是“召集无党派青年工人的会议”，以俱乐部、同乐会等游戏娱乐组织吸收广大青年群众，扩大我们的宣传，使劳动青年接近我们。
　　此次会议通过《目前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共青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应在大多数青年群众中发生影响。共青团建设的这一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1）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６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往。面对青年共产国际的讲坛，父亲向来自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青年在“五卅”、“三一八”、北伐等运动中的业绩，国际战友无不为之赞叹。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扩大全会若干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最有力的支部。
　　然而，正是这一最有力支部的负责人，即将面临的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父亲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认识也不是从开始就很清楚的。“五卅”运动兴起，中国共青团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全国大部分省、社会各行业都建立了组织，唯独军队没有，特别是北伐以后。当时，以父亲为首的团中央认为，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军队也是由工人、农民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壮大我们的力量。为此，主张在军队中建立团组织，使团在军队中有发展机会。
　　但是，由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建立自己武装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军事工作一开始就局限于做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工作。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党与军队的关系便作了新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的支部，对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并认为：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就不要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不要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不安。而对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内部关系问题，则认为军队中青年与成年没有不同利益，且青年占主要成分，若在军队中建立团的组织，会造成党的发展困难等等。
　　父亲当时是非常尊重陈独秀的。
　　在政治上，陈独秀对父亲有过启蒙作用。１９２０年秋至１９２１年春，父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不但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１９２２年冬，陈独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专程去“东大”看望中国同学，并于１２月７日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大会，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父亲等为中共正式党员。
　　而今，父亲已成长为一个青年革命者，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但并没有改变他对陈独秀的态度。
　　党中央既然有如此决定，团当然不能再企图在军队中去建立组织了。父亲虽然觉得应在军队中建立团的力量，但不能与党抗争。结果，团派到军队中的同志，因没有形成单独的组织而处于一种涣散而无组织的状态。
　　因此，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期间俄国同志提出：“中国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与方法怎样？”当时，父亲却无言以对。特别是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父亲对这些论述感到非常亲切。这进一步使他思索：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面对这些重大问题？
　　１９２７年春，父亲返回祖国。
　　此时，上海已沦为蒋介石残害革命同志的血腥屠场。迎接父亲的是铺天盖地的坏消息：“四一二”以后，上海８　０００名团员只剩３　０００；“四一五”后，广州６　０００名团员损失一半，童子团几乎全部瓦解。敌人的凶残令人发指；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更为亲者痛仇者快。直至蒋介石大屠杀前一周，汪陈宣言还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