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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任弼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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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７日，党的“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父亲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作了长篇报告。遗憾的是他既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正确对策。讨论中，父亲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2）
６月下旬，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接踵而来。披着“左派”外衣的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一再指责共产党“捣乱”，工农行动“过火”。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一面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寄希望于两党联席会议的“上层谈判”；一面也随着汪的调子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命令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说什么如ＣＹ（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不听令，连ＣＹ也要解散。
局面十分严重，党内有的同志主张：“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要说什么让步，说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行为。”但陈独秀却说：有事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无奈，父亲领导团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特请党的中央总书记出席团中央会议。
此时，为安全起见，党团中央机关先后从汉口搬到叶挺的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扎地武昌。共青团在武昌的新机关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
陈独秀在秘书黄玠然的陪同下来到这里。
六月的武汉，闷热得像蒸笼。当时陈独秀的心情非常不好。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汪精卫一再责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内，争论也非常激烈。当时黄玠然根据陈独秀口授而记下的日记里，都是“会议无结果”、“会上意见分歧”之类的文字。
正式开会前，父亲先请陈独秀到二楼小客厅坐定，随后即将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陈独秀看。
开始，陈独秀并不很以为然地信手翻阅，并叨咕着什么“幼稚”、“荒唐”？选而当看到意见书中对武装工农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党中央的右倾做法提出意见甚至责问时，本就性格急躁的他再也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几下就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斥责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见状，父亲却异常冷静，只是请陈独秀再去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陈独秀站起身，拂袖而去。
父亲是很有点韧劲儿的人，一次不行，再来！他希望党的总书记能够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企盼革命尽快出现转机。
大约６月２９日或３０日，党中央在武昌新机关召开常委会议。因当时父亲尚不是常委，不得出席会议，就将意见书交给一位常委带到会上。团中央决议对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问题、武装工农问题均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陈独秀一听，即“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关于国共关系的１１条《政纲》。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
《政纲》上写着：“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分子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与政府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律范围之外，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
父亲对《政纲》逐一推敲，感到很激愤。父亲要求发言，打算通过共青团提出的一项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党的路线的决议。陈独秀当即制止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父亲毫不退缩，当即呼吁与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表示意见，又遭陈制止：青年团国际代表不能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但他不能进行干扰！
陈独秀的家长制又一次发作。团中央的意见书最终被禁止宣读。
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
８月７日，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今鄱阳街１３９号）二楼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确定了新的战斗纲领。在毛泽东等人发言之后，父亲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3）
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北伐结果，唐等势力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中说ＣＰ与ＣＹ意见冲突，主要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
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父亲在列举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事实后说：“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作用。”
在谈到改组党中央领导时，父亲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对陈独秀，他不无尖锐地说：“老头子应去莫”，其意是要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去。
最后，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陈独秀“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这就是会议对父亲的赞扬。在这次会议上，２３岁的父亲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1）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了２８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大事变。这个大事变造就了逐渐成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大事变占据了父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全部生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走进中共中央领导层的２０余年。对此，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十年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父亲自１９２５年１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就常参加党中央的会议。１９２７年党的“五大”后，他也经常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偶尔也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这大都是作为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从严格意义上说父亲参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是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背叛使中国大革命夭折，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斩尽杀绝，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秋收起义原计划是以占领长沙为目标。中共湖南省委定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６日举行长沙暴动。当各路起义队伍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夺取长沙计划，将队伍改道退到萍乡看情况再定。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实际情况，于１５日晚决定停止次日暴动。
不料，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的强烈反对。他在指责省委的同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称：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并对起义之初的战绩作了蓄意的夸大。他要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工作。
１９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派父亲“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动摇。”次日，父亲即启程。
２２日，父亲到达长沙，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按临时中央指示精神改组省委。并于当晚向中央书面报告，分析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原因，指出：“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鉴于株洲、萍乡铁路方面暴动已完全失败，平江、浏阳已不为工农军掌握，长沙有敌军九千余布置严密，能起来暴动的群众仅千余人左右；湘东初败，很难立时反攻，此时立即发起暴动“必大遭失败”。特向中央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并同马也尔一起拟定《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指出：今后工作“原则还是进攻的”，但一定要有“相当时期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乎于自欺）”。
父亲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当然，父亲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也会有历史的局限，但是，他是尊重事实的，处理问题是审慎的。
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湘，调父亲回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利用这一机会，父亲回老家湖南湘阴探亲。
这是父亲自１９２０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赴莫斯科东大以来第一次回家。
故乡青山依旧在，却平添了祖父的坟冢；秋风无力吹黄天井里栀子的绿叶，岁月却让祖母的青丝染霜。
在家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父亲恨不得包揽祖母的全部操劳：担水、烧饭、打扫房间……为了感谢亲戚朋友多年对家庭的照顾，父亲特意以为祖母作５０岁生日为由设家宴，宴请大家。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2）
父亲还想为祖母做更多更多的家务，然而，他必须走了。祖母不善言谈。父亲临行前一日，祖母只说：“我留不住你。”说罢，坚强的祖母，强收住已淌下的泪水。她给父亲雇了一抬轿子，从唐家桥抬到白水火车站，往岳阳方向去了。
祖母和父亲却没有料及，这一别竟是永诀！尽管后来母亲把我和大妹远征先后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但直到祖母去世，父亲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祖母！
父亲回到武汉，中共中央已迁至上海。１０月１９日，父亲接到通知：务必于１１月７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紧急会议。
这一阶段，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而对中国实际国情不甚了解的共产国际代表更作出了许多错误指导，“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通过１１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盲动主义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仅团员即由团“四大”时的３？郾５万人减少到１万余人。
有过亲身考察湘东暴动实践的父亲经过冷静地观察思考与分析，终于在１９２８年１月完成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第４期），批评盲目暴动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暴动行为，探讨失败原因，总结策略方法，视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工作方针。
父亲批评“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观念非常危险，“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弄暴动的错误。”
父亲特别强调“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真等于革命的罪过！”
他分析各地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群众本身既无有效组织，更无暴动夺权意识。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
父亲的文章发表不久，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又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批评盲动主义和罗米那茨的错误。４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收到上述决议案后，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通告，承认中共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
大约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底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率先提出从团中央调人到党中央工作。此后几个月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曾提出调父亲做党的工作，瞿秋白倾向父亲到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
不久，父亲正式调到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
2．留守·被捕·到苏区（1）
父亲到中央工作负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和李维汉、罗登贤在中共“六大”期间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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